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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媒的是我幼年時期的一位女友。半夜，她打來長途電話，語氣熱烈地介紹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講得跟我一樣好！……認識一下有什麼關係？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練練英文嘛！”
此女友是我幼兒園裡的小夥伴，從第一次婚姻中走出來的我即便對全人類都沒了信賴，對這女友，我還是有一句聽一句的。當然，對於一個年輕的美國外交官我也難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下午六時三十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準備晚餐。聽到叩門聲，我迎出去，一個大個子美國青年站在門口，脖子上的細鏈吊著一塊牌子，上面寫“美國國務院/勞倫斯·沃克”。我們握手的一瞬，誰也不曾料到這塊進入美國國務院的牌照將會是那麼一種下落。更沒想到，這個隨意的相會在我和勞倫斯的生命中埋下了那麼戲劇性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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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的確操一口標準國語。一問，原來他在美國駐中國瀋陽的領事館任了兩年的領事。他的隨和、健談立即沖淡了這類會晤的窘迫。我掛好他的外衣後對他說“抱歉，我還得接著做晚飯，你先在客廳坐一會兒！”
他笑嘻嘻地說：“我可以在廚房裡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條胳膊肘斜撐在廚房餐櫃上，跟我東拉西扯起來，三句話必有兩句會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還是頭回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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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勞倫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領我去參觀各種博物館，從藝術到科技，從天文到歷史。一天，我跟他走過國務院大樓附近的一條街，他神色有些不對勁，那種天生的嬉鬧逗趣，忽然全不見了，眼睛裡有的只是警覺。他對我說：“你最好裝著不認識我。”“為什麼？”我納悶地問。
“我不想讓熟人碰見。”他有些尷尬地說。
“為什麼？！”我自認為自己還不至於使一個並肩走路的男人尷尬。
他支吾。
等我們在一個飯館落了座，我仍是耿耿於懷，半打趣地問他：“怎麼啦，跟一箇中國姑娘走一道有傷體面？”他忙解釋，絕對不是因為我。他微擰眉頭，身子湊我近些，說：“你知道，
美國外交官是不允許跟共產黨國家的人結婚的。”我頭一個反應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在逗我。
“有那麼嚴重？”我問。
“我希望沒那麼嚴重。不過在我們關係沒確定之前，我還是應該保護自己，也保護你。不然他們會來麻煩你的。”
我想，保護他自己該是最真實的顧慮，美國人嘛，保護自己，是頂正當、頂正義的一件事。我還是認為他在故弄玄虛，在他們美國人太過溫飽平和的生活裡製造刺激。
我笑了，對他說：“你是CIA（中央情報局）的吧？”
“不是。是也不會告訴你。”他睜著誠實的藍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覺臉上的笑容已狡黠起來。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話，我絕不會答應去見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國在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紀律，跟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的公民建立密切關係，都要馬上向安全部門彙報。”
我又對著他瞅一會兒，才認定他不是在開玩笑。
“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關係。”我說，帶一點挖苦。
“我想辭職。”他說。
我吃一驚：“值得嗎？”
“我寧願犧牲我的職業。”他說到此沉默了，似乎在品味這場犧牲的意味。對於精通八國語言的三十二歲的勞倫斯，做外交官應該是種最合理的選擇，甚至是僅有的選擇。辭去外交官的職業，無疑是一種不得已的放棄。
“就沒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嗎？”我問，焦慮起來。
他笑笑：“我辭職，比他們把我踢出來好。”
