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來，廣西大學櫛風沐雨、篳路藍縷，絃歌不輟，薪火相傳，西大今日的辦學成就建立在無數先賢嘔心瀝血砌就的基業之上。廣西大學在建校90週年之際，特推出“歷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文章，介紹不同時期對西大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代表性人物，展現不同歷史階段的教育者為西大發展進步所作的艱難探索。
李達：著名哲學社會學家
他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被稱為共產黨的哲學家，毛澤東曾當面稱讚他是“中國理論界的魯迅”。
在那個硝煙瀰漫的歲月，他以手中的一支筆為武器、以身前的三尺講臺為陣 地，為自己堅定的信仰苦苦鬥爭，即使遭遇反動派的脅迫也無所畏懼；在那個蒙 昧未開的年代，他“從別國裡竊得火來”，為自己一生的信仰著書立說、言傳身教，即使遭遇迫害也不負重任。他就是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啟蒙思想家，卓越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教育家和法學家，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他1938年曾在西大任教，任文法學院經濟學系主任、教授。
好事多磨，與西大結緣
李達，字永錫，號鶴鳴，湖南零陵嵐角山鎮人，1913年留學日本，1920年與陳獨秀共同發起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主編《共產黨》月刊，1921 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宣傳主任，後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主編《新時代》雜誌。1927 年馬日事變後，李達脫離政治活動， 先後任上海暨南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武昌中山大學、中國大學、廣西大學等校教授、系主任。
提到李達與廣西大學的淵源，還要從“七七”事變前後說起。“七七”事變北京淪陷後，李達就成為日偽當局所開黑名單中的第一名。在“九一八”事變到 “七七”事變這段中國政治極度動盪的幾年裡，李達長期同反動派鬥爭，多次發表抗日反蔣的言論，不僅是北平著名的“紅色教授”，還是“進步師生和反動派作鬥爭的一面旗幟”。這樣，李達就自然而然成為日偽當局的眼中釘。“七七” 事變爆發一個多月後，日本憲兵和偽警就在便衣（特務）的帶領下，抄了李達位於北平宗帽衚衕的家。此時的李達因父親病重，於“七七”事變前夕回家鄉湖南零陵（今屬永州市）探望，因此幸未被捕。
其在北平的妻子王會悟帶子女留守家中，又將李達書稿及有關抗日救國的書籍裝箱埋入院中地下，但仍遭到日本憲兵和偽警的檢查毆打扣留。憲兵先將李達的三個子女押在屋角不準動，然後威逼王會悟交出李達躲藏的地址，邊逼邊打嘴巴。在家裡查不到什麼，就把她五花大綁押了出去，押上汽車後，在她頭上矇住一塊黑布，車就開走了。揭去黑布，就已進了一大公寓，而後遭到“高大漢子” 的兇狠拷問：你們是不是抗日的？李達去了哪裡？等等。王會悟不搭理，憲兵又進來揪她出去，把一隻手錶式的東西套在她手上，她立即感到暈頭轉向，就失去知覺了。後來日偽當局得知李達確實不在北平，加之又有地下黨和友人保釋，王會悟才被釋放。憲兵們將昏迷的王會悟扔了出來。等醒來後，她又被扔到了有樹有草地的大院子的牆角根邊，起身出門就到街上，她便壯著膽搭上人力車回家了。
8月下旬，王會悟帶著三個孩子同到天津演出的京劇大師馬連良一家，坐車逃離北平，住進天津租界的林寶駱家。然後，又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一起坐船到青島。王會悟母子四人再乘火車，一路走走停停，經徐州、鄭州、漢口到長沙，最後回到零陵。
在湖南家鄉的李達，全然不知王會悟代他受罪並帶三個子女逃難的經歷，只是著急回北平的家，未等父親病癒，即從零陵趕赴上海。其時南北交通因“七七” 事變而阻隔，他只能滯留在上海。
