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灣精神與兵團精神
兵團精神研究課題組
人民軍隊革命精神是由無數具體精神組成的，其中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都包含了許多更具體的精神形態，延安精神就是延安時期抗大精神、整風精神、南泥灣精神、白求恩精神和張思德精神的總和。在這裡，南泥灣精神同兵團精神雖然產生於不同的歷史背景、不同的客觀環境、不同的時代條件下，但在本質上、在基本內涵方面是一致的。兵團人是南泥灣精神的傳人，是兵團精神的主體，南泥灣精神和兵團精神有著血脈上、組織上、作風上、目標上、精神上直接的淵源關係。
南泥灣精神在黨的屯墾事業中的地位
南泥灣精神是我們黨在延安時期，為了克服生活物資極度匱乏的狀況，響應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在延安大生產運動中體現出來的以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南泥灣屯田為代表的人民軍隊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同心同德、團結奮鬥的精神面貌和作風。南泥灣精神是我們黨在第一次明確組織開展的屯墾事業中產生的精神成果，在這一精神成果的推動下，南泥灣屯田取得了巨大成就，極大地激勵了後來的屯墾事業，這是黨的屯墾事業中的一座歷史豐碑。
南泥灣精神之所以在我們黨的屯墾事業中，是一座不朽的歷史豐碑，主要在於：一是南泥灣精神所依託的實踐活動，是我們黨第一次有計劃有目的組織開展的屯田活動，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三五九旅“三年中所執行的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是我們建軍上的新創造”。南泥灣是黨的屯墾事業的發祥地，南泥灣屯田是毛澤東、朱德同志親自領導指揮和組織開展的。1939年，面對敵人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毛澤東借鑑古代屯田思想，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動員廣大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朱德積極倡導軍隊屯田，明確提出“軍墾屯田政策”，把南泥灣作為試驗基地，親自到當時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考察，向毛澤東提出組織三五九旅屯田，向三五九旅官兵作動員並指導部隊生產。隨著南泥灣屯墾的成功，軍隊屯田政策在延安得到大力推廣，毛澤東、朱德都在多篇文章中明確提出了“屯田”的概念。延安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社論指出：“‘南泥灣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這個嘉名永遠與朱總司令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二是南泥灣精神是黨的屯墾事業中有代表性的精神成果，比較充分地展示了黨的屯墾事業的內在本質。南泥灣屯墾雖然是我們黨第一次領導軍隊開展屯墾事業，但三五九旅將士們的實踐比較全面地揭示了黨的屯墾事業的豐富內涵，形成了充分適應黨的屯墾事業需要的精神風貌。三五九旅集戰鬥、訓練、生產、學習於一體，一邊開荒生產，一邊回擊敵人進攻，展示了勞武結合、屯墾戍邊的特色。面對人煙稀少、荒草叢生的“爛泥灣”，他們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探索創造、克服困難，展示了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特色；在開荒生產過程中，廣大官兵同甘共苦，一律編入生產小組，分配任務，展現了同心同德、團結奮鬥的特色，這些都是黨的屯墾事業的鮮明特色。