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1988年夏天，中國還處於文化熱時期，學者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從二十世紀中國散文中編選出“漫說文化叢書”，出版後暢銷一時。
三十年後叢書再版，三位憶起當年的編選經歷，讓我們得以窺見當時的文化氛圍；而世事變遷，叢書承載的文化意義毫無減損，反在當下更顯其價值。閱讀叢書時，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關於散文、文化和閱讀，我們需要思考的還很多。
從左至右分別是：黃子平、錢理群、陳平原。
在自媒體時代，散文能夠擺脫尷尬的地位嗎？
閱讀蒙田隨筆的過程中，《思想錄》作者布萊士·帕斯卡得到如下感悟：我在蒙田作品中看到的一切不是蒙田，而是我自己。這一句話，指出了隨筆的某些核心特質。
出色的隨筆作者記錄下日常生活的體悟與認知，這些文字在面對讀者時起到的作用就像鏡子，藉助這鏡子，你更能看清自己。文章的價值，如蒙田的《論友誼》《論經驗》等百多篇文字，並不因時間流逝而有所損。再者，散文、隨筆之所以能給人上述感觸，主要是因其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說：“比起小說、詩歌、戲劇來，散文更講渾然天成，更難造假與敷衍，更依賴於作者的才情、悟性與意趣。”一語中的。
然而，散文這一文體在當下的處境可謂尷尬。明顯的事實是，二十世紀是小說的世紀，如今知名作家也大都以小說著稱，作家對散文的重視程度遠不如前。中國自古既有“文以載道”之言，“文”的核心位置自不必言，而陳平原指出，到晚清以後，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以後，我們接受西方的文學及文類概念，“文”從中心退到邊緣。
1922年胡適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一章即是文，下面才依序為小說、詩歌、戲劇。到1929年以後朱自清寫《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文排在最後。今天講近現代或當代文學，文也都不太重要。
因此，1988年夏，當陳平原、錢理群和黃子平三位悶在錢老10平米的小屋中，編一套二十世紀中國散文叢書時，有一個想法：讓“文”重新得到認可，重新回到文壇的關鍵位置。此為目的之一。
現今互聯網極速發展，自媒體與碎片化閱讀已然盛行，這對散文的發展或許有益。陳平原預計，散文和詩因其業餘性會重新崛起。“寫長篇小說需要一定的能量、時間，還有技術，但寫詩和文，尤其散文，不見得。你會發現一些人才華橫溢，出口就是好文章，他沒有受過很好的專業訓練，但因為經歷、因為才情、也因為他自由的寫作心態。”他認為，公號中的一些隨筆篇章“挺好看”，其中未必不能出散文大家。
“漫話”的背後：精神、心態和人之間的關係
1988年，中國還處在文化熱中。作為好友，陳平原、黃子平經常去找錢老談天，一大堆學生也不時造訪，有時甚至聊至深夜。錢理群說：
“那時候我們有一種自由感、鬆弛感，和灑脫從容的心態。整個放鬆自由了，就覺得可以搞一點閒話中的散文，和政治有點距離、更強調個人趣味的、更有文化意味的，供人欣賞的文學和學術。我們當時給這套《漫說文化》叢書的定位，就是一套文章好讀、裝幀好看的‘小書’。只有在那樣從容、放鬆的時代氣氛和心情下才能做這樣的事情。”
閒適的時代與個人生活氛圍，給叢書定了基調，叢書的名字也定為“漫說文化叢書”。如今，三十年過去，叢書再版，用今日眼光回看，那時的“漫說”在錢理群眼中已具有象徵意義：
“我現在最渴望、最珍惜的，就是可以隨便說說的朋友。所謂‘隨便說說’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漫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今天談‘漫說文化’其實是有象徵性的，它反映了一種精神、一種心態、一種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這正是這個時代所匱缺的。”
憶起當時的出版經歷時，錢理群談及序言中的一段曾無奈被刪；此外，他和陳平原還提及叢書遭遇的一次“商業厄運”。當年，叢書中的一本籤給香港一家出版社，不料書籍面目全非，編者煞費苦心的編排也被打亂。兩次經歷，加上如今叢書原貌再版，讓錢理群感慨頗深：
“它證明了外在時代的干預和譭譽都只是一時的，真正存留下來的還是書，還是文化、學術及其背後的精神。一切都如過眼煙雲，唯有文化永存、學術永存、精神永存，這是我直到今天還堅定不移的信念。”
漫說文化叢書
從日常生活中感受人的意義
在文章選擇上，三位編者以個人趣味為主，這種趣味的主要特徵是突出文化意味。文化幾乎無處不在，一幅畫、一個杯子、一齣戲劇都可承載，一則文章更是如此。用所選文章向讀者傳遞中國文化，讓這文化滲透進讀者的感情、心態、意趣乃至生活方式裡，如陳平原所說，“讓文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設想”，此為編者編選叢書的目的之二。
