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经堂国学

民国最牛的国学大师必须是顾颉刚。所谓国学，其实就是传统学术，而顾颉刚是20世纪推陈出新的第一人。他所推行的“古史辨”运动，主张“中国古史是层累造成的”，第一次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辨伪，可以说是学术史上的晴天霹雳。虽然一直以来很多人反对顾颉刚观点，但是或多或少都受到其影响。包括今天出土简帛的研究，其实更多是修正他的结论，而不是否认他的方法。而不管是对其支持还是批判，本身就说明其影响足够大，这点是问题描述的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都不能达到的成就。

另外，顾颉刚也可以说开创了很多现代学科。除了历史学绕不开他外，历史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也可以说是宗师级人物。历史地理学泰斗、《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就是他的学生，神话学泰斗、《中国神话史》作者袁珂观点和方法很大程度也来自顾颉刚；民俗学泰斗、《民俗学概论》作者钟敬文也高度评价顾颉刚对于孟姜女、吴歌的研究；绿皮本《二十四史》的《史记》也是顾颉刚主持点校的。所以说顾颉刚是民国甚至20世纪最牛的国学大师，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林屋公子

现在一提大师就说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太多了，我想提几位我读过感觉最牛的、别人提到较少的大师。

一、钱穆

钱穆是读中国古书的最多的人，没有之一。他把二十四史通读过三遍，几乎涉及中国历史的所有方面都写过专著。他早年以《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学术地位，从一名中学教员而破格被著名大学聘为教授。在这里我推荐一本他最浅显的书，叫《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是他在台湾的一部专题演讲集，因为他对历史熟悉，我觉得是最为举重若轻的。书里面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做了简要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

从这一本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是大师。

二、钱锺书

不用说，钱锺书先生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让人惊奇的是他家里并不藏书，他的书都记在脑子里了。这个本事在电脑时代不算罕见了，我们可以“外事不懂问百度”，不用自己在辛辛苦苦记忆了。但是，钱锺书的本领并不仅仅是这一点，我觉得他的长处最重要的是能“打通”，打通古今中外，打通文学社科，打通各种语言，这就不仅仅是会百度就能做到的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钱锺书先生不仅有学问，还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这从他与被人的谈话和通信中就能看出来，他时常画龙点睛地运用一些典故和野史，使得文章波澜起伏，煞是好看。钱锺书自己写的论文，也从来不用八股调，而是写得生趣盎然，这在今天是越来越少了。

三、金克木

金克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梵语等多种语言，曾在印度钻研佛学多年。金克木晚年的文字，真可谓是出神入化，打通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界限，常有奇思妙想。他的《风·烛·灰》《文化卮言》《文化猎疑》《无文探隐》《旧学新知集》《比较文化论集》，都是我的案头常备之书，思维枯涩之时，常拿来启迪启发。

就以《风烛灰》来说，金克木超越于一般专题研究之上，去追索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活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字里行间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剖析力，那伟大的“发现的快乐”一直伴随着智者的生命历程，值得一读再读。

四、徐梵澄

徐梵澄是鲁迅的学生，他早早去德国留学了，然后又去印度待了27年，直到晚年也叶落归根，那时他已经70岁了。

徐梵澄回国时带来了两部他翻译的大书：印度古代精神文化的典籍《五十奥义书》，印度精神哲学大师室利阿罗频多的《神圣人生论》。这两部书都很有震撼力，代表了印度文化的精髓。

不光是这些，徐梵澄自己对中国文化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写作的《孔学古微》《老子臆解》《陆王学述》《异学杂著》，打通了中国古代精神哲学思想和古代、近代印度与西方哲学家的见解，疏释疑难，寓以新意，阐发隐理，这几本书看似很薄，其实是有深刻内涵的。

迷楼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民国，向来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镇，既大师辈出，又个性十足，兼具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的双重特点，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绝唱。

• 章太炎

1929年，上海《时报》做了一个《文坛点将录》，模仿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形式，给当时的文化界大腕们做个一个大排名，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

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最先确定的导师名单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但章太炎坚决不肯去，因为他看不起后两个人，曾说：“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至于王国维，更是轻蔑地称其为“腐儒”。

• 梁启超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中华民族”这个词就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纵观其一生，做到了古代读书人“进则谋划天下，退则著书立说”的终极境界。

