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開國將領中，袁子欽中將堪稱儒將。在風雲壯闊的軍旅生涯中，他長期從事院校工作、政治工作、幹部工作，為人明是非，識大局，對黨忠誠，持身以正，臨難不苟，桃李遍軍中，口碑傳軍外，故人稱“師表將軍”也。
一、毛澤東：“草地分裂，你這個書生膽子不小啊！”
袁子欽，又名袁致卿，學名從行，1908年12月13日出生於福建省上杭縣白砂區廈洋村（今白砂鎮朋新村）。從小接受教育，17歲考入上杭縣立中學。那個時代，當地教會勢力很大，就連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懼之三分。為避免土豪劣紳敲詐勒索，袁子欽全家都加入了基督教會。在中學讀書期間，在進步教員的思想薰陶下，袁子欽認識到基督教會是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進行精神奴役的據點，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
1929年3月，紅4軍首次入閩，解放了長汀縣城，袁子欽妻弟黃勵投奔紅軍隊伍。同年9月，紅4軍直下龍巖、上杭，革命風暴席捲閩西，袁子欽在妻弟影響下，毅然投筆從戎。
“秀才”出身的袁子欽一參加紅軍，就被紅4軍第2縱隊政治部留用，歷任宣傳隊宣傳員、士兵委員會秘書、輜重隊文書。他一遠走高飛，妻子黃永秀就誓死相隨，在紅軍醫院工作，直至壯烈犧牲。回憶往事，他曾感慨萬分地說過：“妻弟黃勵影響了我，我影響了髮妻永秀，我們真正是革命家庭！”
1930年7月，經過第2縱隊政委羅榮桓悉心培養，認準革命道路的袁子欽在莊嚴的黨旗下宣誓，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從而確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理想。當年12月，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打響，他這個學生兵出生入死，深受羅榮桓欣賞。大戰之中，他被調到紅4軍第11師第31團，擔任連政治委員（時稱）。
1932年1月，為加強紅5軍團（寧都起義軍隊改編）全面建設，中央軍委抽調各級紅軍骨幹予以充實，袁子欽調到紅5軍團第13軍工作，擔任連政治指導員。一個月之後，他指揮著這個連參加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作戰。
由於擅長組織工作，1932年6月起，袁子欽歷任紅13軍第37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第39團政治部地方工作團主任，負責部隊基層幹部選調及地方擴紅招兵工作，深得上級好評。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袁子欽歷任紅5軍團第13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紅5軍團（1935年7月，改稱紅5軍）政治部黨務科科長，一直跟隨紅37團行軍作戰。紅37團擔任後衛任務，一路艱難轉戰：四次破封鎖，三次渡烏江，三次爬雪山，三次過草地；天上敵機跟蹤轟炸，地上敵人追擊圍堵；戰鬥頻繁，生活艱苦。在此過程中，袁子欽無役不與，始終抱著“跟著毛主席走就是勝利”的堅定信念，出色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尤其是1935年5月，紅5軍團飛渡金沙江時，他追隨軍團首長深入部隊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陣地上堅守了9天9夜，保證了全軍順利渡過金沙江。長征途中，部隊偶爾能分到點雞、肉、魚，他總要留給紅小鬼、傷病員和女同志，自己常常忍飢挨餓。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懋功，黨中央在兩河口舉行會議，作出了向北進攻，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正確決策。但是，張國燾拒絕執行黨中央北上方針，力主部隊南下川康地區，並擅令紅四方面軍裹脅紅5、紅9軍團南下。9月中旬，張國燾在阿壩的一座喇嘛寺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進一步進行分裂活動，搞了個所謂的“阿壩會議決議”。這份“決議”下達到紅37團之後，袁子欽極為憤慨，他和團裡的其他領導一起將“決議”燒燬，沒有向部隊作任何傳達。
