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侍从室是个怎样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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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自北伐后变得松散不堪,为此蒋介石除了对内改革外,也相应加强情报组织,推动国民党整顿工作。

情报组织分为力行社、三青团、侍从室。侍从室原为1933年南昌行营的侍从高级参谋室,1935年南昌行营结束,蒋介石乃对侍从室进行改组。

侍从室最初是蒋介石的幕僚组织,负责蒋介石的个人书告以及公文承转。侍从室多为蒋介石亲信,随着文件数量增多,侍从室所扮演角色日益增加,地位远在力行社,三青团之上。

侍从室除了负责文书工作外,还兼具一些机密性质的任务,比如策划军事活动、监视将领活动、军政重要人事的核定等,另外,侍从室强化党政军与外界的沟通,推动国家机器的运作。

然而,侍从室也存在诸多负面作用,主要是破坏正常体制运作。

1949年蒋介石飞抵台湾后,在台北草山设立总裁办公室。其体制、文化、组织基本沿用侍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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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侍从室听起来名字不怎么样,但是和他手下名声大噪的军统和中统相比起来,手中权力只有更高没有更低。侍从室也就是老蒋手下的智囊团,其业务范围覆盖了党、政、军三个方面,是老蒋直属的权力部门,是他独裁的利器。



侍从室里面全都是蒋介石最为心腹的爱将,也就是蒋介石的私人团队,他们直属于蒋介石,只对蒋介石负责。蒋介石在外的时候,从前都要亲自挑选参谋和他一同出去,这些参谋渐渐地组建成了小队。1936年,侍从室正式组建,也代表着蒋介石的集权又上了一个台阶。

侍从室分为一二三处,每个处都有三个组,从军机、党政到人事动用全部都要经从侍从室,所以看起来只是蒋介石的秘书处的一个人数不多的部门,却凌驾在各个国民政府的部门之上。



侍从室的人成天在蒋介石面前晃荡,而且接手的都是军机要件,许多人都想要进侍从室去“深造”一番。蒋介石对于自己的侍从室人员要求非常高,首先就要是黄埔军校毕业,而且是陆军大学出身。就光这一点就能筛选很大一部分人了。其次,蒋介石用人还要看出身。蒋介石特别看重同乡,只要是浙江人都会优先考虑。


满足这些要求之后,蒋介石还会亲自找他们谈话,严格把关进入侍从室里的每一个人。虽然进去很难,但是只要安安分分,哪怕无功无过,从侍从室出来之后,基本上都能获得一个好职位。

侍从室看起来是一个跟在蒋介石身后的小小机构,但是构建侍从室的人可都不简单。比如cc系的老大陈立夫、周至柔、张治中、文胆陈布雷等等,他们都是侍从室历任的主任,而且每个人只管一个处。这样的人员配置可以看出,为了独裁,蒋介石没有少在侍从室花心思。



因为蒋介石的重视,侍从室对外的身份特殊,国民党所有的军政部分都低它一等。侍从室直接代表着蒋介石个人,里面所有的人员都是老蒋嫡系的宠将,一个不小心得罪了,其中牵扯的利益关系更是不用说,饶是军统局长戴笠,当年也要费尽心思去巴结侍从室各级官员。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而其下属的侍从室也被划入国防部之中,后来正式取消,消失在国民政府的构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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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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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黄维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蒋介石是一个英雄,那是他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蒋介石的侍从室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侍从室模仿的其实就是清朝的军机处。不信,看看二者的来源和作用就明白了。

军机处是干嘛的,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班子。那个时候雍正为了对付西北的准噶尔,前方军情紧张,加上雍正也是个工作狂,控制欲估计比较强。所以他就从亲王、大臣之中挑选人员,统称军机大臣。他们直接跟雍正汇报军国大事,同时雍正也可以直接向他们发布命令,从而避免了朝廷日常的行政机关。

蒋介石的侍从室其实也一样。那个时候蒋介石常常需要到各个地方指挥军队,经常需要临时抽调一些参谋跟着他各地跑。于是有人建议他将这些随行的参谋以及侍从人员组成一个侍从室。1936年1月的时候,侍从室正是改组,有侍一处、侍二处、侍三处组成,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侍一处下面有一、二、三组,分布掌握总务、军事参谋和警卫。