在延安大生產運動中，以王震為代表的四位同志得到毛澤東親自題詞的表彰。毛澤東給王震的題詞是“有創造精神”，給何維忠的題詞是“切實樸素，大公無私”，給晏福生的題詞是“堅決執行屯田政策”，給羅章的題詞是“以身作則”，這四個方面題詞，比較全面地揭示了南泥灣精神的內涵，這也是黨的屯墾戍邊事業建設者們應當具備的精神特徵。三是南泥灣精神所依存的屯田活動取得了突出成就，是延安大生產運動中的範例和旗幟，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三五九旅官兵在南泥灣不僅開荒種地，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自打窯洞，同時發展了手工業、運輸業、商業，辦起了紡織廠、被服廠、造紙廠、化工廠、木工廠、製鞋廠、釀酒廠、榨油廠、皮革廠、陶瓷廠，取得了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累累碩果。朱德賦詩稱讚南泥灣經三五九旅屯墾後“有似江南好”，毛澤東稱讚三五九旅是邊區“大生產運動中的一面旗幟”，三五九旅被中央授予錦旗“發展經濟的先鋒”。隨著歌曲《南泥灣》的廣泛傳唱，極大地激發了抗日軍民的生產熱情，陝甘寧邊區出現了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百業繁榮的可喜景象，為抗日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四是南泥灣精神是延安精神極其重要和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集中展現了人民軍隊的精神風貌。延安時期是我們黨在局部執政的情況下，領導人民探索根據地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建設經驗的重要時期，延安精神就是這種執政探索取得的重要成果。這一探索成果，為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積累了極其寶貴的經驗，在我們黨的發展史上和精神寶庫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發展經濟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中始終處於中心位置，而在延安精神對黨執政經驗的探索中，發展經濟的重要性也體現得非常突出。而南泥灣屯田就是我們黨帶領人民克服嚴重經濟困難、成功領導經濟建設、奠定黨的事業發展基礎的一個成功範例和偉大創造。在延安精神這一思想體系中，南泥灣精神集中體現了我們黨探索領導經濟建設的成功經驗，南泥灣精神因此成為延安精神的中心內容。這些，使得南泥灣精神的影響和作用在空間上已經遠遠超出南泥灣和三五九旅的範圍，擴大到全軍全黨和全國；在時間上也跨越了抗日戰爭時期，不斷延展到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五是南泥灣精神對於黨的屯墾事業有著強大的激勵和推動作用，兵團事業就是在南泥灣精神的直接推動下產生的。南泥灣精神為我們黨領導屯墾事業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充分展示了屯田對於克服困難、支持黨的事業不斷髮展的重要性，使黨中央深刻認識到屯田的重大價值，毛澤東、朱德、賀龍等老一輩革命家都多次論述了屯田的重大意義，這些認識成果為黨中央作出組建執行屯墾戍邊使命的兵團這一戰略決策，為黨中央科學指導屯墾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南泥灣精神極大地激發了人民軍隊投身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發揚了軍隊屯墾的光榮傳統，特別是作為南泥灣精神最重要的實踐主體的三五九旅指戰員，更是把屯田作為自身的重要傳統和光榮品牌，把既當戰鬥的模範又當生產的模範、在生產勞動中體現自身價值作為自覺的追求，主動在新的環境中傳承推廣南泥灣精神，使他們天然地成為黨的屯墾事業和兵團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者。