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是一块风云际会的热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既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预演了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同时又经受了对敌斗争白热化和党内斗争白热化的双重煎熬。这一切，使得江西在锻造中共中央，并使之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革命熔炉作用。
一、在江西，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革命斗争新局面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随即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政策。1927年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负责组织、指挥南昌起义的一切事宜。8月1日，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功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由此，南昌成为人民军队的摇篮。
同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在起义先胜后败的情况下，审时度势，率起义军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创建了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创建了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开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江西遂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这一伟大创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使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有了共同遵循的章程。中央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指挥中枢，可以对各路红军实施统一指挥。由此，瑞金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二、在江西，中共中央完成了向农村的战略转移，发挥过积极作用
1931年1月15日，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移驻瑞金。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斟酌，确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等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到任书记之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被中央赋予管理和指导全国苏区的职责。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取得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发展壮大了红军、建立了全国性的红色政权，为发展中国苏维埃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以及项英、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到来，既表明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高度重视，又为中共中央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和逐渐转而接受来自中国革命实际的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正确主张准备了相应的条件。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即，成立了中共中央局（随后，苏区中央局并入其中），博古、洛甫、陈云为常委，博古负总责。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正式的中共中央，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为常委，博古仍负总责。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都设在瑞金，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即党中央的本体而不是派出机关。从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长征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主张，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党的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领导了苏区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苏维埃区域执政的伟大实践，积累了治党、治政、治军、治国的初步实践经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虽然是被迫而不是自觉地，但毕竟完成了由大城市向农村的最后转移。这一转移与中国革命所要走的和当时正在走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之要求是一致的，直接促进了中共中央在与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实际更为紧密的结合中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
三、在江西，中共中央历经坎坷和磨难，内部的积极健康因素在增长并形成优势
毋庸讳言，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在江西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绝不能否认或掩盖其在所在的历史时段犯过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的错误。比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设立，虽然旨在加强对全国苏区和红军的统一领导，但实质是以贯彻执行当时在党中央业已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前提的；虽然在实践中，这种“左”倾错误因受到抵制而未能在中央苏区占据统治地位，但对于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当时的对敌斗争也确实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更为严重的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到江西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统治不仅在党中央发展到顶峰状态，而且在中央苏区也得到更全面、更直接地贯彻执行，最终导致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对这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绝不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要实事求是地阐述清楚，并剖析其产生的根源和留下的教训，从而警示后人。
当然，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后期惨重的失败也是探索，因为它宣告的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彻底破产，锤炼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革命意志，推动的是中共中央的加快脱胎换骨、走向成熟。比如，毛泽东本人在中央苏区时期，虽然屡屡遭受排斥和打击，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武器，却在同各种错误特别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中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越来越为全党同志所接受。又比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陈云都是在经历了中央苏区时期血与火的对敌斗争以及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考验后，经过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逐渐凝聚起来，从而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另外几个重要领导成员如张闻天、王稼祥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走向失败的煎熬中，逐渐怀疑和抛弃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并在长征路上给予毛泽东以坚定的支持。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的逐步形成，正是在错误和失败的反复磨砺中党内积极健康因素不断增长壮大的结果。
还比如，经历中央苏区时期的斗争后，党在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我们党由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共产国际在世界东方的一个支部，大政方针都要听命于共产国际，中央领导人都要由共产国际指定或认可，没有独立自主可言。实际上，我们党年幼时期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的同时，所犯的右倾或“左”倾错误也都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而几乎断送中国革命前途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更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共产国际背景。因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宣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彻底破产的同时，也宣告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错误干预的彻底破产。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我们党在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上毅然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四、战斗在江西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是坚定的革命者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清算中央苏区时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并没有也不能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对此，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他主张“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他批评了我们党历史上“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的缺点，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38、939页。) 20世纪40年代前期，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延安整风成功地解决了对中央苏区时期重要事件与人物的评价问题，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而，在时光过去70多年后的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浓厚氛围中，我们更应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央苏区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对博古等“左”倾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者，既要看到他们所犯错误给革命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又要看到他们对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不能全盘否定他们，更何况他们在当时无疑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在后来没有一个投敌叛变的，全都实现了思想观点的转变，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其中有的人还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五、结束语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集体由幼年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确曾经历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甚至是痛苦的渐进过程。中共中央在江西的不平凡的经历，正是这个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如果说全党公认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是我们党和中共中央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标志，那么通过考察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中央在江西活动的那段历史，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党和中共中央主要是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了大量的最直接的量的积累后，才有遵义会议质的飞跃呢？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中央苏区时期足够的最直接的量的积累，我们党和中共中央可能就难以在遵义会议上实现质的飞跃。由此观之，江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而且是锻造我们党和中共中央并使之走向独立、成熟和坚强的革命熔炉。
（作者：沈谦芳，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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