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和张俊力挺刘锦棠，一方面有感恩的因素，更重要的也体现了他俩的识人慧眼，爱才的美德。刘锦棠虽然年轻，但也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帅才。这在他接替叔叔刘松山统领湘军后，在以后围剿河州、西宁、肃州的回民起义及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完全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与董、张“私相见，必以父执之礼尊之”。刘锦棠遇事必向董、张咨询请教，董、张对刘亦是以统帅尊之，从不自傲。他们之间是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从而，将帅团结一致，率领三湘子弟董字三营开始向甘肃回乱武装首领马化龙的大本营金积堡发起总攻。
由于清军统帅刘松山的突然逝去，再加上粮道被回乱武装阻截隔断，清军也陷入营中缺粮的境地，清军的士气受影响陷入低下状态，紧接着接连几次对回乱武装的进攻都失利了。回民乱军看准时机，乘机发动了反攻。回民乱军一部分由马正纲率领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也率部从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乱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瞬间形势变得对回民乱军十分有利。左宗棠坐困平凉，受到清廷的“严旨斥责”。
此时左宗棠也是心情很沉重，前有清军粮道被回乱军截断，后有手下第一战将刘松山的死严重影响清军士气，朝廷里一些竞争对手又处处作对刁难。同治八年（1869年）年末，在甘肃金积堡一带，有两千多回军突破清军防线，进入陕西，攻克定边县城之后到达榆林、延安，一些骑兵更深入到陕西关中地区，尽管这些回乱军人数不多，但因为陕西许多县份都有他们出没，于是纷纷报警。清廷大惊，急令左宗棠和署陕西巡抚刘典立即部署兵力保障陕西安定，因为此时战事只在甘肃进行，陕西已经属于后方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年二月初九(1870年3月10日)，为左宗棠办理西征粮台的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突然上奏，声称西北军情紧急，陕西北部地区贼势猖獗，左宗棠所部老湘军、卓胜军“饥疲之余，现存不过十之五六”，陕甘战场已经出现严重危机，建议清廷将这两支军队裁撤归并，以节省军饷移作续调的淮、皖各军之用。
更有意思的是，身为后勤人员的袁保恒，竟然在左宗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从河南调来了军队，并且“后路亦将续至”，除了已经到达陕西的之外，还将源源不断地开来，这其实都是清廷和李鸿章搞得鬼，袁保恒是原兵部尚书袁甲三的二公子，也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袁世凯的叔叔，跟李鸿章有着非比寻常的渊源。
就在这种情况下，金积堡战场发生了一件更大的变故：二月十五日（3月16日），左宗棠手下的第一号战将老湘营统领刘松山在作战时左胸中弹，当晚不治身亡。于是，陕西的一些官员在某些权势者的怂恿下，更进一步向清廷告急，这类文书像雪片一样朝北京飞去。在刘松山的殉国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城都震动了，慈禧太后和清廷大臣们对左宗棠的信心产生了动摇，甚至一至认为刘松山一死左宗棠根本没有能力平定西北回乱，清廷于是就有了别的打算。清廷在严厉斥责左宗棠的同时又下旨让李鸿章率淮军进入陕西平叛，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对陕甘都有控制，1868年4月到1870年1月，左宗棠的老部下楚军的“次帅”刘典任署理（代理）陕西巡抚，后被革职。二月二十六日（3月27日），清廷命令湖广总督李鸿章赴陕西“督兵剿办”。
在此时形势对回乱武装很有利，但是，由于回民乱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行动，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所以有利形势逐渐丧失。相反，再次进入陕西的回民乱军由于未能建立起可资依托的据点，在清军和民团的围追堵截下，被迫到处流动，有生力量遭到很大损失，最后又纷纷败退进入甘肃。在金积堡地区，回民乱军头子马化龙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同时为避免清军屠城惨剧的发生，先后多次表示愿意投降朝廷，但遭到左宗棠拒绝，因为左宗棠认为马化龙绝对不可靠，反复无常，而且屠杀汉族平民百姓百万左右，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会留后患，随时都有再次作乱的可能。
马化龙叛军在军事行动上，则是分兵四处出击，基本都被清军击败，几次争夺永宁洞水口均未得手，因而虽然控制了峡口，多次放水淹灌，都未能对清军造成大的威胁。
清军方面，左宗棠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形势后迅速调整好状态，一面在很短时间内调集兵力截击并击溃歼灭了进入陕西的大部分回民军，并奏调郭宝昌部进攻花马池、定边（清廷以山西河防吃紧，改调金运昌部前往），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另一面左宗棠当机立断，迅速做出了决定：让刘松山的侄子年仅二十六岁的刘锦棠接统老湘营，而早已身为提督，无论职务还是资历都远胜刘锦棠的黄万友，却只担任了副手。左宗棠曾经去信安慰他，想给他做一点解释工作，黄万友却回信表示：“左公岂意万友怏怏不尽力耶，万友虽武夫，大众所稔闻，何至沾沾权力若此？”——难道您以为我会闹情绪、不尽力吗？万友虽然是个粗人，可大家都知道，我绝不会对权力地位如此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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