南泥灣精神充分展示了人民軍隊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憑藉自己的雙手和汗水披荊斬棘、開荒創業的豪邁激情。有了在南泥灣的開荒經歷，他們不會畏懼任何艱苦惡劣的環境，甚至越是惡劣的環境反而更能激起他們奮鬥的激情。有了在南泥灣的創業奇蹟，他們敢於描繪人們難以想象的藍圖，因為他們堅信沒有什麼人間奇蹟是他們不能創造的，憑藉他們的智慧和辛勤一定可以將美好的藍圖變成現實。這種精神傳統，是黨的屯墾事業發展最強大和永遠的精神力量，更是三五九旅官兵在新疆幾十年如一日不懈奮鬥的強大動力。
南泥灣精神與兵團精神的形成
兵團精神同南泥灣精神有著血脈上、組織上、實踐上、作風上直接的傳承關係，三五九旅是南泥灣精神的實踐主體，也是兵團創業者中最重要和最具有精神引導性的實踐主體。兵團由以三五九旅為主導而形成的駐疆人民解放軍集體轉業而來，人民軍隊的組織結構在兵團得到了完整繼承。南泥灣精神所引導的屯田實踐是“又戰鬥來又生產”，這也是兵團既屯墾又戍邊的實踐特色。南泥灣屯墾鮮明地展示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作風，這也是兵團人的鮮明作風。南泥灣精神是兵團人的旗幟，兵團人直接從中汲取了豐厚的精神養分。
南泥灣精神深深地融入兵團人的血液之中，構成兵團精神的歷史起點和現實基礎，直接推動了兵團人的創業實踐，賦予了兵團人應對新疆屯墾戍邊實踐環境的良好精神風貌。一是南泥灣屯墾極大地激發了三五九旅官兵的熱情和活力，讓他們渴望在更大規模的兵團屯墾實踐中充分地展示他們的能力。兵團創業者們來自南泥灣，在南泥灣大生產中，在朝氣蓬勃的勞動競賽中，他們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建設熱情和創造能力，湧現出一大批典型模範，三五九旅的業績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和民眾的廣泛傳揚，成為全軍的典範，使廣大官兵從屯田實踐中獲得了極大的價值實現，激勵著他們渴望繼續在這一實踐中取得更輝煌的成績。二是他們始終把南泥灣精神作為自己身份的標籤和心靈的港灣。張仲瀚、謝高忠、陳實等許多參加過南泥灣大生產的兵團創業者們在其回憶文章中都自豪地稱自己為“南泥灣人”，把三五九旅稱為“養我育我”的部隊。正是出於這種對南泥灣精神的自豪，他們十分喜歡“三五九旅”這個名稱，因為這個名稱是同南泥灣精神緊密相連的“著名品牌”，只要一提到三五九旅，必然會想到南泥灣精神，反過來也是如此，提到南泥灣精神，必然要說到三五九旅。三五九旅隨後組成“南下支隊”萬里躍進廣東，隨著抗戰勝利又北上中原，歸屬中原軍區第二縱隊，部隊隨即又改回三五九旅番號，並且使用這一名稱一直到1949年，前後長達12年，其間部隊人員、組成、規模、歸屬等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這一名稱一直沒變，從中可以想見他們對三五九旅這一名稱的喜愛，原因就在於三五九旅這一名稱是同他們最引以為豪的南泥灣精神聯繫在一起的。三是他們明確把新疆作為南泥灣精神的實踐地，早在進疆之前就作了充分的心理和工作準備。王震充分體會到南泥灣屯墾對部隊的巨大感召力，很早就在思考如何按照南泥灣的經驗將這支力量整體保留下來，繼續在屯墾戍邊新實踐中建功立業，而不是讓士兵退伍分散到各地。隨著全國解放的步伐日益臨近，王震將軍經過仔細考慮，確立了把新疆作為部隊繼續弘揚南泥灣精神、開創黨的屯墾事業的實踐地。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期間，王震就代表三五九旅的指戰員們向毛澤東強烈要求進軍新疆、在新疆開展生產建設、保衛祖國國防，毛澤東非常高興，鼓勵他要發揚“紅軍不怕遠征難”的革命精神，英勇奮鬥，克服任何艱難險阻，解放新疆。