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跃，四川省双流区双流中学教师。
西南联大旧址行思录
到昆明，不能不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南联大旧址。
西南联大旧址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不在云南大学，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云南师大的正门高大雄峻，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是大门正中是“云南师范大学”几个大学，右侧是朱光亚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左侧是“学高身正，明德睿智”“刚毅坚卓”两排字，前者应是云师大的校训，后者则是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非此四字不能道出联大的艰苦卓绝、刚正勇毅。每一个教师的南迁史都是一部辛酸史，他们放弃了优渥的待遇，忍讥挨饿，克服重重困难，到边远的地方从事教学工作。还有一部分教师带着学生从湖南步行，穿越几个省到达云南，其艰苦程度，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会。作为学生的查良铮（穆旦）参加了“文化远征”的全程，目睹了民众的觉醒，写出了《赞美》这样的诗歌，唱出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醒来”的时代主旋律，这段经历为这位伟大诗人的成长提供了直接的素材。
进入正门，沿着大路行进，远远地就能看到右手边有一尊高高的闻一多先生的塑像，右转沿红烛路行走三十来米，左转可见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大牌匾，即进入了联大旧址。右手并排立着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塑像；左手边是教室，木质建筑，铅皮屋顶，带书写桌的木凳，应是在旧址上重建的，条件比当年好得多。学校对外开放，专门从学生当中招聘人员讲解联大的历史。教室后边上一个台阶，就是著名的由冯友兰先生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此碑文与陈寅恪先生的王国维纪念碑文齐名。陈寅恪先生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千古高论，冯友兰先生则高度概括了西南联合大学存在的价值意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地盘并不大，花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走完。可就在这小小的弹丸之地，却创造出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其原因何在？实在引人深思。稽之往事，察其大略，无外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和”。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以平。”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喝。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蒋梦麟、张伯苓相继离开联大到重庆就职，重任就落到了梅贻琦的肩上。蒋、张二先生的“让”，梅先生的“公”，共同造就了联大的“和”。清华大学有庚子赔款，经济状况好于北大、南大，但梅先生一视同仁，不分三六九等，故三校之教师能和睦相处，亲如一家。由此想到梅先生的两句著名的话，一句是：“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联大有陈寅恪、吴宓、金岳霖、冯友兰、钱穆、赵元任、刘文典、叶企孙、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等，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出一长串，而且任何一个拿到世界知名大学都毫不逊色。如此众多的教授齐聚一校，不能不说是学生之福。就以我曾就读的西南师范大学而言，一个吴宓足以撑起一所学校的门面，尽管吴宓早已去世，但说起西师，就不能不说吴宓，每一个人都以知道一些他的故事为荣，如果一个西师的学生，你不知道吴宓，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西师的。第二句是：“校长是带领校工给教授搬凳子的。”以校长的身份给教授搬凳子，那是自掉身价，可梅先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他身先示范，所以他能带领三校的师生员工和衷共济，度过战火纷飞的艰难时期。
二是自由。联大没有统一的教材，老师们自编教材，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联大用教育部颁发的统一教材，遭到联大老师的集体抵制。冯友兰先生著文予以逐一反驳，条分缕析，理甚详明。当然，这并不是说老师们不努力，拿着发黄的教案就讲一辈子。老师们都以讲授最新的研究成果为荣。最著名的是陈寅恪，他说，前人讲过的他不讲，别人讲过的他不讲，以前讲过的他不讲。陈先生上课时，不仅有学生，连吴宓、冯友兰、朱自清这样的教授都坐在教室里听。有时候，一学期同时开几门相同的课，让学生去自主选择听谁的课。如中国文学系的“国文读本”就由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等教授同时开，任何一人所讲的与别人的都有不同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心得与体会。这既给了学生选择的机会，又让教授们互相竞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更有甚者，刘文典先生在月下讲《月赋》，闻一多先生“痛饮酒熟读《离骚》”，讲课总是要拖到黄昏之后，而且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抽烟。梅校长对教授们的自由散漫持宽容态度，并不加以干涉。学校聘请28岁的华罗庚、钱钟书为教授，也没有人说他们太年青，只要有能力，年龄不是问题。当然，学历也不是问题，联大聘请沈从文为教授，虽然有人认为他只有小学学历，但因为沈从文写作上确实有过人之处，还是聘为教授。
三是责任感和使命感。联大的老师虽然秉性各异，主张不同，但爱才之心是一样的，他们都以培育人才为己任。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在联大的学生中征兵，梅校长的儿子女儿可以去从军，但那些最优秀的人才不可以去，如杨振宁、李政道。因为这些人要等到抗战胜利之后从事国家的重建工作，就像当年拿破仑不让军校的学生上战场一样。老师们深知身上担子的沉重，丝毫也不敢松懈，除了准备教学的资料之外，可以说每一位老师都没有闲着，都在著书立说。在战火硝烟中，在饥寒交迫中，在经常要跑空袭的危难中，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吴宓的英文版著作《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文学与人生》等大批奠基性论著相继诞生。这些作品又成为老师上课的内容，让学生时时能接触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学生也深知自己身负的使命，潜心向学。短短的八年，西南联大培养出了无数的优秀学子，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邓稼先、赵九章、郭永怀、朱光亚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的共92人。联大毕业的学生中，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是著名诗人，汪曾祺、宗璞是著名作家，许国璋、许渊冲是著名翻译家。
西南联大的成功，还得力于教授的严格要求，学校重视基础教育，教授治校，宽进严出等等。但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以上三点。
钱学森去世之前，曾致信温家宝总理，问到为什么建国六十年没有培养出大师，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其实，借鉴西南联大的一些做法，或许能够略为改变我们当前的教育现状，不要那么急功近利，不要一切只看分数，不要忽视“人”的培养，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结合社会实际锻炼能力，也许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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