侍二处下面有四、五、六组,分布掌握党政、秘书、外交和情报工作。

侍三处下面有七、八、九组,分布掌握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等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侍从室不过是一个侍卫和秘书性质的机构。不过,我们都知道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个道理。侍从室开始逐渐成为了一个掌握军机、党政、人事大权的权力机构。虽然人可能不多,但是地位可是凌驾国民政府各个部门之上。


所以蒋介石的侍从室完全成为了“蒋家王朝的内廷”。因此,在当时的时候,无数人削尖了脑袋也想进入到这里去。不过,蒋介石对侍从人员可是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的。概括的来讲,一个人若是想要进入,必须得通过三道门槛,简称为“黄、陆、浙”。

第一道门槛便是这个人必须是黄埔出身。

第二道门槛便是这个人是否是陆军大学出身。

第三道门槛便是这个人籍贯是哪里、家境怎么样,如果是浙江人可以优先考虑。

当然,这只是三道基本的门槛。真正需要录用的人,哪怕是基层人员,蒋介石也是要亲自查看、当面谈话,观察应试者的仪表精神。如果蒋介石满意,这个人才会被录取的。

既然要求这么严,当然这些人的待遇也是非常好的。抛开这些工资不说,一个人如果要离开侍从室,凭借蒋介石的一两句话就可以获得提升一两级的任用。比如侍一处的主任钱大钧、林蔚、张治中等人,在离开侍从室以后都能够担任要职。当然,毕竟这些人是蒋介石亲自培养的,相当于蒋介石把这些人安插到民国政府的各个重要位置之上。



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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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权力极大的机关,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也就是委员长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因为蒋介石一直把持着军委会委员长这个职务,所以其“权倾朝野”。1933年正式成立于南昌,到抗战时期的1940年左右最为庞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军委会更名为“国防部”,侍从室则精简为“总统府参军处”。

侍从室的建立基础,是蒋介石在南昌指挥进攻苏区的作战时,身边的一批幕僚、参谋、秘书和译电部门,随着蒋介石权力的不断扩大,事务和人员也越来越多,经首席智囊杨永泰提议设立了“侍从室”。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军务繁忙,侍从室已经扩编为三个处和一个侍卫长室,首任侍卫长就是第74军和第5军的双料首任军长,黄埔一期俞济时。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侍从室第一处主管军事和情报业务,是最重要的部门,历任侍一处主任的名单一看就知道地位:钱大均(淞沪警备司令)、林蔚(作战厅长)、贺耀祖(军统局长)、张治中(军委会政治部长)、周至柔(空军司令);第二处负责党务和政治,主任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第三处主管人事,主任是CC系老大陈立夫,这份名单足见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和政治地位。

可以说,委员长侍从室才是当时中国的军事指挥和政治中心,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部门必须要俯首听命的“军机处”,因为它代表着蒋介石本人的意见和决断,抗命就是谋反,非嫡系和绝对信任的大员,哪怕级别再高也不能在这里任职。

“侍一处主任钱大钧”

即便是戴笠当年,也要极力巴结委员长侍从室的各处、各组长,因为这是个“通天”的部门,极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判断和结论,所以哪个方面都是惹不起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但凡看见“侍密二”的签署,立即付钱绝不耽误,因为那是陈布雷代表蒋介石来要钱的。

《北平无战事》里那个藏在里间偷听曾可达、徐铁英和梁经伦对话的总统府陈方主任,就曾经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曾可达当然毕恭毕敬。

“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和陈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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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书房”和“军机处”的职能,这是蒋介石的直接管理最核心的部门,有几个职能,上传下达,警卫,战略决策的职能。



关于具体的职能介绍,别的回答都说的很清楚了。笔者就从这个部门待过的人,选代表性的说几个吧。


俞济时侍从室警卫处主任,直接负责蒋介石的安保的,相当于清朝时期的领侍卫内大臣。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才能担任,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同乡奉化人,他的族叔和蒋介石有很深厚的交情。俞济时因为担任这一职位,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非常高,一般的兵团司令见俞济时一面都很难。

俞济时在侍从室锻炼一段时间后,就受命组建了最王牌的军74军,因为天子门生的缘故,七十四军的装备在国军的战斗序列都是数一数二的。也出了很多王牌将领,后面的几任军长分别是施中城,王耀武,张灵甫。