王震曾問張仲瀚願意去“天府之國”四川，還是去荒涼落後的新疆？張仲瀚回答說：“何去何從，由組織決定。但從戰後的建設看，新疆是亟待開發的地方，那裡的少數民族兄弟也急需漢族人民幫助。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難，新疆之戰多殘酷，我寧願穴居野處去開墾荒地，讓戈壁變綠洲，而不願到富饒的四川盆地去吃現成飯。”四是他們渴望在新疆繼續複製南泥灣事業、重現南泥灣輝煌，到新疆後自覺宣傳推廣南泥灣精神。王震率領部隊到新疆屯墾戍邊，就是要把南泥灣屯墾成功的經驗用到邊疆來，因此他對由三五九旅轉化而來的二軍五師提出了特別要求。1950年初，王震來到二軍五師所在地阿克蘇，在兩天三夜的停留中連續單獨召見師長徐國賢三次，第一次是要求部隊發揚南泥灣精神，一定要做生產的模範；第二次是要求一定要加快抓緊水利建設，完成勝利渠施工；第三次是臨行時，他又語重心長地說：“五師是個老部隊，一定要像延安時那樣帶好生產這個頭。”勤勞勇敢的南泥灣人，一如往昔無限忠誠地響應了毛澤東發出的新號召，並且真正能夠按照毛澤東的教導，正確地對待革命的勝利。他們沒有沉浸於勝利的安樂椅中，坐食勝利的果實，而是充滿著更加高昂的革命意志，揮舞著生產建設的工具，披荊斬棘，穴居野處，從主要對階級敵人作戰轉向主要對自然作戰，迅速掀起了新疆生產建設的高潮。五是他們在新疆的屯墾實踐中，始終是以南泥灣精神為範本和標尺，作為衡量自己新實踐成效的標準。開發塔里木是王震的夙願。早在1949年部隊進疆前，王震就已經對這塊神秘而誘人的土地做過了解，並曾多次向其他人介紹說：“塔里木有兩個英國之大，有三個陝西之闊，比當年墾荒的南泥灣要大幾百倍……”部隊在酒泉作進疆動員時，王震叫人展開一幅地圖，指著天山以南的大盆地興奮地說：“比南泥灣怎麼樣？大幾百倍！”並指令張仲瀚先期抵達焉耆、庫爾勒一帶勘察並做好生產準備，可見王震是把超越南泥灣墾荒作為自己作出開發塔里木這一重要決策的基本因素。上世紀60年代王震曾題詩“生在井岡山，長在南泥灣。轉戰千萬裡，屯墾在天山”。這首詩中“南泥灣”一頭連著井岡山，一頭連著兵團，指明南泥灣是三五九旅精神成熟的標誌和特色，沒有南泥灣屯墾就不會有兵團屯墾，說明王震同志滿懷信心地希望這面在南泥灣樹立起來的模範旗，永遠地更加鮮豔地高高飄揚在天山腳下的塔里木大地上。張仲瀚在《老兵歌》開篇就說“兵出南泥灣，威猛不可當。身經千百戰，高歌進新疆”。南泥灣時期的許多生產經驗都在兵團得到了運用，陳實、劉一村等參加過南泥灣屯墾的老兵在回憶兵團創業時都說道，當時部隊在生產中每攻克一個困難、每取得一個勝利都要同南泥灣時期相比較，把南泥灣作為兵團屯墾的起源、範例和航標，把取得超越南泥灣的成就作為自己成功的標誌。他們這種精神風範，無疑既屬於兵團精神的內容，也同時屬於南泥灣精神。
兵團精神對南泥灣精神的傳承
兵團精神來源廣泛，其中民族精神是最深厚的歷史來源；民族精神中的歷代屯田精神則是兵團精神的歷史根脈，兵團精神是從歷代屯田精神這一根脈上發育出來的。而人民軍隊革命精神作為我們黨對民族精神的繼承，構成了兵團精神的現實來源，特別是人民軍隊革命精神中的南泥灣精神，同兵團精神是同一脈絡的價值傳承關係，雖然它們屬於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域，但都是我們黨領導屯墾事業的精神結晶，在實踐主體、面臨課題、聽黨指揮、精神面貌、價值傳承等各方面都是一脈相承的。
兵團人所展示的兵團精神風貌，就是南泥灣精神在新疆屯墾戍邊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兵團精神可以說就是南泥灣精神在新疆的再現。一是在實踐主體上的一脈相承。三五九旅是南泥灣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實踐主體，南泥灣精神就是三五九旅創造的，後來在整個延安陝甘寧邊區得到了大力推廣和弘揚，因此，三五九旅可以說是南泥灣精神的代表和旗幟。三五九旅經過3年的南泥灣大生產，於1944年由其主力組成南下支隊南下廣東又回師中原，進行了中原突圍，衝破國民黨軍隊重重圍困勝利回到延安，編入晉綏軍區第二縱隊，後轉隸西北野戰軍參加了保衛延安的戰役。