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出现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

samyasa

这个问题我来简要得到的回答一下。

大致上由两个原因。

第一，佛教是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而从那个时候也出现了梵华同化的局面。本土的知识分子是压制外来文化的。

而且南北朝正是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门阀士族最强大的时代，把控国家统治权力的是这些门阀，佛教要想在后世产生压制王权的作用，首先你佛教的学术就需要强大的人才基础，打压住儒家的门阀力量。

可惜的是，不仅没有打压住，反而被儒家一直提防限制，根本进不了权力层也在人才库的力量上干不过儒家。

第二，中国是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佛家的学术思想并不被本土的统治阶级采纳进而用于指导生产和生活。

另外在乱世分裂的时代，佛家在大一统的趋势中也没有强烈的逻辑支持。反而有利于下层群众安定生活。

第三，阻碍大一统，也有利于大一统。南北朝的结束就是北朝的杨坚推动实施的。佛教在南朝非常流行。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佛教的影响下，南朝人活在了下一个人生，虚拟的安逸并不能掩盖本土历史发展的趋势，最终北朝的兵马杀来才知道梦醒。

因为南北朝分裂，致使南北入世思维差异，佛教也只能在南边流行，南朝一直和北朝对立，之所以利于统一，如果不持续分裂，也就不会有统一。

以上三点终归来说 佛教无法压制终极王权 就是它不符合本土封建社会的统治要求和生产需求，构不成内王之学。

华夏通考

为什么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神权一家独大，乃至于压过君权的时期呢？即使是梁武帝，佛教大好基友，把自己都给捐献给寺院了，也没有出现过教权一统天下的局面。

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原因，中国的国土虽然广阔，但民族成分比较单一，比如95%以上都是汉族人口，这样比较容易管理，不易分裂。而分裂，则给宗教壮大势力提供良机。第二，中国的地形比较平坦，虽然局部看沟壑很多，也有很多大江大河，但与欧洲比较，则属于温和的地貌。看看欧洲，地貌比中国复杂多了，地形呈现破裂状。中国地形好，则容易造就大一统王朝。而在大一统的国家，君权都是非常强悍的，国家的体型越庞大，皇帝的力量越大，不像小国家，抵御不了神权。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或者说儒教在中国朝堂上具有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

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学术界争论很大，比如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前所长，任继愈先生，他就认为儒家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任先生的弟子，儒学会会长，李申教授也认可这个结论。这个暂且不表。无可否认，儒家的力量很大，在中国2000年的思想史里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因为儒家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即使是皇帝，也要拜孔子，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只要你读儒家经典，孔子就是你的老师，包括皇帝。通过科举，儒家弟子牢牢把握了做官的资源，使得世俗的力量呈现压倒性态势。而神权不具备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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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探索者

主要有两个原因：

1. 中国的历史，在周朝转了一个弯。

2. 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

先说第一点。商朝是一个重视鬼神的王朝。不但有祭司，还有国王。有点类似于东罗马时代的大牧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皇帝虽然是法理上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是因为皇帝日理万机，所以必然有很多宗教权力下放给了专职的宗教官。

如果没有商周易代，沿着这条轨迹发展下去，那倒是可能会出现神权和王权在乱世有制衡的情况，就类似于中世纪的欧洲。但是周朝对商的取代，对中华文明的大方向上的扭转是巨大的。周朝重宗法，在周朝的世界观里，天是非常抽象的的存在，而真正在政治和生活起作用的是祖先的传承——也就是儒家一脉。所以后来儒家发扬光大，到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已经没有神权存在的土壤和空间了。

第二点，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法国、英国、神罗在欧洲大陆各执一端，这个时候就有了神权在其中折冲樽俎运作的空间；而当其中一个国家独大的时候，神权往往是被压制的，比如教皇就曾经被法国挟持了七十年，称为“阿维农之囚”。而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处在或者至少名义上处在大一统的皇朝下，神权能够运作的空间非常有限。

举个具体的例子，当朱元璋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对龙虎山上的张天师特别客气，直接称呼其为“嗣汉天师”；而当自己当上皇帝之后，则以“天岂有师”为理由，直接让天师改称“大真人”来贬抑之。这就是分裂和大一统的情况下最明显的区别。