1937年的暑假，當年1月來到廣西大學的千家駒與陳望道等進步人士，向當時兼任廣西大學校長的省主席黃旭初，介紹李達、錢亦石等教授來西大任教。不久，滯留在上海的李達就得到了廣西大學的聘書。
本來是水到渠成，沒想到好事多磨。是時，廣西發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王公度案”。王公度因知識淵博，辦事精明幹練，深得李宗仁、白崇禧器重，曾負責廣西對外省聯絡和情報工作，監視CC組織在廣西的活動，還組織了“軍校同學通訊社”，因此獲罪蔣介石，又結仇於桂軍部分將領。1937年9月，在蔣介石插手的桂系內部鬥爭中，以“託派”的罪名他被秘密殺害。隨王案被捕的還有不少共產黨人和主張抗日救亡的進步青年，如陶保桓、崔真吾、陳大文等人。
算上王公度，王案一共處死五人（一說六人）。這一時間謠言四起，甚至稱廣西大學教授陳望道、鄧初民、施存統、馬哲民、馬宗融等人皆為“公度黨”。 桂系少壯派韋贄唐等更是主張併案辦理，一網打盡之。黃旭初在其1937年9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德鄰（李宗仁）召集予及李品仙、廖磊、夏威、潘宜之、邱昌渭、朱佛定討論黨案，決定作根本之肅清，對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確者徹底去之”。對王案“決定作根本之肅清”，這就意味著要殺人了。是時，李宗仁的機要秘書徐梗生正受命協助黃旭初勘理此案，著力駁斥這類謠言，黃旭初則“凝重， 未能及時建言”。（見徐梗生《李宗仁軼事》）
雖然李宗仁對王案極為憤怒和震驚，徐梗生還是極力勸阻。後來李宗仁也認為“徹底去之”的辦法不妥當，首先對陳望道等思想左傾的教授溫言慰問，然後優禮厚幣而遣之。而後，廣西省政府在9月4日做出決議：將廣西大學文法學院文學系、社會學系停辦。黃旭初在其9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因此批教授思想多屬左傾，停此兩系，則教授可辭也。”這樣，從上海繞道香港經廣州、梧州，此時已抵達桂林廣西大學的李達就被解聘了。（“王公度案”可參見於本書《陳望道》一文）
廣西省政府當局為打發李達離開廣西，送其一紙“顧問”聘書和數百元紙幣的路費，李達無奈只好回到零陵。這一紙“顧問”聘書和數百元紙幣的路費，“文革”期間竟成為李達為“反動政府”當“顧問”的“罪行憑證”。據千家駒回憶，當時已抵達桂林的李達與家住桂林沒有走的鄧初民等，按聘約發給其一年薪金，使得他們被解聘了也無話可說。
鄧初民離開桂林的前一天，正是李達到桂林的一天。據鄧初民回憶，“他一到桂林聽說我要走，當晚忙著就來看我，也是‘入國問禁’，‘入境問俗’，先探探風色的意思，大概他看見我要走，已感覺到來不湊巧。我只好安慰他說：‘既來之，則安之’，後來不知道那些大諸葛、小諸葛們，怎麼敷衍了他一陣，終於不久他也離開了。”（見鄧初民《憶李達先生》）
再次回到家鄉零陵的李達，一家四口得以團聚。這年9月18日，他的父親李輔仁去世，享年八十一歲。李輔仁先生一生勤苦，節衣縮食，傾注全部心力支持其愛子專心讀書，其好學的家風對於李達“學者立身、行世固當如是，報國之道豈止一端哉”的個人志趣產生了重要影響。此時的李達目睹國家破碎、家父去世、妻兒逃難的淒涼景象，極度悲痛，在家守孝半年。
1938年2月，黃旭初以“自抗日軍興，政務紛繁，未克兼顧”為由，辭兼廣西大學校長職。廣西省府不顧重慶教育部長陳立夫的阻撓，呈請中央任命原北平大學法商學院院長白鵬飛為校長。白鵬飛曾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同郭沫若、李達、陳豹隱先後同學，有過深厚的交情。因此在白鵬飛任北平大學法商學院院長時，就曾聘李達為法商學院教授兼系主任，彼此密切配合，相處甚篤。白鵬飛是以提倡學術自由出名的，在廣西大學上任後，對人事做了較大變動，延聘了一批知名教授，充實教學陣容。李達就是在這時被聘為廣西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
李達在西大的教學活動