• 王国维

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梁启超盛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 陈寅恪

”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大师的大师”，梁启超曾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三百字有价值！”

• 陈垣

胡适曾评价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 黄侃

章太炎的首席高徒，成就不在师傅之下，有学者评价道：“中国历史，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总结它的时代思潮的是孟子和荀子；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总结它的时代思潮的只有章太炎和黄季刚（黄侃字季刚）。”

• 刘师培

黄侃一生高傲，谁都不放在眼里，但唯独对刘师培尊敬有加。刘师培病重时，黄侃不顾辈分，心甘情愿地拜在刘师培门下，说，如果刘师培的学问断绝，世界就没希望了。

• 辜鸿铭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泰戈尔，另一个就是辜鸿铭。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时，专程去向辜鸿铭请教，但他说，泰戈尔不懂易经，不要再声称代表东方文化了，回去乖乖地写你的诗吧！

• 冯友兰

李慎之说：“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与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并称“史学四大家”。黄仁宇评价说：“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华夏古典艺术的刚与柔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记得高中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曾认真的跟我们热烈的讨论过近现代的国学大师，老师有一个结论至今我们同学仍引为经典：“王国维后再无国学大师”。即使后来也出现了钱穆大师，“国宝”季羡林，冯骥才等等。但我仍然认为王国维为最后一个国学大师，是最好一个系统的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文人。其他的算是国学的资深研究者罢了。

郭沫若曾评价到：“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左右金吾卫

只讲一位，牛不牛，再说！

此人就是“文化怪杰”——辜鸿铭。

各位应该听过：“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 不可不看辜鸿铭” ！

此一牛也！穿长袍、拖长辫，乃北大一景，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人士慕名前来：英国毛姆、日本芥川龙之介、印度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拜访。

精通九种语言, 学贯中西。

此二牛也！他在大家都致力于引入外国思想时，却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论语》《孟子》《中庸》《孝经》经由他译成英文、德文，行销海内外。

林语堂说：辜鸿铭是神话人物，是中国最伟大的儒教权威和国学权威！

辜鸿铭自我评价：我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对于新时代的事物的了解要强一些，比起孙中山等人所积累的心得要稍微充分些。

此三牛也！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他在日本横滨《日本邮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破坏礼教，呼吁列强以道德、公德、公理处理中国义和团的题。这些文章汇集成册，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宣言”。

最后，以林语堂的评价结束：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一路鸣鸿

笔者认为，民国最牛的国学大师就是陈寅恪了，若您不信服，请先看下大师的履历吧。

陈寅恪（1890.7.3—1969.10.7），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1、出身名门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清末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其夫人是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2、求学岁月

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后又在家中开办的思益学堂中，学习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1902年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后就国读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8年冬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积蓄各方面的知识，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3、教授生涯

1925年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表示：“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也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8年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因战事阻隔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后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

4、爱国情怀

其父陈三立因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羞愤气绝绝食身亡，其本人也多次拒绝日本人的邀约，在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又拒绝了去台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同年11月21日，夫人唐筼也辞世，一代大师就这样遗憾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梦归秦淮

静言观史认为：必须提一个人，他就是“板仓先生”杨昌济教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敬重的启蒙恩师，对毛主席以及湖南当时的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后来的党史人物群体，在爱国救民，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

杨昌济教授“欲栽大树柱长天”的宏愿实现了。他成功地培养了一批“柱长天”的“大树”，其中杰出人物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临终前曾致信好友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但凭这慧眼识才的见识就足让很多学问大师自愧不如。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继承了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又接纳了西方泡尔生等教育家的现代教育思想，提出了：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以道德教育为中心，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方面内容；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

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洋为中用，反对崇洋媚外。

杨昌济先生经常以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教育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精神，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善于“自理其身”；要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不自甘沉沦。

静言观史

国学大师吴宓曾言：“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01

一生坎坷，一生学习，独立之精神，傲立宇宙!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憔悴的陈寅恪在凄风冷雨中去世，而同年11月21日晚，他的妻子也溘然长逝。

他曾为王国维写过一段碑文：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既是对一位已故大师的定论，也是对陈寅格自身一生的傲骨与悲玱的诠释吧！

陈寅格晚年近照

02

学问！博古通今!