经史通义

这个问题，跟几个历史人物有关：

一，武丁

武丁是商朝第23任君主，他在位期间加强王权，压制神权，从他开始，君主对神仙不再那么迷信。

二，周公旦

周公旦在这里的作用是将对神的祭祀规范化，由国家掌握。

三，秦始皇

秦始皇告诉后世所有皇帝，强权就是一切，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一个人的手里，不允许任何人染指。

四，张角

张角告诉后世，靠宗教糊弄事没用，军队才是王道。

五，其他人

其他人其实都无足轻重，人们很明确的知道，争皇帝是控制最好权力的唯一办法。有的皇帝灭佛，有的皇帝兴佛，都只是个人业余爱好。

总之，任何朝代的开启，都是血与火中艰难得来的，从来没有宗教和神职人员什么事，从来也没有权力的妥协的必要。而欧洲，权力不稳，神权来凑，所以中西是不一样的。

microkof

中国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历史上的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直到现在，在科学已经很普及的情况下，许多国家依然是神权居于统治地位。可为什么在古老的中国，从未出现过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呢？

我认为，主要是这几个原因。

第一，王权在中国过早成熟，让神权失去了生长壮大的土壤。

中国和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状况都是一样的。不过，中国的王权（皇权）非常早就成熟起来，让神权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中国的王权是在秦朝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秦始皇的王权笼盖了一切，一极独大，高度集中。秦朝虽然很快灭亡了，但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却并没有回归周朝的分封思想，而是继承了秦始皇的王权思想，王权继续在高度集中上往前狂奔。

中国古代的神权思想，是在东汉末年才发展起来的。这时候，道教建立，佛教传入东土，神权形成释道并存的格局（有人说是“儒释道”并存，不过，在中国，儒学从来没有发展成儒教过，下面我们还会讨论）。

不过这时候，由于王权已经高度成熟，无论道教还是佛教，都是依附王权的，它们没有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格局，更不可能凌驾在王权之上。

第二，最有可能发展成神权的儒家过分热衷于俗世，让它失去了形成宗教的契机。

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在思想出现一个高度开放活跃的时期后，神权便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中国思想高度活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西方思想高度活跃是古希腊时期。随后，中国走进王权社会的秦汉时期，西方则走进王权社会的古罗马时期。西方的基督教，就在在古罗马的高度专制下应运而生的。中国的儒教、道教也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其中，最有可能居于统治地位的，就是儒教。

但是，儒教的教义，过分热衷于俗世世界，提倡积极入世，这就让它失去了独立品格。

严格地说，西方的基督教也是入世的，教皇通过神权干预人间世界。但是，基督教的教义和儒教不一样，它讲的是出世。这让基督教有了独立品格。儒教则不一样，它是以入世干预入世，这显然是打不赢王权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儒者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君权神授”，是以神权来压制君权（王权）。但是，由于董仲舒本身是臣子的身份，他的说法让汉武帝不高兴，汉武帝立刻把他给罢免了。结果他想要建立儒教，实现的神权压制王权的想法，一下就泡汤的。

第三，中国辉煌灿烂的文明，美好的俗世生活，让神权缺乏号召力。

中国是非常早熟而且没断代的国度，中国在战国时期就进入了铁器时代，创造了高度灿烂的文明。汉朝的时候，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是出现了一个高峰。

我们知道，宗教神权之所以大行其道，就在于现世有太多的苦难，让人类不热衷于人间而热衷于天国。让神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因为很发达，因此，人们对俗世世界充满热情和留恋，而不是留恋天国。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天国观，人去世以后，在中国人看来，并不是进入天国，而是进入轮回，以另一种方式重返人间（或者托生于富贵人家，或者变牛变马，总之都是回到人家）。

既然中国人留恋人间的富贵繁华，神权自然就缺乏了号召力，因此它就不可能实现统治人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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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压制王权的事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但神权压制王权没有形成传统，最终还是王权战胜了神权，最后神权成为王权的玩物。