身處困境之中，紅5軍團指戰員十分關切中央紅軍北上情況，渴望聽到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聲音。恰巧，軍團有部電臺能和中央紅軍保持聯繫，袁子欽就把從電臺聽到的中央紅軍走出草地、攻克天險臘子口、挺進陝北等消息悄悄告訴大家，使部隊受到了極大鼓舞，更加堅定重新北上的信念。
1936年10月，三大紅軍主力會師甘肅會寧，勝利結束長征。次年1月，袁子欽選調中央黨校第二期黨訓班學習。隨後，他到抗日軍政大學工作，歷任政治部組織科幹事、組織科副科長，為培養抗日人才默默工作。期間，毛澤東找袁子欽談話，十分讚賞地說：“草地分裂，你這個書生膽子不小啊！”
二、抗大學員開玩笑：“袁部長怎麼還不找我談話？”
1937年8月，國共合作抗日救國，袁子欽申請奔赴前線未果，留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組織科副科長。這時，一批批熱血青年從全國各地紛紛湧向延安，爭著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時，國民黨當局也辦起了門類繁多的院校，而且待遇優厚，拼命與中共爭奪青年一代。八路軍前線部隊急需一批政治素質高的幹部補充部隊。在此情況下，毛澤東交給抗日軍政大學一個緊急任務：學生隊每半年畢業一批，而且要積極發展一批符合條件的學員入黨。作為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組織科副科長，袁子欽直接承擔著這個任務。當時，組織科僅有5個人，每發展一個黨員都要進行認真細緻的考察，瞭解和審閱個人的有關材料。為圓滿完成任務，他和科裡其他同志一起廢寢忘食、通宵達旦地工作，困了就用冷水澆一澆頭繼續看材料，終於保質保量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1938年4月，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開學，共招收學員5562人，編為8個大隊，袁子欽調任第5大隊（知識青年組成，約700人，大隊長何長工）政治處主任。在4個月時間裡，他結合自身成長進步的經歷，協助何長工將這些知識青年培養為抗日誌士，並使全大隊中共黨員比例由11%提高到70%！
1938年12月，中央軍委決定，抽調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第7大隊、第1大隊第1支隊，組建抗大第二分校，陳伯鈞擔任校長，袁子欽擔任政治部主任，率部東進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辦學。至次年2月，在陳、袁精心組織下，分校全體人員分3次東渡黃河，到達預定辦學地點——河北靈壽縣陳莊。可是，辦學地點距離日軍控制據點最近不足百里，敵機時常凌空，槍炮之聲不斷，學員思想壓力很大。袁子欽適時開展政治工作，指明分校辦學是為抗日，身處抗日前才能學有奔頭！經過他的耐心細緻工作，大家很快適應了敵後辦學，“為抗日而學”的口號更是深入人心。後來，陳伯鈞說過：“第二分校沒有設政委，袁子欽同志實際上履行政委一職；第二分校能在晉察冀安定下來，袁子欽同志功不可沒！”在他主持政治工作期間，第二分校共辦了兩期，政治教育成效都非常顯著，內容上“前兩期有馬列主義概論、政治經濟學、哲學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
◆1936年，袁子欽（左二）在延安抗大與胡耀邦（左四）等人合影。
1940年1月，袁子欽升任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政治部組織部部長（那時，組織部門主管幹部工作），負責權衡總校、各分校人才隊伍建設及師資力量建設、學員畢業分配，為抗日人才培養、使用而勞神勞力。當時，組織上每月補助領導幹部一些細糧，他捨不得自己吃，一點點積攢起來，等到和學員、幹部談話時一塊進餐，共同分享。所以，時有抗大學員開玩笑：“袁部長怎麼還不找我談話？我這肚子沒有一點油水啦！”其得人心如此！
1942年8月，由於校長林彪赴蘇、未設政委一職，抗日軍政大學總校管理乏人，中央軍委決定總校設立政委一職，由總校政治部主任張際春代理。這時，袁子欽升任總校政治部副主任，實際主持政治部全盤工作。對於這段時間的工作，宋任窮、秦基偉、黃鎮、郭林祥在聯名撰寫的回憶文章中予以高度評價：
