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爾扈特部在民國（完）

少年汗王

在今天，一個十七歲的少年，還不過是高中生，在書山題海中掙扎，為日後的高考奮力拼搏。雖然學習考試算得上苦，可家庭重擔，家族前途之類，根本用不著考慮，更不可能為千萬人的命運負責。

而土爾扈特第十二任汗王滿楚克扎布，卻在十七歲時，親掌汗王府權力，成為土爾扈特十萬百姓的主宰者。

滿楚克扎布二歲因為父親早逝而成為汗王，七歲時失去母親，從此在叔父五世生欽的照料下成長。五世生欽是僧侶，不能娶妻生子，因此將侄子視為己出。為了使其日後能擔當汗王責任，五世生欽很小便將滿楚克扎布送入騎兵團，訓練騎馬射擊和軍事指揮。使得小汗王養成了軍人氣質。

作為汗王需要文武雙全，武的一面是五世生欽培養，而文的一面，則是西力克負責。作為汗王的姨夫，西力克親自做滿楚克扎布的蒙古文老師，同時請俄羅斯老師教授俄文。在十六歲之前，滿楚克扎布精通蒙、俄雙語，但並不會漢語。

而開始學習漢語漢文，是在滿楚克扎布結婚之時。

滿楚克扎布的父親布彥蒙庫汗在世時，因要履行朝覲皇帝的義務，曾在北京居住有年。在京期間，與喀喇沁親王貢桑諾爾布過從甚密，曾經口頭許下兒女親家。

滿楚克扎布汗（1915—1967年）

喀喇沁位於內蒙古赤峰市和遼寧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境內，其親王家族來源於成吉思汗四大猛將之一的者勒蔑。雖並非蒙古黃金家族成員，但因為祖上家世顯赫，再加上清朝建立時是較早歸附的蒙古部落，因此備受清廷恩遇。有清一代，清皇室與喀喇沁通婚共一百一十四次，下嫁皇家女九十三人，娶喀喇沁女二十一人。在蒙古諸部中，要說與清皇室的關係之緊密，僅次於出了幾位清朝皇后的科爾沁部。

雖是口頭婚約，但這在王室之家便算是定下姻緣。因此，當滿楚克扎布十五歲時，五世生欽便以家族長輩身份，派出龐大的迎親團前往北京喀喇沁王府迎娶貢桑諾爾布親王的小女兒烏靜彬。據說，土爾扈特迎親團攜帶的聘禮極為豐厚，僅現金便有八千銀元，其他各類貴重禮品更是裝載了三十二峰駱駝。

而貢桑諾爾布親王也不吝嗇，為女兒準備了四十二峰駱駝裝載的嫁妝，隆重送女兒出嫁。小格格乘火車，取道西伯利亞前往新疆，行程達三個多月，於1930年10月到達新疆，與滿楚克扎布完婚。

烏靜彬，字貞卿，蒙古名古訓敏德克，1914年生人，比滿楚克扎布大一歲，結婚時也不過十六歲。貢桑諾爾布親王是蒙古王公中首先倡導現代化改革的人物，在旗中廢除跪拜禮，開辦新式學堂，尤其是創辦了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學校——毓正女學堂。因此，烏靜彬不僅受到傳統閨閣教育，也接觸到新思想，眼界開闊，性格堅毅。

雖是包辦婚姻，但夫妻二人都是豆蔻年華，新婚生活十分美滿。按他們的女兒敘述母親的回憶，是“他們都是少年的初戀，戀情融化了他們的身心”。喀喇沁從清朝中期便是蒙漢雜居，王府早已基本漢化，加之烏靜彬出生於北京，因此不會蒙古語。夫妻二人的交流，首先是從互相教授語言開始，在妻子的幫助下，滿楚克扎布迅速掌握了漢語，日後甚至可在無講稿的情況下發表演說，語言生動，感染力強。不過一年，二人的愛情結晶，長子恭本德吉特出生。

小兩口享受新婚幸福，可新疆和土爾扈特卻是風起雲湧。先是全疆大起義爆發，之後便是五世生欽的遇害。（編注：五世生欽之死，詳見《東歸英雄在民國》第二篇《神哭鬼號之鄉》）

五世生欽與金樹仁鬥法失敗，關鍵在於汗王滿楚克扎布被接到了迪化，並宣佈親政。雖然叔叔對自己有養護培育之恩，但年輕的汗王“非常任性，反抗精神極強”，對叔叔長期把持政務心有不滿，因此才跟從西力克前往迪化，想借機收回權柄。豈料，此舉竟然害死了叔父，自己還不得不違心感謝金樹仁允許自己護送叔叔的靈柩回鄉，而王府大權大多又被姨夫西力克把持，可想而知滿楚克扎布的悲憤。據烏靜彬的回憶，丈夫在五世生欽遇害後，脾氣極為暴躁，常無端爆發，難以排解。

而就在滿楚克扎布憤懣不平之時，暫時平靜的新疆風暴又起，年輕的汗王也有了掌握大權的機會。

在五世生欽遇害後三個月，金樹仁以伊犁屯墾使張培元為統帥，集中所有機動兵力，發動了對起義軍的全面進攻。此時馬仲英因為前次戰鬥受了重傷無法指揮，和加尼牙孜的民軍戰鬥力有限，因此不得不撤退。馬部退回甘肅，和加尼牙孜也退往蒙古國邊境。