在原始宗教信仰下，神权的力量处于绝对优势时期。重祭祀、重巫觋就是一种体现。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古墓出土的特定玉器，比如玉琮，有的上面还画有神面纹，就类似于一种通神的器物。这种神器往往在墓主身份高贵的墓里出土，并且放在墓主人身上的重要位置。在新石器时代，一些原始部落的首领本身就是通神的祭司。

下图三星堆博物馆模拟殷商时期古蜀国祭祀的场景

殷商时期最重占卜，几乎无事不问天意，神权的力量达到极高的程度。辅佐商汤的伊尹，曾放太甲于桐宫，就是一个神权压制王权的例子。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伊尹的身份是“太上老师”，伊尹的身份是“格于皇天”，也就是皇天上帝与人间王者中间的代言人。伊尹有代理天命，代天传言的职能。商王太甲被认为不贤，伊尹用天命的口吻训诫，“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因为太甲不思悔改，代表神权的伊尹把代表王权的商王太甲放逐于桐宫。

神权和王权的斗争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神权由强到弱，王权由弱到强。西周的建立其实是王权真正诞生的开始。西周的王权本身就被神化，神权成了巩固王权可利用的力量。《尚书*周书*召诰》里有西周初年新邑（洛邑）建成，辅佐成王的召公与周公的对话，召公对周公说，“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这意思就是说，皇天上帝更改天命，不再授命于殷让他统治天下，而是授命于周让周王统治天下。从召公的话里就能看出来，周代的王权是接受了上天之命的。既然如此诸侯就要受命于天子，天子为天下大宗，诸侯则为小宗。周代为了巩固王权而建立了分封制和宗法制来确定统治顺序，这是让王权强大起来的有效办法。

春秋礼崩乐坏，王权衰落，可神权也没有再兴起。秦统一六国，秦始皇统治时期的王权陡然直上，不再分封而以郡县制作为王权专制的基础。汉代在汉武帝时期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不只百家被罢黜，神权也没出路了。从此儒家被捧上高位成为统治者利用的武器，封建时期的王权一直与儒家思想并行，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之处，也是王权压过了神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终，代表王权的君主其实不再需要神权，但有时候也自称“释主皇帝”以神化自己，却似同儿戏。

沅汰

今天我来讲一个西藏地方政权被神权威胁，君主愤而反抗的例子。

首先，你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汉族政权为什么没有出现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历史上中国的政权不是只有汉族人建立的，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神权压制王权或者说威胁到王权的例子并不少见。

松赞干布毫无疑问是西藏名片式的人物，他和吐蕃王朝是西藏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松赞干布并不是吐蕃国家的缔造者，在其之前吐蕃还有32代赞普。

只不过吐蕃，从松赞干布开始一统西藏，才能真正称其为“王朝”，而之前的，不过算是一个

首先有一点需要强调，现在虽然藏传佛教在西藏居于当仁不让的领导地位，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苯教曾有一段无比光辉荣耀的岁月。在整个吐蕃王国时期，掌控藏族精神领域的信仰恰恰是苯教而不是佛教。

有历史记载可查的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便是被当时的苯教势力扶上王座的（史称“十二智苯”）。

因而，松赞干布之前的32代吐蕃赞普，每一位都拜苯教法师为护国上师，修建自己的苯教拜堂，而国内的大小政事都有苯教上师参与，出现了所谓“王辛同治”的现象。

止贡赞普也不例外，他继位时也是一位苯教信徒，拜帕瓦财角为上师（辛布），并修建了萨利西仓为自己的宗教拜堂。

但教权的极度膨胀，已经到达了没有“辛苯发话，王不敢降旨，大臣不敢议事；不唱辛苯歌舞，君臣不敢歌舞”

这就让性格强悍的止贡赞普有点坐不住了，大臣乐赞协曾向他进谏：“头上的帽子过大，会累得汗流浃背；美食吃得太多，也会引起反胃；听任别人的虱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后它会爬到你的头顶。现在赞普与法师的权势相当，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到了赞普子孙之时，权力肯定将被苯教夺去。”

最后，他直言不讳的说道：“赞普如果不忍下令杀死法师们，就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地方去吧。”

