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2月14日報道德國《時代》週報網站12月9日發表德國史學家菲利普·加塞特的文章《她創造了一個時代》稱，安格拉·默克爾可以命名一個時代，這首先是基於她執政年限的考慮，此外，在未來的文化記憶中，默克爾時代也已經預留了位置。全文如下：
安格拉·默克爾仍然是總理。但她辭去基民盟主席職務、她自己宣佈的決定以及歷史經驗表明，她作為政府領導人的任期即將結束。因此，現在就思考默克爾的歷史定位，甚至探討她高大形象的含金量，並不魯莽。
我們不妨參考美國人的做法，他們非常喜歡給總統排序。1948年，哈佛大學學者小阿瑟·施萊辛格首次對重要的歷史學家進行了問卷調查。自此之後，該調查定期舉行，總統排名由此形成。
領導人沒有可比性
在德國，我們缺少制度上的連續性和成熟性，無法列出長達250年的排名。與美國相比，我們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在1866年與奧地利分離、1871年建立第二帝國後，現代德國才出現；1945年，第三帝國滅亡；1990年，很大程度上被接受的兩個分裂國家幸運地統一了。自此之後，德國就在歐洲、在“東德佬”和“西德佬”之間尋找自己的身份。鑑於我們政治史的斷裂，說白了，奧托·馮·俾斯麥、阿道夫·希特勒、康拉德·阿登納、埃裡希·昂納克、維利·勃蘭特、赫爾穆特·科爾和默克爾“沒有可比性”。如果人們把腓特烈大帝或者梅特涅親王也算進去，那麼排名就徹底沒有了嚴肅性——但他們卻與華盛頓以及傑斐遜處於同一時代。
我們也許可以就1871年以來給德國留下了持續影響的大約10位政府首腦達成共識。毫無疑問，其中一定有第二帝國的建國首相俾斯麥。對於之後的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我們必須商榷一番。他只在短時間內出任過政府首腦，但卻代表了新的國家。“百日總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以長年的外交部長身份躋身第一共和國傑出政治家之列，他的重要性凸顯了魏瑪的混亂。很遺憾，我們無法輕易繞過1933年當選總理、1934年後成為“元首”的大破壞家希特勒，除非我們像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世界歷史觀察中建議的那樣完全排除他的消極影響。瓦爾特·烏布利希和昂納克這兩位民主德國的統治者呢？他們也在德國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然而，他們也像希特勒一樣需要按照不同於民主合法的政治家的標準去評價。
默克爾符合歷史標準
在聯邦德國的政府首腦中，只有阿登納能毫不費力地榮膺偉大總理的桂冠。在歷史書中，共和國的建立階段作為“阿登納時代”幾乎成為一個固定概念：融入西方和經濟奇蹟；產出大眾甲殼蟲汽車和本土電影，德國在蘭斯與法國和解，參加1960年羅馬殘奧會。科爾在經歷了執政早年的風波後，作為給世界提供範例的統一總理也創造了一個時代。但是，“科爾時代”更多地代表“轉變”而不是他本人。
赫爾穆特·施密特是一個吸引人的例子。在具有代表性的問卷調查中，即不只是專家參與的問卷調查中，他始終排在領先位置。作為危機處理人、反恐鬥士、果敢的演說家以及似乎永不過時的老總理顧問，他在決斷方面是更加猶豫的科爾和默克爾的對立面。他的時代是一個繁榮之後的充滿危機的時代，1973年的石油危機和1977年的恐怖主義浪潮是代表性事件。勃蘭特任期太短，不足以稱為時代。
我們手邊有哪些歷史標準？默克爾能命名一個時代嗎？我認為是的。在這方面，首先要考慮執政年限這個因素。其次，一個無法量化的總理評級標準是：在未來的文化記憶中，我們是否給默克爾時代預留了位置？對此，她個人的一些特質必須對其所處的時代產生影響，她也必然顯著地代表一個問題：默克爾的執政風格，她的套話，幾乎不提前宣佈但突然實施的變革（核電、兵役和移民）以及旨在達成一致的務實主義（這種務實主義雖未明說、但卻暗含著對保守派進行現代化改造的要求），這一切對於一個富足而畏懼改革的社會來說都是典型的。另外，默克爾的菱形手勢和運動上衣等外在方面也會突然引起狂熱追捧。再次，上述個性未來代表的必須是一個重大議題，而不是一件瑣事。
對於默克爾來說，保持格哈德·施羅德的連續性涉及兩個大問題：一方面，我們如何對待歐洲和全球化；另一方面，如何對待我們作為移民社會的新自我認識？作為入主總理府的第一位東德人和女性，她在經歷了最初的新自由主義和2003年前後極度懷疑移民的“萊比錫”階段之後，就試圖把基民盟拉往自由的中間位置。她想把保守的光譜納入新德國的環境、歐洲和移民政策共識之中。
這導致黨派政治出現了右翼的選項。因為在科爾執政時期，最遲到“紅綠”（社民黨和綠黨）聯合執政時期，聯邦德國已經真正變成了一個移民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已經符合該國西部的人口統計事實。默克爾把這一點以及包括歐元在內的歐洲一體化都變成了自己的政策重點。2007年勝利召開的紀念《羅馬條約》簽署50週年的柏林峰會象徵著她的歐洲政策提前被神化。此後，隨著金融危機和難民危機的發生，歐洲股市下跌。聯盟黨的政治軸心再次向右轉。
德國向移民社會過渡
現在，默克爾時代將有許多象徵性的界限。對移民的自由關係依然與她緊密聯繫在一起。在這方面，聯盟黨可能會變得更加保守。雖然不可能像施特勞斯和科爾時代那樣出現幾乎每次競選活動中都大肆攻擊“濫用避難權”的情況——黨主席候選人弗里德里希·默茨在歐洲避難制度的灌木叢中很快就語無倫次了，而候選人延斯·施潘卻推動聯合國移民協議，默克爾的繼任者安妮格雷特·克蘭普-卡倫鮑爾則希望將違法難民驅逐回敘利亞。
但是，伴隨著她那句後果嚴重且莫名其妙的“我們能做到”，默克爾時代也代表著向移民社會過渡。這個社會在思想上還沒有完全被理解。這種新狀況仍將和默克爾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在後默克爾時代的聯邦共和國，希望我們不再爭論很多德國人也有“移民背景”這一事實。這早就是一件無需令人不安的不言而喻的事情。未來我們最好去爭論如何合理地規範移民以及需要什麼樣的融合策略：這是移民國家的經典討論。
矛盾的是，這個社會因為默克爾試圖建立新的共識而顯得如此分裂。她表現出了勇氣，並使得德國向新的自我認識過渡成為可能。這種自我認識在未來也將與她的名字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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