幾天中，我腦子裡一直盤旋著這個問題：難道我與他的結合必須以他失業做代價嗎？難道他在我和他的事業之間必須做一場哈姆雷特式的“是活還是不活”的抉擇嗎？好在我們並不在一個城市，距離可容我將這事冷靜地思量。我倆都想安安穩穩相處一個階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間的瞭解；另一方面，他必須暗中聯繫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發難，他不至於加入失業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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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的一個下午，我如常來到學校，一進教室，幾個同學眼神異樣地瞅著我。我是系裡唯一的東方人，所以我習慣被“瞅”。然而這回卻不同。課間，一個年紀小的男同學跑到我身邊來：“你幹了什麼了？”
我反問：“我幹了什麼了？”
“上課前有個FBI（聯邦調查局）的傢伙來找系主任和幾個同學談話，調査你的情況！我估計他是反間諜部門的……”
那麼就是說，我正被懷疑為間諜？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FBI怎麼會知道我？”
“聽說是因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資料提供給他們的！”
回到公寓，我馬上給勞倫斯打長途。的確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測試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對我倆關係的闡述中，他老實巴交寫上了“趨向婚姻”。
“你沒必要現在就講實話呀！你不是在爭取被派往羅馬嗎？”我急問。
“我們宣誓過：對國家要百分之百的誠實！”他答。
電話中他還告訴我，剛填完“安全測試”表格，他便收到去羅馬的委任書。我早了解到他對羅馬和意大利的嚮往。他還告訴我，他的意大利語已通過了考試。我的心似乎放鬆下來，也許美國在冷戰時期建立的規章已名存實亡，我和勞倫斯的關係或許不會給他的事業帶來太大的害處。我告訴他：只要能幫他保住外交官這個不錯的飯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攪。
“FBI？”他吃驚道，“他們找你幹嗎？”
“他們不是根據你提供的資料調查我嗎？”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測試表格是國務院安全部發的，FBI絕沒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道，“你是不是聽錯了，把別的安全部門當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會這麼快——我剛剛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們已經找到你學校裡去了……”
我說但願我搞錯了，還希望這是那男同學跟我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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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當晚，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是個十分和氣的男聲：“……別緊張，我是FBI的調査員。”他說，“請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好嗎？”
我答應了，心“突突”直跳。這個約會辭令已很不美國化了；男人約見女人，首先該問女人何時最方便，由女人決定時間，而這位調查員卻指定時間、地點。 掛上電話不久，鈴又響，拿起聽筒，竟然還是那位調查員！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勞倫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來。他的中文帶濃重的山東口音，我只得捧著電話認真應付他，心裡明白他的“閒話”不閒。
第二天上午，我準時來到了FBI的辦公地點，卻不見任何人在會客室等我。十分鐘過去，從側門走出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以標準的中文對我說，約見我的那位調查員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來與我談話。我跟他走進一間很小的房間，裡面的陳設一看便知是審問者與被審問者的席位，四壁無窗，氣氛單調得怵人。審問者倒是客客氣氣，不斷提問，我回答時他就一一往紙上寫。不一會兒我發現他的提問兜了個圈子回來了，我原本流暢地對答，變得越來越吞吐。我發現他在摧毀我的邏輯，而邏輯是我的防衛。我看著他帶有白種人冷漠的禮貌的臉，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
幾天後，兩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說他們都受到了FBI的盤査，中心內容是核實我的證詞。
我開始抗議，拒絕跟這幫調查員再談一個字。馬上，勞倫斯那邊感到了壓力。他打電話給我，口氣很急：“為了調查能儘快結束，請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個中國人，你們美國要做得太過分，我可以馬上離開這個國家！我以為美國是個最自由的國度……”我又悲又憤，啞了口。
