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三分鐘邱明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
畔：同“叛”。
孔子說：“君子廣泛地學習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禮來約束自己，就可以不離經叛道了。”
孔子認為，君子應當廣泛學習文化典籍，而且要用“禮”來約束自己。知識豐富，而忽視規範秩序，行為迂腐或浮躁的人，不能有益於社會及大道，甚至適得其反。孔子在此指出了規範對於施行大道的重要性。
孔子的說法當然是對的，因為孔子一貫提倡“仁、義、禮、智、信”並將其定為做人（或君子）的道德標準。孔子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意思是用道德和禮節來教化人們，使之達到知恥而守規矩的目的。
然而，也許是後人理解出了偏差，認為孔子主張人（或君子）應該用內在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也就是孔子所說：“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
因而，我們後人就要求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學於文”，廣博地學習文獻，積累深厚的知識，同時要“約之以禮”，用禮來約束自己的言行，而禮又是根據道德原則制定出來的。所以，只要在這兩方面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悖離“道”了。
可是，由於強調道德的主要作用及對人（君子）首重道德的選擇，孔子這個聖人便定格在道德倡導或堅定維護的“道德金字塔尖端，成為後人的標榜，更成為高於法律的道德綁架。從而讓後人對“仁義禮智信”中的“禮”也定格在道德上。
如果我們的後人能夠從規矩、節制、約束、契約，甚至是法律和法治方面去真正理解“禮”的含意，如果我們後人能將“禮”放到最基本的道德水平來管理人（或君子），兩千多年中國歷史演變又會是個什麼樣子呢？
最基本的道德水平就是“遵紀守法”，就是“講文明講禮貌”。
博學不一定是君子，反之君子也不一定就博學。博學用於炫耀，用於忽悠，用於斂財，用於持強凌弱，用於陰謀詭計，用於名利，用於私慾膨脹，那就真是“知識越多越反動”了！
錢鍾書、楊絳這樣的人又何其少啊！
君子博學且約之於禮，就不會背經離道嗎？非也。
如果“禮”只是道德層面的東西而不是“規矩、節制、約束、契約、法律和法治”，那我們的社會早就把所有的人都培養成君子和聖人了。王陽明不是曾說過“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嗎？
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來說，說得最為簡單點就是：“私心”與“公心”的不斷鬥爭發展而來。而事實證明，靠道德來消滅“私心”，靠道德來維護“公心”，這是在天下邁進“大同社會”之前不可能達到的夢想。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沒說錯，那是因為孔子是一個夢想回到周文王治下的“和諧社會”去為混亂春秋社會時代劃出一個“理智”的框架。
只是這個框架太不適用當時社會要求變革的潮流，也沒有那樣的社會經濟基礎來支撐孔子的理想主義思想。
兩千多年後的中國也沒有實現經濟基礎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因為我現在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今日的我們在讀《論語》中的“禮”這個概念時，應該把“禮”大海市蜃樓中取下來，將它放到最基本的道德水平上，也就是放在“法律和法治”的道德水平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全身心地用“法律和法治”管理好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高尚”的道德。才能真正做到“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黃山一片雲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評述】
博，是廣。文，是四書五經、六藝之文。約，是要的意思。禮，天理、良知的意思。畔，離經叛道，違背良知的意思。
孔子說：要把書讀好，就必須做到這兩點：一，要做到博學於文（行）；二，要知道讀書讀的是良知（知）。能做到以上兩點，成為君子，成為成功人士，就近在眼前。
大家想想看，一個想成為科學家的人，讀的書卻是故事會（不博學於文），這能成為科學家嗎？大家再想想看，一個不知道自己要做科學家的人（不約之於禮），會去讀科學類的書籍嗎？一個連這種問題都沒有搞清楚的讀書人，不是離經叛道是什麼？
明白了孔子這句話，就不難明白王陽明“知行合一”，“知”的是行動（約之於禮），“行”的是良知（博學於文）。明白了這個，就有了目的，就明白了該做什麼（約之於禮）？同理，做了正確的行動（博學於文），就自然能實現目的（良知）。
處理好了該做什麼？怎麼做的問題？事情自然就做好了（亦可以弗畔矣夫）。這句話不管是管理、讀書，還是營銷，財物……都可以套用。
借我三分鐘邱明速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一個有才德的人，博學多聞，卻約束自己，以禮待人，這樣做可以不背離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