在蒙古國邊境，和加尼牙孜很快受到蒙古國政府的支持。於1932年春末，在蒙古國代表的斡旋下，和加尼牙孜正式被推舉為起義軍總指揮，堯樂博斯等人都宣誓“堅決服從和加尼牙孜總指揮的指揮，如有不服從指揮者，按軍紀處理”。同時，制定了“再次邀請馬仲英來哈密，正面截擊金樹仁部隊，和加尼牙孜率隊繞道到吐魯番，從敵後攻擊”戰略。會後不久，蒙古國方面送來100 支槍、25000 發子彈、2 噸鉛、500 雙馬靴、500 件大衣、500 件雨衣的援助。

起義軍重新振作，而省府一方卻內訌連連。金樹仁因為猜忌，與麾下大將張培元鬧翻了。

張培元，字子亨，青海貴德縣人，原是迪化講武堂教官。新疆“七·七事變”時，他擁戴金樹仁為主席，因此受到重用，先是升為旅長兼新疆政府軍事處處長。1929年又被任命為伊犁鎮守使，後改為屯墾使。張培元主政伊犁後，擴充部隊，建立新編第八師，兼任師長，成為一方強力諸侯。

張培元擊退馬、和二部後，進駐哈密。他認為軍事鎮壓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主張用政治方法和平解決，因此並未對退入山中的起義軍進行進剿，而是派人與和加尼牙孜、堯樂博斯等人談判。金樹仁本就對擁兵自重的張培元深有猜忌，見他不積極用兵，加上其弟金樹信進讒，認為張培元“別具用心，另有企圖”，便於1932 年夏撤換張培元，改由塔城行政長黎海如至哈密擔任師長併兼東路剿匪司令。金樹仁的這一舉動使張培元懷恨返回伊犁，直接表示：“從此決不過問金樹仁的事”。

同在1932年夏，蒙古國的援助送到起義軍手中，而金樹仁卻臨陣換將，真可謂此消彼長。

接替張培元的黎海如被人稱為“黎菩薩”，不諳軍事，屢被和加尼牙孜挫敗。金樹仁無奈之下，再派劉傑三擔任前敵總指揮增援哈密，豈料劉傑三一到前線便偶遇馬仲英派來新疆進行偵查的馬赫英小股騎兵。馬仲英的驍勇在新疆省軍中早已留下巨大陰影，劉的部下以為“尕司令”又來，尚未接戰便一鬨而散，劉傑三在混亂中被擊斃。消息傳到迪化，省府上下人心惶惶。

在甘肅已經養好傷的馬仲英，在聽取馬赫英的報告後，認為再次入新的時機已到，立即派副官馬世民、馬全祿率部先行進入新疆，實行“點火於天山南北，製造全疆動亂，使金樹仁分散兵力，窮於應付”的戰略。

馬世民進入新疆後，先於1932年12月2日攻佔了鄯善，之後又和當地民軍匯合，攻陷吐魯番。在遭到省軍盛世才的進攻後，於1933 年1月27日率部退至焉耆，隨即發動當地百姓舉行暴動，攻取了焉耆，建立了“三十六師剿匪總司令部”，隨之便把戰火引到了庫車、輪臺、阿克蘇

在馬世民進入南疆時，馬仲英的另一部下馬全祿也奉命進至迪化南山附近。此時省城防務空虛，馬全祿趁此機會輪番對迪化發動進攻，致使省城迪化困危異常。

全疆再次大亂，金樹仁左支右絀，將可用兵力四處調撥，其中便包括土爾扈特騎兵旅。

此時任騎兵旅旅長的，是西力克。因為金樹仁的支持，他才扳倒五世生欽，執掌土爾扈特大權，現在金主席有命，自然不能拒絕，於是率部參戰，在古城與馬世明兩軍對壘。

土爾扈特騎兵由牧民組成，騎馬作戰本是內行，再加上俄國教官培訓，戰鬥力不弱。可五世生欽遇害之時，隨他一起被殺的還有團長巴拉登等人，之後金樹仁為了斬草除根，更逮捕槍殺了羅棟、圖布敦等多名連長。中層將官的失去，對於一支部隊的打擊是致命的，再加上西力克本是文職官員，甚少參與軍事，倉促領兵上陣，根本難以指揮自如。結果古城一戰，土爾扈特騎兵大敗虧輸，大量士兵被俘。而作為“以宗教相號召”的馬仲英部下，馬世明對於全民信佛的土爾扈特人自然不會手軟，

此戰讓土爾扈特騎兵元氣大傷，但汗王滿楚克扎布卻因禍得福。在戰鬥中，小汗王英勇異常，跨馬揚刀的奮戰之姿讓士兵對他極為敬佩。而西力克是殺害五世生欽的幫兇，本就遭部民側目，加上戰敗之恥，再無力掌控全權，土爾扈特實權終於由汗王親掌。

雖然因為一場失敗而親掌大權，但滿楚克扎布也沒什麼時間高興，為了應對戰敗後的殘局，他將妻子家眷送到伊犁暫避，撫卹陣亡將士，將餘部帶入山中修整，忙的不亦樂乎。

相對滿楚克扎布，金樹仁面對的更是滿目瘡痍的亂局。1933年4月，繼馬世明、馬全祿之後，“尕司令”馬仲英終於親率主力第二次進入新疆。

第一次入新時，馬仲英不過數百人馬，尚且每戰克捷。如今他已經有六千虎狼之師，更是勢如破竹，不廢吹灰之力便拿下了哈密三城。佔領哈密後，馬仲英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採取左宗棠進軍新疆時的戰略，“分兵兩路，併力西進”。兩路大軍齊頭並進，北路推進到奇台，南路也輕鬆佔領了鄯善、吐魯番，為馬仲英親率主力圍攻迪化創造了條件。