李達在廣西大學給學生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基本上是以他的《經濟學大綱》和《社會學大綱》作為教材。前者於1935年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作為教材首次印行，當時未能公開出版，後者於1937年5月由上海筆耕堂書店出版，李達在該書第一版扉頁上寫著“獻給英勇的抗日戰士”。筆耕堂書店由李達夫婦在1933年以王會悟的筆名“王嘯鷗”在上海組建。這是一個用來衝出反革命文化“圍剿”、對付國民黨書報檢查的掛名書店，編輯、出版、發行只有李達夫婦兩人，自己出錢、自己買紙、自己託人代印，然後署上“筆耕堂書店出版” 這個空名，再找人把書轉銷出去。
李達工作照。
他們冒著極大的風險，大膽又巧妙地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時王會悟還設法將《社會學大綱》迅速送往延安。毛澤東收到書後，反覆閱讀了好幾遍，還做了詳細眉批，並向延安的哲學研究會和抗日軍政大學推薦這本書。據當年生活書店桂林分店負責人卞祖紀、邵公文 的回憶：“著名哲學家李達同志當時是廣西大學教授，他要把他的著作《社會學大 綱》作為教材，我們通過上海分店以最快的速度運到，及時趕上教學，李達同志倍加讚賞我們的服務態度。每逢星期日，我們店是廣西大學、桂林高中等學校同學密集之地，他們專心致意選購圖書的動人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回憶生活書店桂林分店》）
李達的講授深受學生歡迎。1937年秋，李達因病告假。社會學長時間缺課，學生們頗有意見。很多教授一起醞釀為李達代課的事，但沒有人肯承擔，主要是大家不懂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緣故。後在焦菊隱的鼓勵推動下，當年受聘於廣西大學任會計學教授的黃逸峰答應了代課。黃談起當年為李達代課的情形時說：“我要了一本《社會學大綱》，整整備了一星期課，還找了幾個學生了解一下李達先生是怎樣教的。我小心翼翼地走上講臺，根據自己對《社會學大綱》的淺薄的理解，講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並聯系中國革命的實際舉了不少事例。連續代課幾星期，直到李達同志病癒復課為止。這次為李達同志代課是對我的一次鍛鍊和考驗。由於我經過了這一時期的代課，不少同學都願和我接近，經常和我討論抗戰問題。從此，我得到更多和同學接觸的機會，並和同學們一起下鄉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進行其他抗日活動。”
除上課之外，李達在桂林還做過多次大型講演。在抗戰時期的桂林，李達在青年學生中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傳授馬克思主義思想，使廣大青年走向進步，走上革命道路，為廣西培養了一批愛國志士和進步青年。
離開西大，赴重慶為馮玉祥講學
1938年冬，馮玉祥路過桂林，西行前往重慶督辦新兵事宜，聽聞李達受聘於廣西大學，立即要副官到廣西大學找到了李達。兩人長談一夜，主要是談國際國內形勢，馮玉祥對李達的看法和分析深以為然，於是又萌發了請李達講學的想法。在這之前，李達曾於1932年5月經上海地下黨介紹，在泰山給馮玉祥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兩個月的講學經歷，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友誼，馮玉祥稱讚李達“是為真理而奮鬥的戰士”。1933年5月，李達受北平地下黨組織委託，再次到張家口為馮玉祥講授辯證邏輯，這次講學對說服馮玉祥聯共抗日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長期進行進步活動，李達長時間受到特務的監視和跟蹤，行動多有不便。因此，馮玉祥除了想請李達講學以外，更多的是對於老朋友生活的擔憂，所以，他對李達說：“鶴鳴先生，桂林這裡也不安全，我現在在重慶有一個研究室，專門研究政治和國際國內形勢的，你能不能去幫助我的工作，一邊繼續給我講列寧哲學、辯證邏輯和社會發展史，一邊幫我主持研究室的具體業務？”李達考慮到當下自己的處境，又覺得這是馮玉祥在以另一種方式幫助自己，心裡很是過意不去，就答應了馮玉祥的邀請。
赴渝前，李達於貴陽與其逃難至貴陽郊區花溪鎮的妻兒團聚，但隨即遭到喪女之痛。1938 年12月31日，李達年僅十七歲的長女心田，因長期驚慌勞苦而病逝，夫婦倆非常悲痛，當時李達甚至“發瘋似的要和孩子一起躺在棺材裡”。（見孔海珠《王會悟：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參與者》）隨後，悲痛中的李達與馮玉祥一道經貴陽，於次年一月到達重慶，一家被安排住在重慶南溫泉鄉下的佘家祠堂。