在抗大總校工作時，他和學員們朝夕相處，親密無間，就像慈母對孩子一樣，既做思想工作，又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學員們都親切地稱他為“袁媽媽”。當幹部蒙受不白之冤時，他能把握政策，實事求是予以處理，保護了一些幹部。
1943年1月，袁子欽升任抗日軍政大學第六分校政委（校長徐深吉），正式開始獨當一面地主持工作，領導分校為八路軍第129師及太行區地方武裝培養幹部。根據《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記載，敵後辦學物質條件極差，袁、徐“為了嚴格實施教學計劃，保證教學質量，經常跟班聽課，親臨訓練場地，參加討論，檢查學員作業，進行具體指導。……經過艱苦努力，學員的軍政素質和文化水平都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完成了總校制定的教學計劃。”
在敵後艱苦辦學的同時，袁、徐還領導第六分校參加了對日作戰。1943年5月，日偽進佔林縣等地後，分校奉命參加開闢豫北地區工作。為打擊日偽活動，分校進到林縣境內之後，徐、袁迅速佈置如下：分校機關駐姚村，第一大隊駐原康，第二大隊駐魏家河，第三大隊駐臨淇，第四大隊駐東姚；各大隊在駐地發動群眾，執行工作隊任務。對此，當年參戰學員回憶：“這對學校是一次很好的考驗和鍛鍊，進一步充實了學習內容，鞏固了學到的知識。”
1943年7月10日，為擴大太行抗日根據地，八路軍總部決定發起林南戰役，消滅偽軍第24集團軍主力。《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記載：8月18日，八路軍發起林南戰役，以6個團組成西地區兵團，由太行軍區第4軍分區司令員黃新友等指揮；以6個團及第六分校組成東地區兵團，由太行軍區第5軍分區司令員皮定均和第六分校領導徐深吉、袁子欽指揮。根據作戰計劃，徐、袁指揮分校機關、直屬部隊轉移至林縣任村，第1、第3、第4大隊分別在原康、臨淇、東姚等地區開展游擊戰，襲擾和牽制敵人，配合主力部隊作戰。至8月26日，林南戰役勝利結束，共殲滅日偽7000餘人，並擊落日軍飛機1架，收復了林縣以南、輝縣以北擁有40餘萬人口的廣大地區。“第六分校的4個大隊，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經受了戰火的考驗，得到了實戰的鍛鍊。”
1943年10月起，袁子欽歷任太行軍區（司令員李達、秦基偉）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長、政治部主任，為軍區幹部隊伍建設做出了應有貢獻，與軍區人民一起迎來了抗戰的最後勝利。
三、秦基偉：“在作戰指揮和其它工作中分擔了許多任務。”
1946年6月，國共內戰最終爆發。袁子欽歷任太行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積極協助軍區司令員秦基偉，領導軍區部隊堅持內線作戰，牽制敵人大量兵力，併為前線培訓輸送了大批新兵。
1947年8月，太行軍區部隊整編，成立晉冀魯豫軍區第9縱隊，秦基偉擔任司令員，黃鎮擔任政委，黃新友擔任副司令員（已抱病），袁子欽擔任副政委，實際組成“秦、黃、袁”指揮班子。當月下旬，該縱隊作為“陳（賡）謝（富治）集團”重要組成部分，在沁陽、濟源、王屋、邵原一線搶渡黃河天險。9縱搶渡黃河之後，秦、黃、袁指揮主力追隨陳謝，截斷隴海鐵路，東逼洛陽鄭州，西叩潼關天險，東西往返，機動作戰，縱橫伏牛山脈南北，馳騁平漢鐵路東西，深受陳賡欣賞。
1947年12月，中央軍委指示：要在軍隊內進行整黨、整軍工作。鑑於華東野戰軍已經先行，秦、袁派出大批幹部前往華野部隊學習取經。在寶豐會議之後，由袁子欽具體組織，在縱隊中開展了以訴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三整（整思想、整組織、整作風）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大大提升了部隊精神面貌。
對於袁子欽之能，秦基偉非常認可：“寶豐會議之後，我縱隊副司令員黃新友同志因病回華北休養，政治委員黃鎮同志也因工作需要離開了縱隊，縱隊領導力量有所削弱。副政委袁子欽、參謀長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等同志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在作戰指揮和其它工作中分擔了許多任務。”