戰場上一敗塗地，金樹仁的人望降到冰點。原本就對他不滿的人趁機出手，倒金的“四·一二事變”爆發。

省府參謀處長陳中、迪化縣縣長陶明樾、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等人一致認為，當時新疆局勢混亂，金政府難以繼續維持其政權，同謀決定倒金。不過，這些人並無兵權，於是便拉攏了駐紮在迪化的“歸化軍”。

歸化軍，即白俄組成的部隊。俄國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掌握國家政權，大批原沙皇軍隊官兵以及難民逃入新疆伊犁、塔城地區。當時主政的楊增新利用國際公法，和平解除了白俄軍武裝，將他們安置在奇台、木壘及離邊界較遠的南山山區和各縣，撥給土地開墾放牧，且均免賦三年，使其安心生活。這些白俄被稱為“歸化族”。

金樹仁主政後，新疆大亂，為了鎮壓民軍，有官員提議招募有戰鬥經驗的白俄歸化族組成軍隊。在得到金樹仁允許後，大量白俄被招募組成歸化軍，先編成1個騎兵團，後擴編為兩個團，團長分別為安東諾夫、巴品古特。

歸化軍成軍後，因為其主幹都是白俄老兵，戰鬥經驗豐富，再加上金政府給歸化軍的待遇較高，薪餉較省軍高1—2倍，所以爆發了很強的戰鬥力。在與起義軍乃至馬仲英部交戰中所獲得的有限的勝利，都是歸化軍為先鋒的功勞。

然而，新疆連年戰亂，經濟早已崩潰，部隊軍餉根本不能按時發放，到1933年，歸化軍已經陷入餉糈無著、官兵生活極度困窘的地步。再加上金樹仁擔心歸化軍做大不服管束，也處處進行刁難限制，歸化軍遂對金離心離德。

政變集團看重這一點，經過和歸化軍首領安東諾夫、巴古品特聯絡，達成了協議：“政變武裝由歸化軍負責；成功後歸化軍自願復員的可以復員，在政治上同漢人享受同等待遇，有在城市中居住、謀生的自由，還可以參加政府工作。對歸化軍中首要，新政府將畀一重要官職。”

1933年4月12日下午，歸化軍首先發難，巴品古特和安東諾夫帶領歸化軍以軍事演習為名進入東門，佔領城防司令部。繼之控制各城門並攻入督署收繳了印信關防。金樹仁措不及防，逃出督署後，組織部隊反攻。從13日凌晨2時半起，雙方激戰，歸化軍漸呈不支。在此關鍵時刻，取道新疆的東北義勇軍鄭潤成部協助歸化軍投入戰鬥，金樹仁部隊被迫退到城外。

政變成功後，政變當局自覺難以維持大局，便請駐軍於迪化南郊烏拉泊的東路軍總指揮盛世才出面維持局面。

盛世才，字晉庸，遼寧開原人，祖上為漢軍旗人。青年時在瀋陽讀書，後考入上海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科，1917年入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1919年棄學從戎，考入廣東韶關講武堂，結識該校教官郭松齡。郭松齡把義女邱毓芳許配給盛世才，不久又舉薦他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1925年郭松齡倒戈反奉，盛世才奉命回國，在郭部任營長。不久，郭松齡兵敗身亡，盛世才逃亡日本，完成日本陸軍大學學業。

畢業後的盛世才鬱郁不得志，而到1929年，金樹仁鑑於軍隊“惡習深錮”和“人才缺乏，兵質太腐”，派人到京滬寧延攬軍事人才。盛世才主動請纓，進入新疆，被任命為督辦公署參謀、參謀主任等職。盛世才一直希望自己能夠“到邊區創造一局面”，因此要求到軍官學校任戰術總教官，從而培養了一批軍中親信。

新疆大亂之後，盛世才被委任為參謀長，立下不少戰功，尤其是1933年1月，馬世明率部進犯迪化，盛世才擊退馬軍，解迪化之圍，威望正隆。

盛世才並沒有參與策劃政變，政變發生後，他接到金樹仁的平亂的命令卻按兵觀望。直到迪化大局已定，才同意與政變方合作。

4月14日，政變一方召開第二次臨時維持委員會會議，盛世才等被增選為臨時省政府委員。會議當天，盛世才出席並派兵包圍會場，靠著東北義勇軍和歸化軍的支持，強命會議選舉自己為臨時督辦，取得了新疆最高軍事領導權。

盛世才參與政變一方，金樹仁徹底失去了反攻的資本，只能逃往瑪納斯。這時，蘇聯專門派人來見金樹仁，“面告無條件以實力幫助，收復地方”。

現在，金樹仁眾叛親離，若得蘇聯援助，重奪迪化確實大有可能。而金樹仁雖然性格偏狹，治疆無方，畢竟是傳統文人，有家國大義思想，明白所謂“無條件”相助的背後會是什麼。他以“內部事情”不勞外人插手為由謝絕，於4月24日發出下野通電，說自己“不能圖一時之快，遺萬世之譏”。然後假道蘇聯，輾轉回到內地。至此，統治新疆不到五年的金樹仁政權倒臺。

金樹仁走了，留下了四分五裂的新疆。盛世才掌控的省政府只能控制東自奇台，西至塔城的一個狹長地帶。馬仲英掌握著北疆大部分地區，哈密、鎮西、七角井至吐魯番、鄯善全歸馬軍統轄，南疆的喀什也有他的部分勢力。伊犁周邊則是張培元控制。而南疆各地，也在混亂中慢慢整合成一股勢力，欲圖以宗教相號召獨立建國。無論哪一方，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統一新疆，都需要外力援助。