李達在重慶為馮玉祥主持研究室的工作，併為他及其研究室人員講授辯證邏輯，還在暑期代邀鄧初民、黃松齡講授政治學和經濟學。
從1939年4月開始，李達每週給馮玉祥講一次唯物辯證法理論課，除馮玉祥外，聽課的還有秘書賴亞力，副官趙力鈞、周茂藩、武紆生等三十餘人。李達備課非常認真。7、8月間，重慶酷熱，他身穿背心，甚至打著赤膊，一字不苟， 趕寫講稿。他講課深入淺出，理論聯繫實際，使得抽象的理論和概念變得通俗易懂，引人入勝，深受馮玉祥的稱讚。工作之餘，李達還與地下黨人賴亞力等人一 道，繼續做馮玉祥的統戰工作。馮玉祥之所以走上同共產黨合作抗日的道路並且成為堅強的民主戰士，可以說與李達做的統戰工作是分不開的。正如賴亞力所講：“這不能不說同他長期堅持學習革命理論有關，同他多次向李達同志學習有關”，“馮將軍是李達同志的好學生”，“李達同志是馮玉祥將軍的好老師”。
李達在重慶受到了馮玉祥最高的禮遇，每兩個月馮玉祥便要賴亞力給李達送去兩百塊銀元，以作李達一家人的生活補貼。暑期鄧初民、黃松齡到來後，他們在馮玉祥位於陳家橋的私宅講學，“我們每天上午講課，下午休息，馮將軍率領他的衛士等若干人，每日聽講，李達先生亦在座側耳傾聽。我與黃教授各佔一上午，亦互聽、互講，如此在陳家橋差不多住了一個月。馮將軍自奉甚薄，而待客則很豐盛。每餐備雞蛋、雞肉、豬肉、牛肉，甚至每天派人到北碚挑西瓜來消暑。我們每日下午休息時間，上下古今，談鋒甚健，李先生尤其詼諧百出，從抗戰期間到腐敗黑暗，到個人私生活的苦樂滋味。”（見鄧初民《憶老友李達先生》，下同）鄧初民認為與李達在一起生活的這一個月，是他最愉快的一個月，“從一切不經意的、隨便的談笑中，直接地、真誠地認識了他的個性、學識、修養、見解，以及做人處事的態度。”
愉快的日子總是那麼短暫，在動亂的年代更如此。據當時與其同處一室一段時間的武紆生回憶，李達在重慶開講了七八次課便中斷了。主要原因是由於日寇飛機對重慶空襲日漸頻繁，馮玉祥將軍為安全時常變換住處。這之後，因為看不慣蔣介石的那一套搞法，李達認為重慶也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決定辭去馮玉祥研究室的工作，離開重慶另做打算。他離開重慶前曾坦然對武紆生說，他想到一個新環境，去從事講學和理論研究與寫作，他計劃創造條件，開辦一個書店或創辦一個刊物，並再版他的《社會學大綱》，譯著《法理學大綱》等著作。
在重慶的講學時期，李達也到社會上做些調查，並撰寫了《唯物辯證法三原則的關係》（4月，《讀書月報》第1卷第4期）、《論廣義經濟學》（5月，《讀書月報》 第1卷第5期）、《希墨對話》（5月，《全民抗戰》第68號）、《形式邏輯揚棄問題》 （6月，《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2期）等多篇形式邏輯方面的文章，堅持不懈地做理論的研究與傳播。
失業客居桂林，仍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己任
1939年9月，李達辭別了馮玉祥和家人，隻身離開重慶前往桂林，擬回廣西大學任教。臨走時，他給馮玉祥留了一封長信。據當時看過此信的鄧初民說， “李達的信寫得很好，對馮玉祥提了許多寶貴的建議。據說：馮將軍讀過這封信後，把有些地方加以濃圈密點，有的地方加上頂批，說道：‘這真算得我的箴言寶典，我要置之座右，我要終身不忘’。然因李先生去志甚堅，馮將軍雖嘉其言而不能留。”（見鄧初民《憶老友李達先生》）
據鄧初民回憶，李達離開重慶後，先到了貴陽，後輾轉到了桂林。王會悟和子女此時應是回到了貴陽花溪居住。至於為何不惜夫妻分居兩地，是因長女去世的教訓，為了保護孩子，讓孩子有好的讀書環境。王會悟說：“別人看，你們這樣好的患難夫妻為什麼要拆散？是為了孩子們讀書。”（見孔海珠《王會悟：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參與者》）當時她肯定沒有想到，他們這對患難夫妻直至 1949 年才得以重逢。
李達回到桂林後，此時的西大時局已發生變化，白鵬飛校長因堅持聘用李達、郭沫若、夏徵農等進步教授已被當局免職，改任空頭顧問，其所聘的教授也相繼被解聘，因此李達回西大任教的願望未能實現。