止贡赞普也对教权的滔天权势再难忍受，他将诸辛苯召来，说出了他的决定：“此地域，无法容纳我的国政和你们的苯政，故将苯神、四苯门以及辛布格考铁盘和角解布兰察二人等留下来守护我。其余诸辛苯要么离开吐蕃地区，要么在我的国度里不许行苯之仪轨，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此两路的任何一条！”

应该说止贡赞普驱逐苯教的手法还算温和，他至少在雅砻地区保存了苯神和一定数量的苯教法师，可能他也考虑到民间对于苯教依旧有信仰需求。令他厌恶的，很有可能是那些盘踞上层的苯教法师们（苯辛）。

但已经长久品尝权利甘美的苯教势力不干了，他们挑动联盟内部另一个首领罗昂达孜，杀死了止贡赞普、放逐了他的妻儿。

持续了七年的止贡灭苯事件，以王权被颠覆告终。又过了十三年，经过艰险的努力，止贡赞普的儿子“布德贡杰”复国成功，重新登上了赞普的王位。

初登王位的布德贡杰赞普，马上宣布了自己对苯教的态度，他向主持父亲葬礼的苯教法师深深鞠躬，并献上美酒，说道：“父王虽憎恨苯教，而我却要兴苯。请你们继续诵经，为去世的赞普送去安详，为在世的赞普，祈求福泽永恒不灭。”

吐蕃王国的君权和教权在经过二十年的流血博弈后，再度因为互相需要而达成平衡。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西藏神话中，止贡赞普因为祭祀中的误会，起了个歹名（止贡的意思是“死于刀下”），导致他性情暴孽、行为乖张，喜欢和人单挑比武，最终死于比武的记述，都是为了掩盖灭苯篡位而幻化描摹的。

一个简单的证据就是，如果止贡赞普只是在比武中偶然失手被杀，他的妻子儿女有必要马上逃走吗？而且，一逃就是13年。

其次，止贡灭苯的失败，给了吐蕃王室一个重要的教训。让他们清醒的认识到，西藏地区的社会生活没有宗教参与是万万不行的。因而，佛教的引入其实是平衡苯教的一种政治手段。

最简单的证据就是，之后吐蕃历史上佛苯之间的绞杀，每次兴佛抑苯都是赞普推动的（唯一例外是朗达玛赞普灭佛），而每次兴笨抑佛都是假大臣之手。（如果大家对西藏历史上佛苯之间绵延数百年的绞杀有兴趣，我们找个机会仔细讲讲）

再次，苯教经过了止贡事件后，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反思和调整。

止贡赞普之后，苯教开始注重了典籍的系统性整理，逐渐剔除了一些早期原始崇拜神秘主义的内容，在葬俗仪轨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因为苯教出现了这些改变，止贡灭苯也成了苯教历史上，前弘期和中弘期的分界点，之前的苯教称为“笃本”，而之后中弘期的苯教称为“恰笨”。

最后，我们看待古代涉及宗教的问题，不能将其简单看成信仰问题。古人科学知识的匮乏，导致对很多现象充满畏惧，而宗教成了解释未知的一种途径。

所以很多时候，先民们恭顺宗教来源于对未知的敬畏，这也算是人类对恐惧的一种本能。

我们在这里探讨宗教问题，都是以历史作为视角的，首先要将所有历史人物都先定义为“是一个人”。如果，您是一位信众，认为某位宗教领袖是“行走在人间的神”，那我们就没有讨论问题的逻辑基础了。

藏地读行0白发布衣

中国（准确的说应该是中华文明体系）应该是世界上唯一神权没有压倒王权的。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所以西方有很多学者都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不信神的国家是如何实现统治稳定的。

在诸子百家时代，虽然百家争鸣，但是没有一家是讲鬼神迷信的。各家提出的治国方略都是研究人性、研究规律的。都提出江山社稷、王权至上，中国提出的真命天子这个概念的目的，就是不让任何力量有逾越王权的可能。

抱持着崇礼守法、尊王攘夷这个基本观念，中华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与世界四大文明的其他三大文明完全不同。正因为中华文明不信鬼神，所以他的政治哲学更加世俗化，也更加重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这种以人为本的哲学观。