緊鄰的蘇聯，無疑是最有可能提供援助的。

大亂以來，蘇聯趁機謀取染指新疆。和加尼牙孜接受的蒙古國援助，其實便是蘇聯所提供。同時，一直防備蘇聯的金樹仁，在財政緊張之時，也不得不與蘇聯簽訂《新蘇臨時通商協定》，其中有開放南、北疆的主要通商地點，限制新疆關稅稅率，規定新疆土貨只能售與蘇聯國營商業機關以及允許蘇聯在新疆設立財政所等條目。雖然這份協定因為戰亂並未能實行，但卻成為蘇聯檢驗誰能夠與自己合作的試金石。

馬仲英、張培元乃至和加尼牙孜，都不可能利用這塊試金石。能夠利用的，只有盛世才。1933年5月，“四·一二政變”發生不過半月，盛世才便派人赴莫斯科，與蘇聯政府聯繫，並派外交署長陳德立去蘇聯駐迪化領事館會見蘇聯總領事孜拉肯，表示“願在金樹仁政府同蘇聯簽訂的《新蘇貿易協定》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彼此友好關係”。為了展現自己的進步立場與蘇聯合拍，盛世才還請孜拉肯等人吃飯，飯後請他們參觀他的書房內秘藏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書籍，表白他早以信仰了共產主義。

對於盛世才的表態，蘇聯並未馬上做出回覆，畢竟此時新疆局勢尚不明朗，盛世才能否勝出還是未知之數——盛手中只有六千人馬，而馬仲英已有一萬之眾，張培元也擁兵八千，和加尼牙孜雖然兵力不足，但卻擁有在新疆主體民族維吾爾族中的崇高威望。

而且，蘇聯還需要考慮另一個因素：中國當時的中央政府——南京國民政府也開始運籌新疆了。

遠在數千公里之外的南京國民政府，雖然還對新疆鞭長莫及，但此時東北已經落入日本人之手，新疆若再不平息動亂，也難保不會重蹈東北覆轍。在“四·一二事變”發生十六天後，民政府發佈了“特派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的國府令。6月10日，宣慰使黃慕松一行到達新疆。

黃慕松秉承中央意志，希望新疆各派能夠“各守其業，軍隊各守其防，靜候中央處理，勿在誤會重生。”也就是說，在保有現存格局的情形下，讓各派用和談的方式團結起來，避免外力干涉新疆。黃慕松下機伊始，即以中央大員身份下令立即停止軍事行動，用和平方式解決矛盾；取消督辦制，建立軍事委員會，由盛世才任委員長。

相對而言，張培元、馬仲英等人因為並不掌握“大義名分”，比較擁護黃慕松的主張，而盛世才深知，若真按如此處理，自己將無法在日後獨享權柄，因此對黃極為冷淡。加之在6月初，盛世才利用馬仲英與和加尼牙孜產生矛盾，已將和加尼牙孜“招安”，任其為南疆警備司令，斬去馬仲英一臂，膽氣大壯，故而將黃慕松丟在迪化，自率主力東進，欲圖消滅馬仲英。

黃慕松見盛世才不願從命，而其他勢力“對中央均具信仰”。便決定拉攏各派倒盛，他先爭取到東北義勇軍“願直隸中央”的表態，之後又獲得張培元“表示受中央驅策”的承諾。而在省府內部，更是將“四·一二事變”首腦陶明樾、陳中、李笑天等人拉在身邊，迅速完成了架空盛世才的謀劃。

然而，盛世才一代梟雄，迪化眼線遍佈，對黃慕松的作為早已洞悉於心。6月19日，盛世才突然返回迪化，並於6月26日以召開臨時維持委員會緊急會議討論剿匪事宜為藉口，將陶、李、陳三人逮捕，未加審訊即命槍決。然後宣佈“陶、李、陳三人，圖謀推翻現政府，顯有謀叛行為，業已置之於法

黃慕松入新宣慰失敗，引起國人高度關注。國內輿論對盛世才槍殺陶、李、陳三人，軟禁中央大員的事實反映強烈，譴責盛世才“輕以莫須有之罪名殺國家有用之才”，呼籲當局“不能坐視境內有古代野蠻部落式之行政留存期間而不問也”，主張對盛世才採取強硬措施。

可此時南京政府遠遠沒有達到實現全國政治、軍事統一的程度。僅就西北而言，勢力尚未達到隴西，又如何奈何新疆？只能無視輿論，派司法行政部長兼外交部長羅文幹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盛世才等人的宣誓就職典禮，做新疆和平的最後努力。

9月2日，羅文幹一行到達迪化。在與盛世才等人商討之後，確定省政府委員為十三人：“劉文龍、盛世才、張培元、朱瑞樨、張馨、李溶、沙裡福汗、滿楚克扎布、馬仲英、高惜冰、鄧聚奎、胡賽音、和加尼牙孜為省政府委員”。

這份名單囊括了新疆此時所有實權人物，而最有實力者，仍是盛世才、馬仲英和張培元

可惜，盛世才當初所為，已經讓張、馬二人完全沒有與之和衷共濟的幻想，馬仲英雖接受了盛委任的東疆警備總司令職務，但卻堅決不去迪化商談和平事宜。張培元更是直接表態：“我就不讓盛世才當邊防督辦，其他事情都好說”。

而盛世才既然前番可以玩弄黃慕松，對於羅文幹又何嘗不能覆手為雨？他原本想借馬仲英來迪化商談之機，將之扣押，見馬不入彀，乾脆逮捕馬的代表張雅韶等人。然後拜訪羅文幹，稱張雅韶等勾結軍隊叛變，不得已而用兵。

10月9日，盛發出討馬通電，同日，馬仲英在吐魯番舉行閱兵典禮，宣誓一舉消滅盛世才。11日，盛世才兵分兩路向馬仲英部進攻。一路由奇台取道七角井攻鄯善，截馬部後路；一路由他親率主力攻打達坂城。