“請你忍一忍，好嗎？等我們結了婚……”
我厲聲打斷他：“我寧可不結婚！”
勞倫斯在那邊頓時沉默了。他意識到我生活中的寧靜的確是被這婚約毀掉的；我的確因為他而失去了躋身於無名之眾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個電話、每次外出是否處於某種監視之下。最大的諷刺在於：我是在美國懂得了“人權”這字眼，而懂得之後，又必須對這個神聖的權力一再割讓。亦或許，他們的人權是有種族條件的，對一個我這樣的外國人，他們以為只要有一層虛偽的禮貌就可以全無顧忌地踐踏過來。
勞倫斯在電話上流露出懇求的語氣：“你一定要忍耐，就算為了我，好嗎？”
我答應了。我已意識到在這裡做外國人是次等人種；次等人的人權，自然分量質量都不足。
轉而，他興奮地告訴我，他已收到了美國駐意大利使館的歡迎函。我想，也許我的忍耐會給我倆帶來美好結局，那麼就忍吧！
半個月過去，那個帶山東口音的調查員再次露頭。他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會談，卻再次遲到半小時。此調查員先生四十歲左右，個不高，有無必要都張開嘴哈哈大笑，有種亂真的山東式豪爽。當你看到他一雙油滑的灰眼睛時，你知道他的心根本不會笑。
“請坐請坐，我們已經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麼樣啊？你和勞倫斯什麼時候結婚？”
“還沒計劃。”我笑笑。
他裝著看不見我臉上的疲憊和掙扎著壓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間不見天日的小屋。他開始問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細地一一答對，一個數字上的誤差就會被認為成謊言。謊言不可能被精確地重複。
“這些問題，上次那位調查員已經問過四遍了！”我終於苦笑著說。
“是嗎？不過我是頭一次問你，不是嗎？你的每件事對我都是聞所未聞！”他搖頭晃腦地用著成語。
我突然意識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約。他成心讓那個年輕調查員先盤問我，目的是找出我兩次答對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將是他們揭開我“真相”的索引。問答還算順暢。我有什麼好瞞呢——出身於文學家族的我十二歲成為軍隊歌舞團的舞蹈演員，二十歲成為小說家，祖祖輩輩沒出現過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觀念已退化到了零。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你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嗎？”）
他突然改成英語問。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製造出無數個“冷不防”。我在母語上的設防，極可能在第二語言中失守。一瞬間猶豫，我說：“是的。”
問答又順暢起來，如此持續了半小時，他無緣無故再次山東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來，說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鬆弛下來。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經意地對我說：“有件小小的事還得勞駕你協作。”
“什麼事？”
“假如我們要你做一次測謊試驗，你是否會答應？”
這太意外了，我企圖看透他似的睜大眼。
“絕不會費你太長時間，”他開導我，“這樣可以大大加速調查進程。”
一時間我想到勞倫斯的話：“請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為了我！”
我點點頭。
晚上我在電話上冷靜地告訴勞倫斯，我接受了做測謊試驗的要求。他那邊炸了：“你怎麼可以接受這種無理要求？！這簡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對犯罪嫌疑才能提這樣的要求！”
“那我怎麼辦？！你以為我情願？”我氣惱並充滿委屈。
“我要起訴他們！這已經成了迫害！……”他衝動地喊起來，“這不僅侮辱你，也是對我的侮辱！你不該答應！”
我搶白道：“我也不應該接受你的求婚，不應該來這個貌似自由的鬼國家！”我一吐為快地說。
我掛斷電話，獨自坐在沒開燈的房間裡，一種寄居異國的孤獨感頭一次那樣真實可觸地浮現出來。原來，我並沒有著陸，這個國家不允許我著陸。
勞倫斯第二天突然飛抵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緒。我告訴他，我不願為這場婚姻給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麼多麻煩；我不想任何人推測我懷有某種意圖來靠近一個美國外交官；如此推測是對我尊嚴的侵犯，是對我人格的貶低。
“你別再跟我來往了。”我說。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麼嚴重，也許這只是例行的調查。”他安慰我，心裡卻十分沒底。