面臨失業的李達，只得暫時客居桂林，生活困難，被迫在七星巖附近的祝聖裡擺雜貨攤為生。這年初冬，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由重慶拍來電報，囑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派其副主任曹瑛（石磊）去看望李達，並給予他政治上的鼓勵和經濟上的接濟。曹瑛請“八辦”另一負責人陸銓給李達送錢去，又曾多次登門看望並暢談，還請他為辦事處的幹部講授哲學。李達愉快地接受邀請，並曾多次到“八辦”講授唯物辯證法，受到大家的讚揚。客居桂林期間，李達仍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己任。曹瑛回憶說：“他非常謙遜，他說學習唯物辯證法最好的老師是毛潤之，可見他對毛澤東同志是非常愛戴的。”（見曹瑛《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同志》）
李達歷來敬佩毛澤東，毛澤東也一直關懷他。1939年夏，毛澤東從延安給重慶的李達寄來一信（據武紆生回憶，寫於1938年），信中內容主要有三點：
一是對李達和他的夫人表示關懷之意，毛澤東尊稱李達是“真人”。據當年李達給武紆生解釋，“真人”乃湖南地方對人常用的褒義詞。
二是毛澤東說他已是第三遍讀了李達著的《社會學大綱》。三是誠邀李達偕夫人和子女去延安看看。
在重慶期間，周恩來也派呂振羽去看望李達，並問他是否願意去延安。李達一方面願意前往，同時又想繼續出版自己的著作，加之年近天命又多病，習慣於散漫的生活，深恐拖家帶口，給中央增加拖累，態度不甚堅決。武紆生曾讀過李達遞給他的毛澤東的信，當即就問李達是否準備去延安？李達開始沉默不言，不一會兒他若有所思地說道：“我去延安定受照顧，這我當然是不忍心的，再說一家大小也會不安的。”據武紆生回憶，李達這番話並不是他不去延安的真正原因，因他早已於 1923 年秋脫離黨組織，後又曾在漢口《民國日報》發表過脫黨聲明，於是決心繼續做理論的研究與傳播，並從事講學和理論著述。
一生坎坷，至死心繫馬克思主義傳播
因未能實現自己著書立說的計劃，不願就此潦落異鄉，1940年春，李達返回故鄉零陵，過起了淒涼的田園生活。是時，因日軍轟炸，貴陽、花溪等地幾乎夷為平地，李達十分擔心王會悟及其兒女的安全，眾人認為王會悟等人早已不在，親友們勸說李達另外續絃，以照顧李達的起居生活。李達失業在家後，身體不好，心情煩躁，生活上又無人照顧，難以堅持寫作，只好答應了親友介紹，找了同鄉長塘角村的二十歲女子石曼華照顧他的生活，不久就生活在一起。石曼華勤勞樸素，十分體貼李達，平常為李達洗衣做飯，菜蔬很合李達的胃口，而且平時來拜訪李達的各色人等，都要先通過石曼華的甄別再引薦，這樣就掩護了李達的馬克思主義著述活動。
是年秋，李達應聘到廣東坪石中山大學任教。臨行時，賦詩一首，贈與原永州中學同窗好友鄭桂芳：
不才小憩楚江濱，但覺泉林空氣新。
浮世虛名乖素願，人生真理潤吾身。
盈庭桃李三千樹，逝水韶華五十春。
我輩此今皆老大，那堪回首話白萍。
這首詩的頷聯表達出此時李達的心境：浮世虛名並不是我的真正心願，只有追尋到人生真理才能滋潤我的身心。然而，李達在中山大學教書還未滿一年，1941 年7月，又被國民政府教育部電令解聘了，只得再返回零陵。
1941年9月以後，李達失業在家。此後的整整四年裡，李達度過了人生中極為艱難的一段時間。用李達自己的話來說，“這四年期間，我偷生人世，等於死去了四年。”（見《李達自傳》，載《湖南黨史人物傳記資料選編》第二輯）四年間，李達種著父親遺留下來的幾畝田，勉強餬口，要讀書無書可讀，研究工作無法進行，特別是家住飛機場附近，每日都要躲警報，簡直成了難民。
1944年8月零陵淪陷後，為了躲避日軍的大肆搜捕，李達攜全家老小、李姓族人四十九口，另有鄰居席姓小孩兩名，一併避往永江河胡家洞大馬槽、牌樓口等地。此前，李達曾三次收到日偽“出面維持社會治安”的邀請，前兩次分別以“鄙人脫離政黨之爭多年，年邁多病，不便出面”，以及“鄙人醉心學術，無暇兼顧地方治安”婉拒；第三次李達未作答覆，就遭到日軍頭目的威脅：您不為自己的生命安全著想，也該為父老鄉親的安危考慮。李達無奈才攜族人一起背井離鄉逃難。一天深夜，李達在臨時借居的小木屋裡寫作時，還遭遇土匪洗劫，糧食、衣服和被褥等被搶劫一空，珍藏多年的毛澤東寫給他的書信，連同自己長期辛勞寫作的手稿一併遺失了。此時的李達陷入了絕糧狀態，他住破廟，吃野菜，東躲西藏，長達一年之久。直至1945年8月日軍投降後的9月才回到老家居住。