盛世才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受過系統的現代軍事指揮訓練。可他對面的馬仲英雖然從未讀過軍校，卻是指揮騎兵的天才。在回民騎兵迅猛而詭譎的衝擊之下，盛世才按照教科書安排的陣勢被徹底擊垮。雙方投入上萬人的對陣迅速成為了馬家軍對盛世才省軍的追擊戰。當盛世才悽惶惶逃入迪化的時候，馬仲英則也兵臨城下，將迪化團團包圍。

迪化城內糧、煤奇缺，軍紀敗壞，“士兵逃逸甚多，情況危險”。冷眼旁觀的羅文幹見盛世才倒臺在即，於是促成張培元、馬仲英聯合反盛。為了配合馬仲英，伊犁的張培元發兵東進。

眼見盛世才已經是山窮水盡，馬上要成為金樹仁第二了。

可無論是馬仲英、張培元還是羅文幹，都忘記了北方一直未出手的蘇聯。

曾對盛世才的投效未予反應的蘇聯，其實一直在盤算如何措手。當盛世才驅逐黃慕松，且無視羅文幹而自行其是又兵敗達坂城後。蘇聯終於決定了自己該支持誰。

在蘇聯看來，張培元傾向南京，曾拒絕自己的聯盟要求，是不可調和的敵人。馬仲英更是以民族宗教為標榜，曾經放言待統一新疆後便征服蘇聯。而盛世才一再示好，與南京關係鬧僵，現在又陷入困境，自是最好的聯合對象。

原本對盛世才並無好評的蘇聯，開始盛讚盛世才是“傑出的軍事領導者”，派人與其取得聯繫，簽訂了充分滿足蘇聯在新疆利益的《盛蘇密約》，盛蘇同盟迅速建立。蘇聯向盛世才提供價值300萬盧布的軍火，其中包括“機關炮、步槍、通訊器材、氯氣彈，還有包括駕駛員在內的30架飛機”，並且決定出兵幫助盛世才剪除對手。

1933年12月，蘇聯紅軍從霍爾果斯入境，冒稱是“塔爾巴哈臺軍”(意即從塔城募集而來的歸化軍)，以重型火炮、坦克和飛機為前導，迅速攻佔張培元大本營伊犁，逮捕了伊犁城的各級官員，並從背後向張培元發起攻擊。張培元大本營丟失，前方進攻又失利，士兵大量逃散。絕望之下，於1934年1月6日舉槍自殺，享年四十歲。

張培元既死，盛世才西面的威脅便已掃除。1934年2月，蘇軍又以“阿爾泰軍”（意即從阿爾泰募集的歸化軍）的名義開到迪化，向包圍迪化的馬仲英部發起進攻。

馬仲英雖然驍勇善戰，但騎兵的馬刀步槍如何能抵擋坦克、裝甲車的碾壓與飛機的狂轟濫炸？回民騎兵伏屍累累，馬仲英率殘部退往南疆。

馬仲英退往南疆後，將成立於1933年11月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攻滅，希望藉此在南疆站住腳，但終究未能如願。1934年7月，馬仲英不得不解散部屬，宣佈倒向蘇聯，前往蘇聯“學習軍事”，從此消失於歷史之中。一直在南疆，且被“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奉為“主席”的和加尼牙孜也將這個“共和國”的創立者沙比提大毛拉綁送盛世才，自己成為了盛世才政府的副主席。

各派力量煙消雲散，盛世才終於成為最後的贏家。一直想借調和新疆各派勢力而進入新疆的南京政府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為了避免盛世才徹底倒向蘇聯，1935年11月，南京政府讓盛世才出任國民黨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1936年更任命他為陸軍中將，並特加陸軍上將銜。

新疆正式進入“盛世才時代”。

“暴動”與“革命”

從“四·一二事變”開始的新疆各派博弈，盛世才的最終勝出，雖然蘇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張培元、馬仲英等人的敗亡，也不能不歸結於他們自恃實力，不甘居於人下的態度。

亂世中，有實力的人總是希望能夠獨掌大局，不到山窮水盡不會放棄。而往往一些弱小者，因為缺乏實力，只能隨波逐流，反而會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當然，這也只是暫時的。

蒙古人在新疆是弱小民族，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五世生欽與金樹仁對抗，不但自己死於非命，還給土爾扈特造成重創。滿楚克扎布汗雖然年輕，但必須吸取叔父的教訓，緊緊依靠省府，以獲得生存的機會。

因此，他奉行當年楊增新面對中央政府的策略：“認廟不認神”，只要是省府的命令，自己便要遵從。至於執掌省府的是誰，則並不關心。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被任命為政府委員，雖然這有土爾扈特是新疆蒙古各部中最大且爵位最高的原因，但也是盛世才對土爾扈特支持自己的表彰。

省政府委員雖然名頭很響，但並無實際意義。滿楚克扎布汗知道，在省政府內外交困之際，自己還需要率軍出山，平定地方，才能以戰功確定自己以及土爾扈特在盛世才政府中的地位。

緊鄰土爾扈特遊牧地的焉耆縣，自1933 年1月開始便被馬仲英部下馬世民佔據。盛世才無力派軍前來，要收復縣城只能依靠地方武裝。土爾扈特騎兵自然是首選。

1933年8月，盛世才發佈命令，令土爾扈特騎兵旅與和碩特騎兵旅合兵一處，攻打馬世民。

所謂和碩特騎兵旅，來自於與土爾扈特一起東歸的和碩特部。東歸之後，和碩特被安置於和碩縣一帶。此時和碩特的首領是班第郡王，原本在楊增新時代，和碩特騎兵屬土爾扈特騎兵團麾下，只是一個騎兵營，但按照前清舊制，土、和兩部沒有隸屬關係，因此和碩特騎兵是實際獨立的。金樹仁時代，因為其大力擴軍，和碩特騎兵也被升為獨立的騎兵旅。