1948年2月，晉冀魯豫軍區第13縱隊成立。為加強領導力量，組織上決定袁子欽調任第13縱隊副政委。任職期間，他經常深入連隊做政治工作，著力提高戰士覺悟，使部隊戰鬥力不斷增強。在臨汾、晉中諸戰役中，第13縱隊均有不俗表現，袁子欽與有榮焉！
1948年8月，袁子欽升任華北軍區第15縱隊政委，縱隊隸屬第1兵團（司令員徐向前）建制。同年10月，他參與指揮第15縱隊投入解放太原戰役。在歷時半年多的太原戰役裡，他始終精力旺盛，不知疲倦，出沒硝煙。他經過深入研究，結合本縱隊的特點，根據上級的指示，提出了戰役各個階段政治工作的任務和重點。在戰役準備階段，針對縱隊中解放戰士較多的特點，他組織開展了以訴苦為主要內容的政治練兵活動，燃起了戰士們對國民黨和閻錫山統治的滿腔仇恨，激起了官兵的戰鬥熱忱；外圍戰鬥打響後，他又不失時機地號召部隊開展“火線立功”“火線入黨”活動，在指戰員中樹立起殺敵立功的勇氣和敢打必勝的信念；在軍事圍困階段，他佈置部隊廣泛開展政治攻勢，通過散發傳單、喊話等形式瓦解敵軍，使太原守敵士氣銳減，惶惶不安，並爭取了一部分敵官兵起義；總攻前後，他又適時地組織宣傳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行城市政策教育，使部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讚譽。1949年3月，第15縱隊改編為解放軍第62軍，袁子欽留任軍政委。4月，他和所屬部隊迎來太原的解放，而所屬部隊也在太原戰役中湧現大批英雄模範！
1949年6月，袁子欽調任解放軍第60軍政委，在第一野戰軍編成內進軍西北、西南，相繼參加扶郿戰役、蘭州戰役、秦嶺戰役、成都戰役。12月30日，成都和平解放，他指揮第60軍進駐成都，軍部兼成都警備司令部，擔任城防任務。1950年3月，第60軍兼川西軍區，他兼任川西軍區第一副政委，領導所屬部隊進行剿匪作戰。他和軍領導採取秘密潛入、內外夾擊、奔襲奇襲、猛打窮追、分進合擊等戰術手段，在11個月內作戰57次，成功隸清了川西匪患，鞏固了新生人民政權，使當地社會秩序大為穩定。
四、張祖諒：“子欽同志是位好政委，沒有他就沒有第180師的重塑！”
1951年3月上旬，根據抗美援朝戰事需要，中央軍委作出決定，第12、第15、第60軍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兵團，陳賡擔任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當時，第3兵團在北京組建了兵團機關，並在天津召開了兵團團以上幹部會議。會後，袁子欽根據上級指示，積極做好入朝作戰準備。
1951年3月中旬，韋傑（軍長）、袁子欽指揮第60軍開始由遼寧安東潛入朝鮮戰場。此次行軍，歷時半月有餘，行程千餘里，袁子欽做出大量工作。
1951年4月下旬，韋傑、袁子欽指揮第60軍參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在戰役第一階段，第60軍所在的第3兵團為中央突擊集團，實施正面突擊。從第3兵團受領任務回來後，根據兵團整個意圖和第60軍的任務，韋傑、袁子欽召開了入朝後第一次專門研究作戰問題的黨委會議，作出相應部署。為做好戰前動員，袁子欽等軍領導以軍黨委的名義，向全軍指戰員發出號召書，指出：“在這次決定性的攻勢中，我們要堅決打好第一仗，創造更加徹底殲滅美國侵略軍的勝利條件。”
戰役打響之後，第60軍第一梯隊奪取敵人地藏峰、釜谷裡等陣地，楔入敵人縱深10餘公里，並將土耳其旅割裂成數段，消滅敵人1000餘人。至4月底，戰役第一階段結束，韋傑、袁子欽等指揮第60軍，執行上級命令堅決，很好地完成了兵團賦予的任務，首戰告捷，取得了與美軍作戰的初步經驗。
同年5月16日，戰役第二階段打響，韋傑、袁子欽又指揮第60軍殲滅敵軍6000多人。5月下旬，為防止敵人蓄勢反撲，志願軍司令部決定結束本次戰役，參戰部隊北撤適當地點休整。由於組織撤退不夠嚴密，擔任箝制、阻擊任務的第60軍第180師陷入三面受敵、北靠漢江的不利形勢。在此危急存亡之際，第180師領導又處置失宜，致使該師4000餘人被俘，這也是金門戰役失利後人民軍隊最大的一次損失。
第180師受此重挫，一度部隊思想比較混亂，有的互相埋怨指責，有的產生悲觀情緒，這給該師乃至第60軍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軍黨委書記，袁子欽主動同軍黨委成員談話，統一思想，總結經驗教訓，並與韋傑等軍首長聯名致電第180師倖存指戰員：
同志們，你們勇敢地戰勝了困難，完成了箝制敵人、阻擊敵人的任務，勝利地突出了敵人重圍，光榮地歸隊了，這是黨的光榮，你們的勝利。謹向諸同志致以親切的慰問，並望注意營養，保重健康，迅速恢復疲勞，從政治上、戰術上，各種工作上做好準備，為迎接新的任務，為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後勝利而繼續奮鬥。……