在中国封建王朝长期的统治过程中，虽然有个别帝王阶段性的重视某一宗教，但是也没有允许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比如两晋时期，佛教思想一度渗透政治，有凌驾王权的趋势，最后王权开始反弹， 开始了灭佛的过程。明朝时期，嘉靖皇帝貌似避政修玄，闭门修道炼丹，但是只限于他个人爱好，既没有让道教渗透进政治，还用他特殊的方式掌握朝政，维系着王权的尊严。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因为中华文明独特的对世界、宇宙认识的哲学视觉。比如传承数千年的周易，他就从自己的认识角度描述了天、地、人的关系，宇宙的规律。甚至包括做人、治世的一些理念。周易的很多观念被诸子百家研究、承袭，最后成了儒家学说的一部分。

实际上中国哲学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哲学奉行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学讲究天人二分，哲学出发点上的根本不同造成了两者治理国家、统治百姓的方式和制度上的巨大差异，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永远是王权至上，神权一直没有翻身的原因。因为身为人君者都以天子自居，而且也保持着这种基本哲学思维，既然身为天子，自己就是代天治世，那么普世间一切魑魅魍魉、神佛魔道都应该在自己统治之下，而不是凌驾于自己之上。

谢金澎

因为中国人会用大粪发酵作肥料。

中世纪在欧洲，你信别的教，甚至他认为你信的不对，就把你绑到火刑架上，一把火烧了你没商量；在中东你敢吃点不该吃的东西，石刑伺候，骆驼踏死；在印度严格地分为四种姓，低种姓不小心碰着了高种姓，手就得砍下来；在古罗斯，经常剥人皮作X卡，用人头骨作碗等。并且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神权都无与伦比地强大。但在中原汉地却是个例外，谁敢这样做，那就是妖僧、妖道，官府砍了你没商量。太上老君、观音菩萨、关公、黄大仙想信啥信啥。

在外国十字军东征，骆驼弯刀出征等，宗教势力发动圣战，整城整城地屠杀司空见惯。在中国却从来没听说过，你信哪吒，我信弥勒佛，你就要攻打我的事。

为啥出现这样的差别?因为古代中国有个强大的世俗中央朝廷，可以对宗教势力强有力地控制。欧洲小国林立征战不休，中东只出现过短暂统一，印度一直几十上百个邦国，直到英国人帮他们统一。从来没有那个势力能强有力地控制全国，所以给了宗教势力许多发展空间。而宗教的影响显然是全国（洲）性的，世俗政权的影响却只能在一个小国或小城邦，宗教势力比一个小国势力大的多，所以出现了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而中国纵使世俗政权分裂，也顶多分为南北朝，再多三国，对宗教势力仍是碾压性的。他们永远搞不出“宗教裁判所”的幺蛾子，只能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现。

至于有人说皇帝叫天子什么的，所以中国也是神权统治。叫天子只不过是借“天”的名义，给自己的合法性背书，治理起国家来都按世俗的礼法，哪个神棍敢来插嘴?像宋钦宗那样相信神神鬼鬼，借六兵六甲破敌，受到了千古耻笑。

那为何古中国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呢？当然是生产力的关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是需要大量的钱和粮食的，以供应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僚和军队。如果粮食产量小了，根本供应不起，甚至运输途中就被消耗光了。

中国古代的粮食产量无疑是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的。当时欧洲贵族也不能天天吃到白面包，一个餐桌只有一个杯子，一家人一年洗一次澡。所以，那时都流传欧洲的一个国王，还没宋朝的一个守城门的士兵收入高。

而中国粮产量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懂得把大粪发酵了当肥料使。在同时期的欧洲等地，大粪纯粹是当废物看，所以丢得到处都是——满大街厚厚的一层大粪，发明高跟鞋就是为了不踩粪；护城河外，粪墙比城墙还高；开次舞会，房间里城堡里都是大小便。但在中国，大粪一发酵就是很好的肥料，能提高明年的收成，所以农民都把大粪当宝贝看，有机会就去捡，甚至为了抢粪而斗殴。所以街道上干净得太多，而土地里肥沃太多。