土爾扈特騎兵曾敗於馬世民手下，滿楚克扎布汗早有心復仇，雖然還未恢復元氣，仍然整隊出山，與和碩特合兵，開到焉耆城下。

9月16日，兩部騎兵對焉耆發起猛攻，先後擊退馬軍堵截，開始圍攻縣城。雙方反覆絞殺，血戰三天，戰事陷入膠著。

騎兵缺乏重武器，為了能順利攻城，滿楚克扎布汗發電給迪化，希望省府派飛機支援。豈料這一決策卻釀成慘禍，省府飛機飛到戰場時，未分清目標便實施轟炸掃射，攻城部隊被支援自己的飛機打得死傷慘重，只得退出戰鬥。

此戰雖然未能攻陷縣城，但馬軍統帥馬世民被擊斃，餘部由其弟馬世英統帥。十餘天后，土、和二部再次反攻縣城，將馬世英擊潰，收復了焉耆。

有此功勞，滿楚克扎布汗算得給盛世才交了一份滿意的“投名狀”。不久，盛世才委任滿楚克扎布汗為暫編蒙古騎兵第一師中將師長，西力克與和碩特郡王班第為少將旅長，統歸滿楚克扎布師長管轄。

到1934年，隨著張培元、馬仲英先後敗亡，新疆已經是無可爭議的盛家天下。滿楚克扎布汗也隨著走上了人生巔峰，他被召到迪化，正式成為省政府委員，並還出任“新疆民族聯合會”的副委員長。

在滿楚克扎布汗夫婦眼中，這豈不就是歲月靜好了？

然而，新疆是蹚過屍山血海才走向暫時安定，哪裡會著麼輕易便清平無事？

執掌新疆大權的盛世才，看似風光無限，但也知道自己有著重重危機。

在外部，因為全靠著蘇聯助拳才消滅敵手，所以蘇聯自然是太上皇，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阿不列索夫作為盛世才的最高顧問，參與一切事務,“盛政府政治上重大決策和對高級官吏的任用，無論蘇方要求與否，盛於事前均向蘇聯領事館報告或商酌。”在省府裡，大量聯共黨員身居要職，發揮巨大作用。甚至連盛世才引以為傲的，自稱與“三民主義”、“共產主義”並駕齊驅的“六大政策”（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也是聯共黨員張義吾、王立祥等人制定出來的。

在內部，盛世才不得不與諸多原本不是自己嫡系的實力派共享權力，比如和加尼牙孜，比如從楊增新時代便身居要職的張馨等等。在軍隊中，原東北義勇軍、歸化軍乃至各地方部隊，他還都不能如臂使指。

內外兩個因素合在一起，讓盛世才如坐針氈。因為蘇聯是太上皇，自己必須無條件服從。而因為內部還不是鐵板一塊，那如果自己做的不如蘇聯之意，蘇聯自可用其他實力派來代替自己。

蘇聯是得罪不起的，那要尋求安全，只能從內部著手，只要沒有了堪可與自己比肩的人物存在，蘇聯不就是想換人都無從下手了麼？

1937年7月，南疆麻木提、馬虎山對盛世才掀起反旗，蘇聯紅軍再次入境，動用2個吉爾吉斯兵團和1個俄羅斯兵團將之鎮壓。

盛世才抓住機會，將這次叛亂說成是針對蘇聯和自己的巨大陰謀，是“從東京到柏林，以國際託派運動和法西斯—託派陰謀家們為聯繫的影響深遠的陰謀活動”，開始了“陰謀暴動案”為名的大清洗。

是年8月，教育廳秘書處主任張九皋被捕，經過酷刑逼供，審出教育廳廳長張馨密謀刺殺盛世才、顛覆現政府的“罪行”。

張馨是新疆省府元老，“七·七事變”、“四·一二”事變都參與其中，因此向來不服盛世才。他的被捕，雖然引起轟動，但人們只認為這是盛張兩人之間的矛盾，並未想到這將是一場大清洗的序幕。

此時只有二十二歲的滿楚克扎布汗，更不會想到張馨的被捕會牽連到自己，他此時還在忙著籌備“雪戲”活動。

所謂雪戲，是新疆蒙古各部傳統的遊戲活動，每當第一場雪降下之時，人們便要相約“賭雪”，猜雪會下多大，而賭輸者則要舉辦宴席招待客人。1937年的“賭雪”，滿楚克扎布汗和和碩特班第郡王賭輸了，於是便大排宴席，邀請省府各級官員。

盛世才已經磨刀霍霍，盛大的宴會更是直接給了他藉口——這不是在串聯密謀，顛覆政府嗎？10月，滿楚克扎布汗、班第郡王、西力克乃至省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省府秘書長黃翰章、農礦廳長鬱文彬、民政廳長馬紹武等省府官員便

人抓齊了，審訊也緊鑼密鼓。重刑之下必有所供，“陰謀暴動案”很快“水落石出”，其步驟是：麻木提、馬虎山舉兵叛亂於南疆，和加尼牙孜、張馨、馬紹武等配合於省城。同時，伊犁、塔城、哈密、阿克蘇、喀什、和田、阿山等地發動武裝叛亂以作策應。該陰謀組織還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阿布列索夫的支持，新來的聯共黨員也參加了該組織。