勞倫斯回去後，打電話告訴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級遞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結婚。
“現在沒事了——也許這場調查的結果是令他們滿意的，否則他們早就該取消我去羅馬的調令了……”他說，帶著僥倖者的喜氣，“他們再不會要你去做測謊試驗了！”
我也感到了釋然，情緒好轉。電話剛撂下，門鈴響，從窺視孔看出去，我又傻了：來者竟是那個矮個調查員。
“很巧，我散步時發現你幾乎是我的鄰居！”他笑哈哈說道。
第一個直覺便是：“幾天來他監視了我和勞倫斯的行動。
我讓他進門，讓他以“瀏覽”為名偵察了我房內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麼哪？”我問道。
“很忙。”他答非所問。
“是不是你們必須創造一些事來讓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遜是出於壞的英文還是壞的教養。
“對了，我上次忘了告訴你日期，”他說，“你不是已經答應了嗎——就是那個測謊試驗？我想請你去填一張表，籤個名，表示自願做這個試驗。”
幾天後，我卻又接到一個電話，那人自我介紹道：“我是國務院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談一次嗎？”
交談開始前，我告訴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無數次向我提問過。
“FBI？”他大吃一驚，“這事與他們有什麼相干，這屬於內部的安全問題……”
“活見鬼，他們有什麼權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審查？！”他瞪圓眼睛，向我張開兩個巴掌。
我拿不準他們是不是在跟我唱紅臉、白臉。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話，儘管他比FBI少一些警察氣。對話完畢，我問：“下次談話在什麼時間？”
他驚訝地笑一下：“下次？我想我們這次談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嗎？”
我長吁一口氣。他送我出門時又說：“你看上去很焦急，千萬別。你們一定會結婚的，一定會一塊兒去羅馬的，我預先祝賀你們！”
星期四我上完了課，如約來到FBI總部，坐在接待室那張熟悉的沙發上等待。矮個調查員滿面春風地迎出來，手裡拿著一張表格，嘴裡打著慣常的言不由衷的哈哈。
我剛要伸手接表格，他卻突然一縮手，說：“我希望這裡面不帶任何強迫。”
我無表情地咧咧嘴，意在表現一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大無畏。
“我希望這完全是出於自願。”他更強調地說。
我說我明白。表格被鄭重地遞到我手中。我拿出筆，用力瞅他一眼。往這張表上簽名的是什麼人？騙子？小偷？殺人犯？沒有比讓一個說盡實話的人做測謊試驗更屈辱的事了。
我還是像一切騙子、小偷、殺人犯一樣順從地簽了名。
回到家天已黑，答話機上信號燈閃爍，我打開它。上面竟是勞倫斯氣急敗壞的聲音：“……今天下午一點半，我得到國務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資格進出國務院大樓！我去羅馬的委任令也被撤銷！”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馬上打電話過去。勞倫斯正憤怒得冒煙：“他媽的！安全部剛剛來人讓我馬上交回國務院大樓的出入證……”
“你交了嗎？”我問。
“我堅持要他們拿收據來，我才交……”他口氣越來越急，我怎麼勸他也安靜不下來。從他不太成句的話裡，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後那個激烈卻徒勞的行動。
我突然意識到，在我往測謊試驗的表格上簽字時，勞倫斯的命運其實已被決定了；就是說在向我強調這個測謊純屬我自願的時候，已知道了外交部對勞倫斯的處置。為什麼還不放過我呢？我們在電話的兩端沮喪著，沉默著。二十世紀末了，我和勞倫斯的結合還必須經歷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誕。
“還沒完呢——我還得去做那個測謊試驗。”我說。
“讓他們去見鬼！”勞倫斯說。
“可我今天已經簽了名，同意做了……”
我想這大概是勞倫斯有生以來最憤怒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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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秋天，勞倫斯和我在舊金山結了婚。他得益於自己的語言天賦，很輕易便會找到工作。日子是寧靜的、明朗的，似我仍會冒出這麼個念頭：我身後真的不再有眼睛，電話上不再有耳朵了嗎？會不會哪一天突然跑來一個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請我去做測謊試驗？
……誰知道。
嚴歌苓與女兒（左一）、丈夫（左二）、友人
（本文內容選自嚴歌苓散文集《波西米亞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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