在突出所選文章的文化意味背後，是編者對“散文”的獨特理解。中國的“文”歷史悠久，魏晉的清談、唐末的雜文、宋人的語錄、明末的小品，均對後世散文寫作產生深遠影響，正因其駁雜，學者們對散文的定義和範域並不十分明確。
“‘散文’這個概念，在歷史上相對應的是韻文或者駢文，至於與小說、詩歌、戲劇並列，這個意義上的散文，是二十世紀才有的概念。而這個散文說到底，按照西洋的說法，除了韻文都叫散文的話，那小說也是散文。散文怎麼界定，有好多專業論述，我只想說一點，不要輕易否定人家是散文。”陳平原說。那麼到底何謂散文，何謂好散文，三位編者雖未給出文字解釋，卻通過所選九十七位名家、四百餘篇文章表明瞭自己的觀點。
編選叢書時，三人“先擬定體例，劃分專題，再分頭選文”。專題分十類，題為《男男女女》《父父子子》《讀書讀書》《閒情樂事》《世故人情》《鄉風市聲》《說東道西》《生生死死》《佛佛道道》《神神鬼鬼》。據黃子平說，三人花費時間最多的便是討論書名。他們試圖用十個書名涵蓋一些中國根本性的文化主題。
“什麼是文化主題呢？說是‘集體潛意識’，說是‘原型’，反覆出現的‘意象’，有很多種不同的定義。我喜歡的一個比喻，就是說這種東西有點像某一種旋律，在一個民族的潛意識裡面潛伏著，其實我們天天碰到它，但未必能夠意識到它的存在，在某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你突然聽到一個旋律，非常熟悉，非常感動，這時候馬上能認出來這是一個主題，這就是文化主題。”——黃子平
瀏覽題目我們既知所選文章的日常及普遍性。這些問題，幾十年前的作者們會遇到，會困惑，會思考，我們依然會。但魯迅、周作人、老舍等經典作家往往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廣闊也更深邃。
黃子平說：“為什麼要讀經典？就是在同時代人裡你要碰到這些偉大的靈魂機遇很低，而且到某一個深度，學問的深度也好、思想的深度也好，你就會發現找不到可以交談的人。中文系有一個說法叫做‘尚友古人’，你在大學裡頭，非常幸運，有很好的同學、卓越的老師，但還是有侷限。到了某一刻，只能‘尚友古人’，跟過往時代偉大的靈魂交談。”
此外，十個題目還有一共性，便是都透出一股“閒適”氣息。不是正襟危坐、眉頭緊蹙，而更像是從日常休閒中獲得感悟。陳平原對為何擬定以上十種題目補充說：“八十年代後期，我們逐漸意識到日常生活以及從容的、優裕的、休閒的生活對於人的意義，人某種意義上是通過奮鬥達到這種從容的生活目標，而不是拋棄這個目標。”
不讀書可能是現在最嚴重的問題？
科技正改變著我們的閱讀，聽書的流行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再版叢書在每篇文章中放入二維碼，識別後可聽朗讀版，此舉自是順應時代潮流，在陳平原看來，這也正和白話文的產生和特質相契。葉聖陶曾說：“作文，也叫寫話。話怎麼說，文章就怎麼寫。”這表明，白話文的最高境界，便是作文如說話。這強調的，便是文字和聲音之間的聯繫。
談及文字與聲音，錢理群說自己在北大最得意的一堂課就是朗讀。“一次是北大開大一國文，有一堂課講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我一上課就宣佈今天不講，我只朗讀，我讀完這個課就結束。而且我讀的時候事先沒有任何準備，完全憑我的感覺去讀，讀完之後學生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最有意思的是兩個吉林大學的同學，專門跑來聽錢理群的課，聽完跟我說，老師你怎麼這麼上課！我這個人有氣場，一下子把學生吸收到課裡面，我一讀，他們很容易進入。”不過，朗讀要比默讀花費的時間長，隨著文章逐漸變長，默讀逐漸成為主流閱讀方式，且默讀比朗讀更易對文章進行深入理解。因此，在面對科技帶來的改變時，選取哪種閱讀方式還要根據個人需求而定。
不過，閱讀方式的選擇，也許不是多麼重大問題，問題是“閱讀”。一個現實是，中國每年人均的閱讀量不及鄰國日本、韓國。在被問及如何引導大眾去閱讀時，錢理群的看法比較悲觀。
“現在不讀書可能不是孩子的問題，老師自己就不讀書。中小學老師除了參考書之外不讀別的，大學老師可能也不讀書。不讀書可能是現在最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你問我怎麼解決我不知道，但是我跟很多老師提過一個看法，我說你可以在你可能的範圍內做一點引導學生讀書的事情，你引導一個算一個，你別想經過你的引導大家都讀書，別做這個夢。但是你去引導，引導了，就會有人讀書。”
陳平原認為，在倡導教師引導的同時，必須意識到城鄉之間巨大的差異，不同學校、不同老師之間巨大的差異。
“給現有的中小學老師提供比較好的條件，讓他們因地制宜，影響他們的學生，這樣才能培養出千差萬別、而不是千人一面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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