做为这个部门出去的人,一般都会得到快速提拔,张治中,钱大钧,周至柔等等都是封疆大吏。里面的一般的少校参谋,外派一般都能是个主力团长或者师参谋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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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侍从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2年南昌行营时代,蒋介石为了“安内攘外”,常常需要奔走四方,参谋、秘书、译电员、警卫员当然必不可少。也就是说,侍从室最早是在南昌行营下面的,后来扩大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我对侍从室很感兴趣,详细读过曾经服务于侍从室的钱大钧、唐纵、林蔚日记,张治中、张令澳回忆录。去年,我和曾经担任过侍卫长的郝柏村先生在上海有过交流。今年又获得台北“中研院”张瑞德先生签名的《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一书,十分高兴在悟空问答谈一谈侍从室的组织问题。

概括而言,侍从室主要分为五个功能系统:第一处、第二处、第三处、机要组、侍卫长。

第一处以处理军事方面的业务为主,下分总务组、军事参谋组、警卫组(实际上归侍卫长直接指挥)。总务组负责办理机关事务,比如交通工具使用、后勤供应、接待宾客的时间安排等。军事参谋组汇集了不少对军事问题有研究的军事人才,军委会各部及各战区呈报蒋介石的报告、请示、函电等文件,都由该组办理。

第二处以处理党务、政务、外交、情报等业务为主,下分为第四、五、六组。第四组负责中央党部、行政院的各项呈件以及蒋的手谕、手令。第五组专门掌管蒋的言行记录和汇编整理蒋的历年讲话、文告等。第六组专事情报业务,各种情报机构获取的情报资料均由该处进行核实、处理。

第三处成立于1940年,是由陈立夫一手包办的,原则上专管人事调查考核、人事登记,但主要对象局限于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各期结业的学员,兼作联络工作。

机要组专职蒋的往来电报和蒋直接指挥作战的电令,同时编制和配发军委会所属各部门通用或专用的密码电本,也监听和控制各地公私电台,收发和翻译国内和盟国的密码专电,破译和研究敌方电台发出的密码电文。


侍卫长顾名思义就是保护蒋的安全,所选择的人员几乎全是经多次考核审查后的蒋的乡亲故旧及奉化子弟,不是姓蒋的,就是蒋氏姻亲后辈,其中又以竺姓(蒋的妹夫竺家)、王姓(蒋母王采玉家族)、毛姓(蒋的原配毛福梅家族)居多。比如死于西安事变的蒋孝镇,按辈份是蒋的族侄,早期的侍卫长王世和是蒋的内侄。

以上简单介绍了一下侍从室的组织情况,敬请各位网友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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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有军机处,民国有侍从室,两者性质和功能一样。雍正设立军机处,就是为了加强皇权。军机处在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专门协助皇帝处理政事。蒋介石设立“侍从室”的目的,也是在加强自己“皇权”,协助他搞独裁!

从“侍从室”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完全听蒋介石个人命令“秘书处”。

侍从室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既然是委员长的侍从,必然要完全听命于委员长本人的命令。从名字上,侍从室就不是一个有“自主决定能力的部门”!干的就是听命令的活。

侍从室由于是蒋介石的近侍,所以,掌握了国民政府的核心机密。在抗战前,就设立了一室二处五组。其功能相当于一个“秘书处”,处理各种公函文件。

抗战时,随着国事增多,蒋介石权利扩大。侍从室又扩编为一室三处:一处主管军事,情报业务;第二处主管党政、政治业务;第三处主管人事调查、考核业务;侍卫长室即蒋中正之警卫单位。1940年,还设立了参事室,就是蒋介石的智囊团。

当时的蒋介石担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三个职务,党政军权都在他手里。蒋介石不可能靠自己的脑子处理完如此多的事务,于是,侍从室的意见就开始影响蒋介石的决策。侍从室成了“权倾朝野”的重要部门。也是因此,蒋介石很重视侍从室人员的选拨:必须是黄埔系,最好还是蒋介石老乡(浙江人)。也是因此,能进入侍从室的的,都是蒋介石亲信。

抗战结束后,侍从室编入国民政府部门。一处改组为参军处警卫室;二处和三处则并入国民政府文官处;侍卫力量也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总队。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又根据以前的侍从室组建“国民党总裁办公室”。

(文|勇战王聊历史)


勇战王聊历史


“侍从室工作,是一件多荣誉的事,我当努力尽忠职守,报答蒋委员长。”这是蒋介石心腹幕僚唐纵日记记载,他1938年调往侍从室工作的感受。

侍从室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会让唐纵如此欣喜?