盛世才可謂一箭多雕，轉眼之間，省府和新疆各地實力派被一掃而空，而太上皇蘇聯也因為這“託派分子參與”的帽子只能默許盛世才將大量聯共黨員清理出政府。

盛世才春風得意，可被他清洗的人則悲慘無比。大部分人在飽受酷刑之後被處死，即使未死者也身心俱傷成為行屍走肉。班第郡王死於酷刑，西力克在被釋放時已經奄奄一息，出獄後便去世。最可悲的是滿楚克扎布汗，被關押折磨

後世有人為盛世才辯護，認為雖然“陰謀暴動案”子虛烏有，但畢竟消滅各派勢力，為新疆迎來了穩定。這種說法其實站不住腳，所謂心懷利器殺心自起，一次冤獄便會有不斷冤獄，之後是盛世才還不斷髮動各種清洗運動，乃至被稱為“十年督辦，十年人頭”。“陰謀暴動案”中，因受麻木提、馬虎山叛亂牽連，南疆僅在喀什、阿克蘇、焉省三專區便被處決了約九千多人，其餘各地處決人數無從統計。而在之後的大清洗中，被害者也達1800多人。另據當事人回憶，牽連被怨者有12萬人之多。如此“穩定”，不過是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罷了。

何況，即使滿楚克扎布汗在內的受害者，很多確實算得有實力“破壞穩定”，但更多的人不過是無端被波及的犧牲品。

新土爾扈特的親王察克德爾車林便是最典型的一位犧牲者。

土爾扈特東歸，所部主要被分為三部分安置，即舊土爾扈特，新土爾扈特與和碩特。舊土爾扈特是渥巴錫直屬部眾，和碩特是一起東歸的和碩特部眾，而新土爾扈特則是渥巴錫東歸時的主要助手舍楞的部眾。他們被安置在阿爾泰山南、烏隆古河之東，即布勒罕河（今布爾根河）一帶。

舍楞為新土爾扈特第一代郡王，傳到第七代密什克棟固魯布時，清朝倒臺，外蒙古爆發了“獨立”運動，組成了庫倫（今烏蘭巴托）政府。

庫倫政府並不僅想以外蒙古為領土，而是希望統一所有蒙古地區。政府剛一成立，便兵分四路欲圖歸併內蒙古和新疆蒙古地區。新土爾扈特王公以密什克棟固魯布為首，都不願歸附庫倫，從而遭到軍事威脅，庫倫政府聲言“爾等因何不投誠蒙古，而反歸順民國。欲將札薩克及所轄蒙民盡行剿滅”。

密凌扎棟固魯布為了所部安危，也為了擺脫庫倫政府的轄制。於1912年8月，率所屬二百數十帳，兩千餘人南遷，向新疆都督楊增新投誠。楊增新給予了妥善安排，資助各類物資，並“準在孚遠縣屬山內四廠湖一帶劃一地段以便駐牧”。

這次南遷，使得新土爾扈特損失慘重，但也對楊增新擊退庫倫政府部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日後楊增新評價南遷，曾說道：“當日察罕通古官兵所以能撐持者，全賴密親王投誠所向，若密親王不肯投誠，則後路駐兵之嵩萊通古與錫伯圖及烏什克等處，皆系密親王所轄地方。萬一蒙古派兵截斷後路，糧路一斷，則前敵察罕通古之兵不戰自敗，而新疆危矣！若蒙兵如入新疆，不難破壞全局，而附近之奇台孚遠焉能無恙？此密親王投誠內向有功於新疆，與異常內向之蒙古不同也，密親王內向之後，其祖宗墳墓為庫倫蒙古所掘，其所居王府，為庫倫蒙古所毀，種種受害，不一而足……。”

到1917年，外蒙古平靜，新土爾扈特大部返回布爾根河。1920年，密什克棟固魯布親王病故，其子納木加旺登承襲親王爵位。

1924年，外蒙古已經在蘇聯扶植下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而中國內部的軍閥混戰更甚，再無力應付外蒙古局勢。於是，外蒙古部隊再次侵擾布爾根河縣，俘虜縣佐，挾持牧民。納木加旺登又率部民逃入新疆，被楊增新安置在孚遠縣。1931年，新疆大亂，新土爾扈特自衛隊奉金樹仁之命參與鎮壓起義，結果死傷殆盡。部民也四處逃難，人口損失極大，到1936年時，只剩分散居住的不足千餘人口。

納木加旺登親王於1930年去世，其子察克德爾車林襲爵。這位王爺其實僅剩下空頭王位，部民四散，毫無武裝，對任何人都已不具威脅。然而在“陰謀暴動案”中也被牽連，入獄遇害。

如果說滿楚克扎布汗等人是“懷璧其罪”，那察克德爾車林親王的無端遭難，只能證明盛世才的狼戾不仁。

被盛世才殺害的眾多人物，雖然不乏有反抗能力的，但因盛發難突然，計劃周密，都是束手就擒，再未掀起波瀾。倒是土爾扈特、和碩特的部民，懷著傳統的忠義，上演了一場“忠臣藏”的劇目。

在得知滿楚克扎布汗、班第郡王被捕的消息後，土、和兩部一片大亂，人們弄不懂省府的各種說辭，但憑著一腔血勇和傳統的忠心，立即做出了派人前往迪化，劫獄營救的決定。土爾扈特部與和碩特部商定，如土爾扈特人前往迪化，會引起盛世才懷疑，以和碩特部騎兵赴迪化城進貢的名義前往，會瞞過盛世才耳目。