1949年，第二縱隊改稱第一野戰軍第二軍，三五九旅改稱第五師，在三五九旅基礎上建立的獨立第六旅改稱第六師，參加瞭解放大西北的系列戰役，與六軍一起勝利進軍新疆，進疆後五師師部駐阿克蘇形成後來的一師，六師駐焉耆形成二師，五師十五團（原三五九旅七一九團）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挺進和田形成後來的十四師四十七團，五師十三團（原三五九旅七一七團）翻越天山到達伊犁地區形成後來四師七十二團。這些由三五九旅發展而來的官兵帶頭在新疆開展大生產運動，使南泥灣精神成為駐疆部隊和兵團創業者的主導性的精神風貌，成為所有兵團人的價值指引，因此兵團被稱為“三五九旅的傳人”。二是在面臨課題上的一脈相承。南泥灣屯墾當時面臨的客觀環境十分嚴峻、面臨的困難非常巨大，南泥灣精神就是三五九旅官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奮起應對這一嚴峻的環境、克服面臨的困難的精神面貌和成果。當時日本從東面和北面、國民黨從南面和西面包圍了延安，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圍困和經濟封鎖，伺機進攻和製造摩擦，瘋狂叫嚷“餓死共產黨、困死八路軍”，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尖銳地指出：“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這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這與自古以來“當兵吃糧”、靠百姓供養的觀念是完全不同的。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同樣面臨著如何解決軍費和能不能長期立足的課題，面臨著軍隊要不要參加生產的課題。在新疆和平解放時，各族群眾生活水平十分低下，農牧業生產靠天吃飯、沒有現代工業，根本沒有條件養活幾十萬大軍。同時新疆與內地路途遙遠、關山阻隔、沒有鐵路公路和現代交通工具。這一課題在具有南泥灣傳統的三五九旅指戰員面前必然作出同樣的回答，而南泥灣精神也在這一回答中自然而然轉化為兵團精神。三是在精神風貌上的一脈相承。南泥灣精神突出體現了三五九旅官兵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同心同德、團結奮鬥的精神風貌，這種精神風貌，同以“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為主要內涵的兵團精神具有十分密切的內在聯繫。兩者都把艱苦創業作為最突出的精神標誌，要艱苦創業必然要自力更生、同甘共苦，要艱苦創業必然要甘於奉獻、積極進取。南泥灣精神是三五九旅不要“公家一粒糧、一寸布、一文錢”，甘願風餐露宿、挖窯洞、吃野菜、喝苦水，白手起家開創“陝北的好江南”的鮮明的艱苦創業的精神風貌。兵團精神則是幾代兵團人在新疆的萬古荒原上節衣縮食、住地窩子、吃野菜、喝鹽水、貢獻軍費轉業費和菜金，白手起家建立現代農業、工業和城鎮的鮮明的艱苦創業風貌。這些精神風貌同兵團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充分展示了兩者之間一脈相承的內涵。四是在聽黨指揮上的一脈相承。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是人民軍隊的鮮明特色，而創造了南泥灣精神的三五九旅官兵，更是“聽黨指揮”的模範。抗戰初期他們深入敵後開闢了冀西和冀中抗日根據地，後又按照中央部署回師陝甘寧邊區擔負起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的任務，面對日本軍隊的進攻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摩擦，他們英勇靈活、有理有節，出色地完成了保衛黨中央的任務，被八路軍總部和邊區政府分別授予“模範黨軍”和“百戰百勝的鐵軍”稱號。