這份電報對第180師進行了客觀公正評價，又慰勉有加，使該師突圍歸來的同志深受鼓舞。此後，第180師又迅速進行了補充，補入7000名生力軍，全師恢復到1萬人。在袁子欽等軍師幹部的領導下，第180師迅速走出失利的陰影，戰士們躍躍欲試，決心打一個翻身仗，挽回部隊的榮譽。在1952年冬季防禦作戰、1953年東線反擊戰及金城戰役中，第180師打了幾個漂亮的翻身仗，打出了往昔威風，打出了老部隊的傳統。憶及往事，繼韋傑之後擔任軍長（1952年10月）的張祖諒由衷敬服：“子欽同志是位好政委，沒有他就沒有第180師的重塑！”
五、從事幹部工作10多年，留下“公道正派”“為人師表”美譽
1952年12月，袁子欽上調軍委總部工作，歷任總幹部部組織統計部部長、總政治部幹部部副部長、總政治部秘書長、總政治部幹部部部長、總政治部副主任，長期分管幹部工作。1955年9月，人民軍隊第一次評授軍銜，他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袁子欽胸懷大局，公道正派，是人民軍隊一位難得的組織、幹部工作領導者。選任幹部時，他堅持“任人唯賢”“德才兼備”原則，強調幹部不但思想素質要好，還要有真才實學，偏廢哪一方面都不行。他做幹部工作幾十年，一直恪守這個原則，不營私，不徇情。1955年初夏，人民軍隊醞釀評定軍銜，一位幹部託人給他送禮，以期提高自己的軍銜等級，袁子欽謝絕了禮品並對這位幹部進行了耐心的批評教育。對於自己的親屬，他要求更為嚴格。他的一個孩子報考軍隊重點院校，不巧離錄取分數線只差一分，孩子希望父親找有關部門疏通疏通，但他耐心、動情地對孩子說，學校錄取學員要保證質量，差半分也不行，作為幹部子弟，更應該自覺遵守有關規定。1958年7月，他的大兒子大學畢業，學校原打算分配到軍隊系統工作。他知道情況之後，認為大兒子身體狀況不合條件，懇請學校把兒子分到了地方單位。
◆毛澤東接見袁子欽。
袁子欽辦過軍事院校，一貫重視院校對培養訓練幹部的作用。他常常說，好的熔爐能出好鋼，好的院校能出人才。根據中央軍委的方針，他在1957年全軍幹部部長會議上指出：和平時期培養幹部主要靠院校，凡軍隊需要而又必須培養的幹部均設院校培養，今後一般的不再從軍士中提拔軍官。擔任總幹部部組織統計部部長期間，他每年要選調數萬名幹部入學，分配數萬名畢業學員充實部隊，還選派過一批批幹部到國外軍事院校深造。
難得的是，袁子欽幾十年如一日，一心撲在工作上，從未停歇。20世紀60年代，實行軍官休假制度以後，他從未休過假。平時，許多節日、假日和其他休息時間也都用於工作。孩子們問父親最喜歡什麼箴言，袁子欽回答“艱苦奮鬥”。他有著一筆好書法，時常將這4個字寫成條幅贈送戰友，並身體力行，用行動為大家樹立了艱苦奮鬥的榜樣。令人讚歎的是，他在總政治部工作10多年，工作變動了4次，職務提升到總政治部副主任，但住房一直未動，這在總政治部已傳為佳話。
“文化大革命”初期，總政治部首先遭到衝擊，袁子欽身患高血壓、糖尿病，帶病主持總政治部工作。面對誣衊不實之辭，他多次申明：我們執行的是黨和毛主席制定的幹部政策，軍隊任命的高級幹部都是經過中央軍委或黨中央批准的，並且當場把這些話寫了下來。這種不信邪、不怕鬼的凜然正氣，使廣大幹部極為欽佩。
1967年初夏，林彪黨羽吳法憲找到袁子欽，厲言要他揭發軍委和總政治部領導的“問題”，並威脅說這是對他的嚴峻考驗。袁子欽剛直不阿，當即回答：“我沒什麼可揭的。”不久，他便被列為“重點批鬥對象”，受到審訊和折磨，健康狀況日益惡化。1968年2月上旬，他在重病中被非法關押起來，受到殘酷迫害。2月23日——僅僅過了14天，他的心臟便停止了跳動。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197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為袁子欽平反昭雪的決定。
1988年4月7日，袁子欽的老戰友宋任窮、秦基偉、黃鎮、郭林祥聯名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文章，盛讚他“公道正派”“為人師表”，高度評價了他的革命一生。
由於袁子欽多年從事院校工作，許多將軍都曾是他的學生，且為人處事剛正不阿，久享“師表”美譽，故軍中雅稱他為“師表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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