侍从室建立与红军有关。1932年淞沪抗战结束,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汉口、南昌等地成立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蒋介石时常亲临南昌汉口指挥“围剿”红军。又根据南昌行营主任杨永泰的建议,抽调时常随蒋介石出行的参谋人员、秘书、副官、侍卫人员成立侍从室,编制在南昌行营。

1936年1月,红军离开江西到达延安。蒋介石又撤销南昌行营和“剿共”总司令部,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事。侍从室下设第一处和第二处。

1938年侍从室成为蒋介石直辖机构,再加第三处。抗战是侍从室权利膨胀的重要时期。直到1945年,蒋介石撤销侍从室,其业务并入国民政府参军处和文官处。


侍从室是蒋介石的军机处,规模小权利却凌驾于国民党各部之上。主管各类军机政要,审核各地大员请示汇报;各类政治、经济党务,参谋总长不能决定的事务;各类人事管理、任命;以及蒋介石的安全保卫工作。集中了蒋介石最核心权利。

蒋介石时常因“甚忙,不愿多批公事”,将部分事务决断权赋予各处主任。各处主任互不统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1939年1月蒋介石规定每日军事、政治公文,每类仅阅10件。到了5月,蒋介石连10件公文都没有时间处理,除非特别重要不能决定的公事,全部由各处主任决断。真可谓权倾朝野。各处主任非蒋介石嫡系亲信不能担任。


重庆时期,运输处林世良勾结商人走私,大发国难财。军统获知后上报蒋介石,侍从室定下罪名处决。林世良其实是孔祥熙办事的人,孔祥熙虽竭力活动,蒋介石还是依据侍从室的意见,处决林世良。可见侍从室权利之大,连孔祥熙都无可奈何。


历任侍从室最重要的一处主任有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商震。

其中钱大钧曾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钱大钧早年黄埔军校建校即跟随蒋介石,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多立下汗马功劳。钱大钧的哥哥钱伟生因走私烟土,被蒋介石下令枪决。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本日枪决之钱伟声,乃钱大钧胞兄也,贪官污吏知有所戒乎?”钱大钧虽多方求情于蒋介石宋美龄,蒋介石还是置之不理。

虽然如此,钱大钧依然对蒋介石忠心不改,蒋介石也继续重用。1939年,钱大钧因贪污被愤怒的蒋介石革职,期间穷困潦倒,连房子都托人卖掉。1941年才又担任何应钦手下军政部次长。1944年再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市长,再次因贪污被革职,从此淡出国民党权利中心。


张治中也曾担任侍从室一处主任。由于他为人公正,工作负责,处事周到,蒋介石很放心。不过也有疏漏之处,一次曾送阅一大厚本作战计划给蒋介石,蒋介石批语:“这样一厚本给我看,究竟你们是我的参谋,还是我是你们的参谋?”

第二处由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长期担任。第三处主管党务人事,则由陈果夫担任,陈果夫大肆安排亲信,却让蒋介石自悔失策。


沧海历史春秋



侍从室,什么机构?听上去,应该是管理高官随从侍卫的单位而已,好象没什么特别的了不起。不过,还记得一句俗话不,宰相奴仆七品的官。依照中国文化的规制,仆随主贵、水涨船高,仆从即便再贵,贵也贵不过七品的官吧?错,先来看侍从室的定义。它是军委会的下属机构,也是委员长的直接办事机构。下属机构很正常,但下一句”直接”二个字,加在“办事机构”之上,那就厉害了,含金量是嗖嗖的往上涨。这说明此机构与委员长是极为贴心,楔合也是严丝密缝。象是委员长的手和足,或者说委员长就靠这手和足,行走在诺大的民国社会、军阀江湖之中,号令天下、经天纬地。