此後，他利用滯留在家鄉的時間，為家鄉人民創辦輔仁小學。而後於1947年2月到湖南大學擔任法律系教授，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明法律現象，以巧妙的方法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專政。新中國成立後，李達歷任湖南大學校長、武漢大學校長，被推選為第一屆中國哲學學會會長，為發展黨的教育事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編寫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 深入淺出，受到普遍歡迎。
然而就在1966年3月，因公開反對林彪宣揚的“頂峰論”，觸怒了林彪、康生一夥，李達被誣陷為“毛澤東思想的最大敵人”，“對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 甚至還別有用心地把李達得到過毛澤東高度評價並且親手逐字逐句地審閱修改過的“兩論”（即《實踐論》《矛盾論》）解說等著作，汙衊為“大毒草”，肆意踐踏。不僅如此，從1966年5月10日起，毛澤東親自委託給李達主編的《馬克思 義哲學大綱》也被勒令停止，李達被迫交代“罪行”，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6月，李達被誣陷為武漢大學“三家村黑幫頭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並被戴上“地主分子”“叛徒”等帽子，遭到極端迫害。 林彪、康生一夥不僅在政治上迫害、精神上摧殘李達，還從肉體上試圖把他消滅掉。為此，他們竟然還慘無人道地停止了對李達的醫藥供應。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達仍然堅定地表示：“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對毛澤東思想是非常信奉的！”甚至在病危的前一週，仍然囑咐夫人石曼華：“我如死去，請轉告陶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懇求，就是希望他一定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下冊編出來，把下冊改好，幫我完成毛主席交給我的任務。”是年8月24日，這位畢生傳播馬克思主義、做出了卓越貢獻的著名哲學家、理論家含冤離開了人世，終年七十六歲。
1973年11月，在毛主席、周總理的干預下，李達冤案得以糾正。1974年1月14日，在武漢九峰山舉行了追悼會並發表了報道。但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 期間，結論中仍留有“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詞句。1978年11月12日， 黨中央批准公開發表毛澤東同志給李達同志三封信的手跡。1980年10月26日， 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為李達同志恢復黨籍，恢復名譽。在此前後，李達的 《唯物辯證法大綱》（1978年6月，人民出版社）、《〈實踐論〉解說、〈矛盾論〉 解說》合訂本（1979年3月，三聯書店）、《法理學大綱》（1983年11月，法律出版社）、《李達文集》第一、二、三、四卷（1980年7月、1981年2月、1984年9月、1988年9月，人民出版社）等一些重要著作也紛紛問世。
2011年6月8日，作為經濟系（商學院前身）的首任系主任，李達的銅像揭牌儀式在廣西大學商學院的樓前舉行。時任商學院院長的閻世平在致辭中稱，一個學院的健康發展，需要有學院的精神、學院的文化，學院精神的培養與其領導人、特別是第一任系主任（或院長）的人格與理念息息相關。李達先生的一生， 是“堅持真理，不屈不撓，身體力行，萬世師表”的一生，這種學做真人、追求真知、不屈不撓和身體力行的精神，是商學院精神、文化的靈魂所在。
來源丨廣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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