他們聽從黨中央的安排，積極投身到南泥灣大生產中，成為邊區大生產運動中的一面旗幟，得到黨中央的高度讚揚；這些充分說明了三五九旅官兵是聽黨指揮的模範。兵團人充分繼承了這一光榮傳統，並把這種品質昇華為對祖國的深厚情感。由歷經革命戰爭生死考驗、為黨和人民立下卓越功勳的老紅軍、老八路、老戰士組成的兵團創業者們，在革命勝利後，並沒有留在安寧的內地、繁華的大城市、留在親人的身旁享受他們應得的榮譽，而是懷著對黨、對國家的忠誠，來到離故鄉萬里之遙的新疆，來到新疆最荒涼、最原始、最困難的地方駐守下來，成為為國戍邊、不拿軍餉、不穿軍裝、永不轉業的兵團人，白手起家、艱苦奮鬥，默默地為全國、為新疆各族人民的安寧幸福繼續戰鬥著。當“伊塔事件”發生後，為了國家利益和需要，兵團人毫不猶豫地離開了歷經千辛萬苦剛剛建好的家園，來到荒涼落後、艱苦異常的邊境地區重新安家立業，建起邊境團場，在邊境沿線上築起了屯墾戍邊的國防屏障，使聽黨指揮的南泥灣精神煥發新的光彩。五是在傳承方式上的一脈相承。從南泥灣精神到兵團精神，有一條在時間上從未中斷的連接脈絡，南泥灣精神始終被三五九旅官兵當作自己的精神嚮導，他們在南下北返、中原突圍、解放大西北等長途轉戰過程中，始終沒有忘懷南泥灣精神，沒有忘懷並始終高舉著他們引以為豪的三五九旅旗幟，一直將這一精神帶到了新疆。到新疆後，他們又將南泥灣精神變為全體駐疆部隊的精神旗幟，成為軍墾精神的代名詞。隨著兵團的成立和兵團實踐的深入，南泥灣精神又作為兵團人主導性的精神價值傳統得到充分地繼承，始終是兵團人高揚的旗幟。在兵團實踐中弘揚南泥灣精神，也是黨中央對兵團的要求。1970年，周恩來在全國生產建設兵團會議上，特別強調了南泥灣精神對兵團的重要性，他指出：“南泥灣精神不能丟，丟了要恢復起來。”兵團人自豪地稱自己為“三五九旅的傳人”“南泥灣精神的傳人”，“三五九旅”和“南泥灣精神”作為一個“品牌”，成為兵團人價值追求的高峰和兵團精神的代名詞，兵團人也用自己生動的實踐，自覺弘揚南泥灣精神的光榮傳統，維護著三五九旅的榮光。
兵團精神對南泥灣精神的發揚
兵團精神不僅完全繼承了南泥灣精神，而且將南泥灣精神同新疆實際結合起來，使南泥灣精神體現出新的實踐特色和時代特色，發揚光大了南泥灣精神。一是兵團精神在對屯墾事業的認識上更加深刻。南泥灣精神雖然集中體現了對屯墾事業的規律性認識，但當時的實踐畢竟是我們黨第一次領導屯墾事業，對屯墾事業的規律認識當然是有限度的；同時這一時期處於相對比較平穩的抗戰相持階段，不可能有充分的時間、精力和條件去探討和揭示黨的屯墾事業的規律。而要揭示出事物的發展規律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長期反覆深入地探索實踐，南泥灣屯墾時期只有短短數年時間，隨後迅速轉入大規模戰爭時期，是很難滿足這一條件的。雖然依靠三五九旅官兵的創造和探索，掌握了屯墾事業的一些規律性特徵，但要真正揭示黨的屯墾事業的內在規律是不夠的。兵團精神不僅充分繼承了南泥灣精神的探索成果，而且在幾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關懷指導下，比較深刻地揭示了黨的屯墾事業的發展規律。因此在探索黨的屯墾事業發展規律上兵團精神發揚光大了南泥灣精神。二是兵團精神將南泥灣精神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在適應社會主義性質上更加發揚光大了南泥灣精神。作為產生於戰爭年代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南泥灣精神，它首先必須適應戰爭與革命的需要，它的屯田是為了更好地支持長期戰爭，為了最終奪取革命的勝利，南泥灣屯墾本身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這一目的，使南泥灣精神的屯墾實踐內容受到相應限制，沒有時間和條件充分發展這項事業。