因为粪肥的使用，让中国生产力也很大的提高，产生大量财富，建立有力的世俗政权，压制了神权。

待我施为地煞变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相比于欧洲那些牛气冲天的教皇和主教，中国从未出现可以和皇权对抗的神权领袖，更不要说和皇权斗争了。

原因用一句话解释就是——中国没有全民性宗教，也没有全民宗教生长的土壤。

先秦时期，中国虽然将祭祀看的很重，却没有像同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搞出一个宗教来，而是一种很原始的祭祀活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确定了中国神权的主体——天。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应该说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一切的政治文化思想。

秦始皇在玉玺上刻上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大字，这就代表了那个时代对神权的基本看法——皇帝人间最大，那么谁比皇帝大呢？天，天比皇帝大。

在基督教文明里，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上帝。在伊斯兰教文明里，至高无上的是真主，在亚伯拉罕宗教里，真主和上帝都是同一个存在。但是最重要的是，真主也好上帝也好，在人间是有代言人的！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上帝的儿子是耶稣。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穆罕默德是先知，引导我们信奉真主。发展到后来，教皇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阿訇们成了伊斯兰教的权威。这些教权神权在人间的代表，就构成了这些文明里神权存在的基础——神仙他老人家再厉害，也是要在人间有代言人的嘛。

而秦始皇就很聪明，他巧妙的把“天”的代言人变成了自己，皇帝就是天子，将周朝的天子名号完美的过度到了自己的身上，皇帝集人间皇权和老天的神权于一身，你们都消停了吧！

如果在封建时期有谁说自己也是老天的代言人，那么他一定是活腻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简单的说，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为老百姓规定了一个官方信仰——儒家思想。

这就彻底断送了“国教”的可能性，要知道，基督教的全面发展，就是在罗马帝国将其定为国教之后的。

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来说，简直好的不得了。首先，他有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礼义廉耻忠孝悌信，思想完整度照宗教丝毫不差。但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他没有神！孔子他老人家虽然在中国的地位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但中国人从来没拿他当过神，他只是圣人而已。

最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固化了今后两千年中国的官方思想，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这之后，无论是佛教（或者喇嘛教）还是道教（全真教），在汉族知识分子里，就俩字——异端。

事实上，中国并非没有宗教流行的时候，统治者也并非从来没尊崇过宗教。在历史上，佛教就曾数次流行，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就是一个佛教徒，还曾经见过达摩老祖，对佛教极其推崇，以至整个南北朝时期佛教一直繁荣昌盛。到了隋唐，佛教也一度相当昌盛，天下处处都是礼佛之声，到了唐宪宗时，皇帝甚至要亲自迎接佛祖舍利子入长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国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写下了著名的《谏迎佛骨表》，节选如下：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韩愈看到了唐宪宗推崇佛家，痛心疾首，用一句话来彻底否定了佛家思想的合法性——夷狄之人（印度传来），不学习儒家思想，不拜祖宗，不知道儒家的君臣父子，礼义廉耻，所以断断不能推崇佛家。

韩愈说的话，得到了当时大臣们的一致认同，唐宪宗的礼佛行动只能恨恨作罢。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的大规模打击佛教的运动——“三武灭佛”，孝武帝，武则天，唐武宗。三个皇帝打击佛教的原因基本一致：佛家不事生产，却拥有大量田地，让大量的劳动力放弃生产投入到毫无意义的宗教活动中，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圣旨一下，天下的和尚都强制还俗，宗教在皇权面前不堪一击。

实际上，中国的宗教不兴盛绝非坏事，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屁话。我们中国人不信神，信自己。我们来了大洪水，有大禹治水，不用祈求上帝给自己一个诺亚方舟。我们来了瘟疫，写医书炼草药，而不是像欧洲教皇一样去鞭打自己祈求上帝的原谅。我们两千年前就敢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不是像印度教教徒一样认为高种姓的人天生就应该高于自己。中国人不信教，但我们懂得如何通过奋斗为自己谋幸福，而不是信仰虚无缥缈的神，这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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