脑海里浮现出什么场景?是不忌法度、忠勇神武,出没于天子脚下,神秘的锦衣卫?抑或是清雍正时期,昼伏夜出、杀人于无形,恐怖的“血滴子”(粘杆处)?不,不完全是,比这还要法力无边一点。世上惟有满清的”军机处”,无论是从小体量、还是从大职能的方面,方堪与其试剑。再看侍从室的架构,抗战之前,该室已有一室二处,从1933年起,先是些自愿追随蒋介石的参谋、秘书、护卫,到形成规制的侍卫长室、侍一处、侍二处;战时,为了适应局势,老蒋着手对侍从室进行扩编。扩编意味着扩权,意味更需要假手侍从室,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如此,继增加了侍三处,又在侍一处之下,挂了个的参事室。



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相当的庞大繁杂。它仿制西方的政权结构,设有行政院(国务院)、立法院(人大)、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以及内政、外交各部、和各委员会,如军委会、建委会、蒙藏委、劳工委等。侍从室,不过是军委会麾下一个部门。但经过老蒋的精雕细琢,已一跃成为统筹指挥各院、各委、各部,执行军委会下行的政略、战略方案;审核呈递各院、委、部上行的文件、方案的终极机构。不仅如此,有许多不方便由政府去实施的隐秘行动,均由老蒋通过侍从室绕过政府、立法院,直接指令地方或军队去实施。所以,侍从室又是个有着超然地位的机构。它不用背负政府应有的道义感,使用起来,比政府的行为灵活、便捷、还可以超越法律。是个实施独裁极权统冶的好工具。

下面介绍下侍从室架构的具体情形。1.侍卫长室,负责老蒋的安全警卫,相当于当今的中央警卫局,也是侍从室本身应有之义。首任侍卫长宣铁吾就不用说了,单说1942年,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俞济时,调任为侍卫长室的最后一任侍卫长。眩不眩,晕不晕!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集团军副总司令,仅够充任侍从室下属侍卫长室的侍卫长。说得难听一点,不过是个国家元首的卫队长而已,又不是省长、市长,需要由那么大的高官去充任么?不过显然,从这点上,可以管窥到侍从室的级别,已远不至七品之官秩了。


2.侍一处,主管军事、情报。侍一处的主任先后为钱大钧、林蔚、贺耀组、张治中、商震。钱大钧、张冶中、林蔚不用多说,就说贺耀祖,兼军统局局长,位在实权人物戴笠副局长之上,是蒋介石”控制使用”谍战双星之一的军统局的核心人物。商震,终位尊至国民政府参军长。看来历届主任全是民国的大拿呀!管军事,隐形权利超过参谋总部;管情报,戴、徐两副局长一见侍一处的主任,那是上赶的往上贴,这边,人家或许还跟你聊着官样文章呢。

侍一处下分三组。第1组,主管侍从室及蒋私人的会计出纳、医疗卫生、生活福利。属照顾蒋的生活起居、饮食医疗和管理侍从室机关事务的后勤部门。这个部门极其重要,堪比安全警卫,并极具家臣的色彩。组内名人有,其侍从副官蒋孝镇为蒋的族孙。第2组主管军事、参谋、情报业务,其业务辐射至国军的各部门、直抵野战军团。第2组对于各战区司令长官,每周需用电报联络一次,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每月需用电报询问一次,对于该部之兵员、经费、训练,及其是否有困难等情况,分别按期整理报核老蒋。



对于参谋总长不敢决定或无力实行的事,侍一处第2组将进行分类审核研究,并决定是否呈送至老蒋裁定。第3组,安全警卫业务,这组才是真的贴身侍从,编制虽属侍一处,但却接受侍卫长调度。当然,侍卫长室的侍卫长,作为蒋介石的警卫部门长官,还管着一个警卫团和特务团;参事室则是分析国内外内政外交问题的智囊机构,并作为蒋的外脑而辅助存在的。其历届主任为朱家骅、王世杰。朱出任过中统局局长一职,王还出任过中央宣传部长和外交部长此二职。

3.侍二处,负责党务、政冶业务,主任为大名鼎鼎、人称”国民党的第一支笔”、”文胆”陈布雷先生。其一直担任主任,到侍从室撤并另建为止。陈主任还有一项权力,凡由侍一、二、三处发出的绝密电报,均经由其审阅签字,方可外发。这项秘书长的权力,显然以仅有侍二处主任的身份是不够担当的,只能证明陈布雷的文笔功底的超乎常人、和与蒋的关系的铁得紧吶。