而兵團精神則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產物，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大局服務，兵團屯墾戍邊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這一目的，使兵團精神的屯墾實踐本身建設特性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也使屯墾和戍邊更能夠相互支持，從而能夠比較好地克服了南泥灣屯墾的時代侷限，更好地保證兵團屯墾實踐的豐富性、深刻性和長期性，使屯墾戍邊事業在兵團人手中得到充分發展，也使兵團精神在時代發展性上發揚光大了南泥灣精神。三是兵團精神將南泥灣精神同人民群眾結合起來，在滿足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上更加發揚光大了南泥灣精神。從南泥灣精神到兵團精神，實踐的主體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化，從軍隊擴展到了一般職工群眾。南泥灣精神的實踐主體主要是三五九旅萬餘名官兵，他們是清一色的軍人，是受過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薰陶的人民軍隊戰士，有著高度的犧牲精神和組織紀律性，他們在南泥灣充分展示了集團式開發建設的巨大能力。但他們畢竟是一個軍人群體，而軍人當然是以保衛國防為己任的，隨著環境的變化和時間的推移他們也要轉業、換防，從而影響到這一事業的可持續性。能否使南泥灣精神從軍人的精神傳統轉化為普通百姓的精神旗幟？這正是兵團人所要回答的課題。兵團的發展過程和兵團精神的形成過程，就是南泥灣精神不斷普及到普通百姓中的過程。隨著兵團事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支邊青壯年、知識青年、大中專畢業生、復轉軍人、兵團第二代、第三代、新職工等加入到兵團事業中並日益成為兵團發展的主體，兵團的人員構成日益多樣化，已經不再是以軍人或轉業軍人為單一主體的集團，而是一個涉及五湖四海、全國各地各民族各行業人們的共同體，這就使得兵團精神展示出更多的普適性，展示出對南泥灣精神在普遍適應人民群眾上的新發展。四是兵團精神實踐的規模較南泥灣實踐更大，內涵更豐富，事業發展更具有持久性，將三五九旅開創的南泥灣屯墾實踐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無論是規模還是實踐內容以及事業的延續性，都是南泥灣屯墾所難以比擬的，這也賦予了兵團精神更加豐富深刻的內涵。五是兵團精神的實踐具有更強的科技創新和實踐創新特色，有著更加巨大的作用。科技是發展的第一生產力。南泥灣屯墾雖然體現了比較強的創造精神，三五九旅官兵在屯墾中除農業開墾外，還創造性地發展了工業、商業、運輸業，但在當時戰爭年代的環境中、在主要為解決如何支持長期抗戰的經濟活動中、在僅僅三年多的時間裡，這種創造性無疑是有限度的，很難形成能夠長期支持屯墾的科技創新和實踐創新體系。這種情況，必然會影響到南泥灣精神的內涵。兵團精神所依賴的實踐則比南泥灣屯墾規模大很多、實踐內容豐富很多、發展時間長很多，是一項與共和國相伴而生的事業，如此的規模和發展，要保證這項事業不斷前進，必須有一套健全的科技創新和實踐創新體系。兵團在長期發展中比較有效地建立了這樣一套體系，從兵團創立之初，就著力建設正規化、機械化國有團場，發展現代工業，在兵團建立了比較健全的農業科技開發、培訓、引進、推廣體系和健全的各級各類教育體系，建成了全國長絨棉基地、培育了軍墾細毛羊、在號稱“植棉禁區”的北緯45度大面積植棉成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兵團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極大地提升了兵團的生產力水平。這些實踐賦予兵團精神更鮮明的創新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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