基于家学渊源且藏书颇丰，自小他就养成了读书写字的好习惯。虽出生于旧家族，但是他的父亲却很开明，不主张他去清末科考，而是让他接受西学教育，学习西方知识。或许这就是他学贯中西的原因吧！

从1910年开始，陈寅恪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留学生涯，先后求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前后十六载，仅语言就掌握近20种。

最令人不解的就是，陈寅格留学十六年载，却有考取一个学位。陈寅格不以为然，“考博士并不难，但是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或许拿到今天，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为学问而放弃学位的人了吧！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汪祖荣为陈寅格写的传记

03

民国君子者，其一为陈先生也！铮铮铁骨！傲然独立！

陈教授为人不仅正直，而且不慕荣华，是一位难得的奇士，跟古人的君子之比，不忘初心，或许只有陈教授做到了吧！

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院的职称，牛津大学亦聘请其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专职教授，并为其配好副手，虚席以待。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香港沦陷。

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要员和学界名流，国民政府派飞机抵达香港。按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国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排在了“抢运之列”。

当陈氏一家于兵荒马乱中赶赴机场时，却被一大批保镖无情地挡在了圈外。

由于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和二小姐孔令俊，仗着权势滔天、人多势众，从容地指挥随从将自家的狗、家私，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而后强行起飞，消失于烟雾弥漫的天空。

两小时后，日军进驻机场。

被困香港的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食粥不饱，卧床难起”，而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

陈寅格家庭照

比这更可怕的是，日本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被陈寅恪冷冷拒绝。伪港督还拿出20万的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刊物，陈寅恪再次拒绝。

威逼利诱不行，就大献殷勤。

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便立马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

最后多亏了刘文典、傅斯年等一批人，为陈寅恪筹集经费，又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九死一生，终于返回大陆。

陈寅格书法真迹

飞机在南京降落时，蒋介石亲自接机慰问，并劝说陈寅恪去台湾。

陈寅恪婉言拒绝，对于国民党抗战时期意欲控制学界的做法，他深恶痛绝。1949年1月20日，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盛情邀请，来到了潮湿热情的南国校园。

网络配图，左陈寅格

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历史研究所，拟任陈寅格为所长，

陈寅恪的学生汪篯主动请缨，带着满腔的热情以及接受了新思想的喜悦，南下劝说陈寅恪重返北京就职，汪篯以为他的这次行动志在必得。

11月21日晚，汪篯将郭沫若、李四光的两封信转交给陈寅恪，并说明来意，并用一种“党员的口”、“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劝说陈寅恪跟上时代的步伐，北上就职。

陈寅格书法真迹

陈寅恪不敢相信这个自己曾经十分欣赏的学生，竟会用这种充满了“时俗”的口吻来“教育”自己。于是勃然大怒，对着汪篯吼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第二天早上，陈寅恪作出了答复，由唐筼执笔书写，让汪篯带回北京，答复中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对当时来说，这样的话简直就是惊世骇俗！

陈寅恪的助手劝他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没有必要说假话。”

助手问：“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

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汪篯的谈话显然激怒了陈寅恪，原本寡言少语的陈寅恪却意外地连续两天，“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骂得是恣意酣畅，痛快淋漓。

而历史似乎也说明了，那些陈寅恪所评点的一些学人在以后痛苦不堪地人生道路上，似乎越走越远，原本的坚守与初衷早已淡然无存。

卿为君故

能配得上“最牛国学大师”六字的，必须是一位“大成至学”之大师，而真正能做到这四字的，300年来，中国文化界，仅陈寅恪一人而已！

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最博学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个怪才，他游学二十三年，足迹至日本、 德国、法国等，就读柏林大学、苏黎士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 却没有一张文凭，而他没有文凭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屑。他曾经说: “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实际上，文凭在陈寅恪眼里不过是张废纸，而已。他真正在乎的，是学习知识本身。斯以为，陈寅恪是中国的真正的学习种子，他是真正“为读书而读书”、“为国家而读书”的人。相比那些为“欲望”“出路”读书的芸芸众生，他何其可贵。

这个没有文凭的游学生，在留学期学会蒙、 藏、满、梵、 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等十几种语言。在历史学、语言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有罕见成就，人称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的学问一直是被公认的近代第一，梁启超说: “陈寅恪没有学位，我梁某人虽著述等身，但加起来也不抵他的三百字。"大学者吴宓就说过，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人白鸟库吉也说陈寅恪是“中国最博学的人”。