对于他这个侍二处主任,连财政部长孔祥熙都不敢怠慢。孔常对人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二处是最厉害的。”他见了署名老蒋的电报后,还要看看下面的一串字,只要见到陈布雷签署的“侍二处”字样,就会立刻付钱,却不敢申问付款之理由。另外,就侍二处的党务来说,不仅要管理本党建设等事务,还要严密监控异党的活动。多党控制必将超越单纯的党务,而成为政冶行为。所以,除了党务,还赋于侍二处以政冶的职能。道理就在于此。


侍二处下分第4、5、6组。第4组主管国民党党务。其隐形权力,显然超越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换句话说,有时候,4组组长一句话,比中央党部首长还管用。怪不得,大鳄从来都是默默的伏在水下,只有小鲤鱼才是一直跳出水面,去跃所谓的龙门的;大鳄从来没有耀眼的品级和官衔。但他们的一举一动,显然比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常委,更能左右中国的政冶局势。

很显然的是,蒋介石是管不了这么多事的,很多的权力,他很想都抓过来并管住,但往往不小心或无能为力的缘故,反为这些无品秩的组长们作了一件件嫁衣裳,这也许是蒋政权极权独裁必然的悲哀吧。不得不说,这种借重家臣管住国臣的偏门冶国手段,也许时刻要等待,来自权力自身的反噬,和对付家臣的暗手的准备。从这点来看,国民党的政权架构,仿得真是西方政冶运作架构的皮毛,里面盛着封建皇权内核的浓汤。向外飘散着些许无奈的灿烂、和辉煌的啜泣。


第5组是人才储备组,全是老蒋亲自挑选的人才,由陈布雷自兼组长。组员一律上校待遇,从抗战开始后,就被陆续外派到各地。当然就象进侍从室一样,将军进来变上校,上校出来当然还是将军。第6组主管异党情报业务,该组由军统局出身的唐枞任组长,受侍一、侍二处的双重领导,是侍从室内部的保密单位。与侍一处第二组的情报业务不同,侦探党情的中统局,是受第6组节制的,而侦测军情的军统局,因属于军队序列,则受侍一处第2组节制。

1939年底,侍三处成立,主任是C.C派头目陈果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着国民党的党权,陈果夫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与此同时,还兼管着人事的调查、考核、筛选、荐用职能的侍从室第三处。该处成立后,原侍二处5组所辖人事事务,均移交到该处管辖。该处分为第7、8、9组,大体也是分工合作,是其它处没什么不同。不过令人惊叹的是,该处竞以投敌反正的汉奸,为人才管理的对象,并对之进行人事备档,以备不时之用。真是神秘的背后,透着冰冷的诡异。



从侍从室的职能和架构来看,真心是上管宵汉星辰、下管山岳大海。品秩些微,权力无边。凡是与政冶、军事、经济、外交、民生、社会有关的事,侍从室皆可过问干预。到了情势急处,它甚至可以超越行政机构职权范围和法律的束缚。是蒋公在管理民国时期、煌煌中华的得力工具和权力的”火车头”。这么个由百几号公务人员组成的小身板机构,竞能“小马拉大车”,拉动着整个冶国安邦的官僚机构,对这种冶国方略,也是服了。另外,侍从室于1945年10月1日,正式结束了其天地齐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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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设立“委员长侍从室”的初衷是:由于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在南昌指挥对红军作战,经常不在首都南京,于是成立了一个代蒋介石处理军政大事的特殊机构,即侍从室。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蒋介石经常亲自干预指挥各地的作战,所以几乎所有的军务都要由侍从室来整理然后汇报蒋介石,所以为了整理各地军务和政务,侍从室扩大为3个室。

第一室,下属第一组管警卫,第二组管军事文书呈传,第三组管总务。

第二室,下属第四组、第五组管政事文书呈传,第六组管情报呈传。

第三室,主管党务和人事任免事宜。


侍从室在设立之初便已经算是全国最好权力之机关,直接听从蒋介石的指令。至1945年侍从室取消,原一室、二室改为军务局和政务局,其他组后成立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从1924年成立到1945年正式撤销,侍从室存在了整21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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