於是，土、和兩部精選258名部中子弟，暗中攜帶武器，星夜前往迪化。

然而，蒙古部民掩人耳目的謀劃，與盛世才現代化的偵緝手段相比，太過小兒科。這支小部隊經過長途跋涉，到達迪化城郊烏拉泊時，便被早已埋伏的盛世才部隊包圍。兩蒙部子弟雖猛力拼殺，終因寡不敵眾，全部戰死。

現實畢竟不是傳說，勇氣與忠義，往往只能換得喋血沙場。

滿楚克扎布汗被捕後，夫人烏靜彬出面執掌土爾扈特事務，被部民尊稱為“巴布諾顏”，意即母親首領。她忍辱負重，一面上學，一面參與部落事務，還要照看年幼的兩個孩子。她於同年秋被部落推薦為蒙古族婦女代表，參加全疆婦女代表大會。1937年底，為了安撫土爾扈特，盛世才宣佈滿楚克扎布汗已經赴蘇聯學習，任命不滿7歲的滿楚克扎布之子恭本德吉特繼承汗位。

土爾扈特最後一任汗：恭本德吉特

1939年，新疆實行改土歸流，撤消新土爾扈特盟、舊土爾扈特4盟、和碩特盟公署，設立縣、治局。但土爾扈特人眾仍然服從原王府權威，烏靜彬得以繼續執掌部內事務。

歷史的車輪繼續前進，盛世才雖然又憑藉兩次“陰謀暴動案”鞏固權力，但面對波譎雲詭的時勢也終究馬失前蹄。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戰爭初期，形勢對蘇聯極為不利。盛世才感到“無法預測戰爭何時結束，即便蘇聯獲勝，恐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大力援助新疆”。於是開始背叛蘇聯，清除蘇聯在新疆的勢力，同時，頻頻向國民政府示好。

此時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立即予以回應，提出“開發大西北”、“立國之基在西北”的口號，鼓勵大量青年黨員進入新疆，一時間報名者達5000之眾，從而建立了新疆省黨部和各縣黨部。同時，中央軍也大量開入新疆。

眼見得大權將要被奪走，盛世才又出爾反爾，再次以“陰謀暴動”為名，逮捕省黨部書記長黃如今，省建設廳廳長林繼庸等數百名國民黨員，並請蘇聯援助，驅逐中央軍。

然而，經過上次背叛，蘇聯已經對盛世才不再信任，以不便干涉中國內政為由，拒絕了盛世才的請求，並將盛世才的來電轉遞給了重慶。

沒有外力支援，盛世才根本不能對抗中央軍。無奈之下，在得到重慶方面保障自己安全的承諾後，做了十一年“新疆王”的盛世才於1944年8月29日宣佈辭去新疆省府委員兼主席兼新疆邊防督辦職務，由吳忠信接替。

從辛亥革命以來，吳忠信作為第一任聽命於中央的新疆主席走馬上任。

省府換了主人，烏靜彬第一時間請求釋放自己的丈夫。吳忠信新官上任，自然要全面推翻盛世才原定的案子，將歷年被捕人員釋放，滿楚克扎布汗終於走出監牢。雖然當年英氣勃勃的汗王已經成為形容枯槁的精神病人，但總算可以與家人團聚了。

盛世才走了，新疆直隸中央管轄，安定卻遠未到來。蘇聯雖然放棄了盛世才，但絕不會輕易放棄新疆，吳忠信成為省主席不到兩個月，一場“革命”便爆發了。

1944年11月7日，“革命”從距伊寧約100公里的鞏哈縣首先爆發，之後迅速發展，組成了裝備精良的“民族軍”，並在蘇聯紅軍的幫助下，不斷推進，控制了伊寧、塔城、阿山三區。到1945年9月8日，已經分別攻佔精河、烏蘇兩城，挺進到離迪化150公里的瑪納斯河西岸。

新疆再次大亂。

與以往在大亂初期持觀望態度不同，這一次，土爾扈特部民也第一時間參與了“革命”。裕勒都斯草原的土爾扈特南路盟藏族青年強自德、舍蓋、尼滿等人起事，迅速和民族軍取得聯繫，得到支援後，徵召牧民子弟組成騎兵團，並建立了裕勒都斯革命政府。

為了對付革命，新疆省主席吳忠信除了組織軍隊防禦之外，還成立了以民政廳長鄧翔海為首的宣撫委員會，下轄東路、西路、伊犁、阿山、塔城、焉耆六個宣撫大隊。而焉耆地區是土爾扈特人的主要居住區，烏靜彬作為汗王夫人，被任命為領隊。

無論出於哪方考慮，烏靜彬都不能拒絕。她率隊宣撫，對部民宣傳要相信和依靠政府，蒙漢是一家，要共同抵抗伊犁革命武裝，保衛焉耆。畢竟汗室在土爾扈特人中有不可比擬的威望，宣撫取得了效果，“烏靜彬到和靖展開宣傳後，蒙民驚慌稍定。形勢已趨和緩”。

因為烏靜彬宣撫有功，她獲得很高的政治待遇，先後成為國民黨六全大會新疆省代表、新疆省國大代表。同時，1947年7月，由新疆省政府呈報中央政府破格批准，恢復了南路土爾扈特王府和盟長公署，盟長公署設在滿汗王府，與和靖縣治並存。汗王滿楚克扎布出任盟長，烏靜彬任副盟長。1948年10月，在滿汗王府舉行授璽儀式，恭本德吉特承襲汗位併兼任盟長。由於滿楚克扎布神經失常，恭本德吉特年幼，實際權力由烏靜彬掌握。

幾經喪亂，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點。

但是，終究更大的變革已經為期不遠，飽經滄桑的土爾扈特又豈能真的回到過去呢？

汗王府恢復不到一年，1949年9月，新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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