有人说：谈论陈寅恪的学问和传奇是难以说尽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治学面广， 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相比如今照本宣科的各种教授，陈寅恪是个神奇的存在。 他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也正因此，陈寅恪的课上总是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但就是这样一个博学之人，却因为一直没有文凭，不愿意落入俗套，始终没有出世（获得俗世的某种虚名）。原本，他完全可以和其他的官二代富三代贵三代一样，随便拿个文凭然后和梁启超等一样，混进社会精英曾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但陈寅恪偏不肯，在他心里，累积知识的时间，怎可用来“混”。于是，陈寅恪虽一直才名过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却一直未与梁启超等一样获得世俗的所谓“成功”。

终因文凭，陈寅恪一直只能当教书匠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这种穷困一直伴随了陈寅恪一生，他的身体之差也多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

令人心酸的是，在陈寅恪的现实生活里，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为了买煤，他甚至不得不在胡适等人的关心下，卖了自己的藏书换钱；到了除夕，他的欣慰就是：让女儿们“美美吃上一顿白米饭”....

这种人生，在当时以及今天的成功人士眼里，是多么不值得理睬关注啊。但每每读到这里，很多今天的有志者总不免心酸落泪。

雪上加霜的是，抗战期间，陈寅恪失明了，而他失明的原因是长期的用眼过度和严重缺乏维生素。但即便如此，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也没有终止。

在此后近30年的黑暗岁月里，他的创造性人生不曾中断，他的创造性作品一直层出不穷。 他甚至还重返学校继续当他的教书匠，在清华园，他是一位至今被受尊崇的“盲人教授”。

在黑暗中，陈寅恪艰难地完成了《柳如是别传》、《元白 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巨著。这样的著作， 在今天早已不是纯粹的史学论著、人物传记，它们既是哲学，也是历史，同时还是文学。这种成就，大概只是另一个失明巨人、南美的博尔赫斯可以与之相比。

在无尽的黑暗中，他创作了《对科学院的答复》、《赠蒋秉南序》 等传世文章， 这些文章有着一个中国学人的心迹，即使黑暗中也有着烛照人心的光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文革后，陈寅恪夫妇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上刻着的就是这几个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死后，章太炎捶胸顿足地感叹：华夏文化亡矣！在章太炎等国学泰斗眼里，陈寅恪不仅复兴了华夏文化，而且打通了中西文化。 可以说，陈寅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重建的人格象征。

陈寅恪作品

遗憾的是，陈寅恪最终也并未能实现他的治学梦想。这一切，表面看是政治局势动荡所致，实际上，却恰是他所处时代的悲哀。但话说回来，倘若把没有文凭、公开表态不学政治的陈寅恪放在当代，纵使他有300年来最高之才华，怕结局也是差不多的吧，可叹啊！

记者李满

民国最牛的国学大师是谁？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每个人的治学范围不一样，所以不好比较。但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的话，我个人认为陈寅恪比较合适。

陈寅恪先生

陈氏出名源于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当时陈寅恪好友吴宓担任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先后聘请了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著名语言学家、哈佛博士赵元任和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前三位没费什么周折，只有陈寅恪遭到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的质疑。据吴宓日记记载，张认为陈寅恪留学虽久，但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教授聘任条件，所以不同意延聘。吴宓力争说，陈寅恪留学十八载，学识渊博，其志不在一博士学位；虽无专著，但其在《学衡》上发表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就可见其学问之深厚。

清华四大导师（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这时学界大牛梁启超也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据国学研究院学生蓝文徵回忆，梁曹之间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曹：“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也没有著作。”曹：“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据吴宓回忆，经过他与梁启超的努力，陈寅恪终于受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四大导师之一。

陈寅恪一家合影

在民国年间，就有人称陈寅恪是300年乃至1000年不遇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考据学、敦煌学、蒙史、藏学、宗教学、突厥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成绩斐然，一生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多部学术著作和论文，是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和诗人与一体的大师。有人鉴于陈寅恪出身名门（其父陈三立是晚清四公子之一），又在学术上独领风骚，故称之为“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今天看来，这个说法倒也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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