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几件震惊全国的爱情“丑闻”，引发举国热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关于爱情的各种鲜活见解。这里介绍的是同性异性“三国杀”的许钦文事件和情场女侠张璧月枪击事件，事件本身奇葩，法律和公众的应对更奇葩。百年之间，我们的爱情观竟然已经走了这么远。
她，她，他，谁在局外，傻傻分不清楚
1932年2月11日午后，杭州，西湖畔。
陶思瑾拎着菜刀，茫然站在那里，而脚边躺着她的同学刘梦莹，她的喉咙被割开，汩汩地冒着血……
陶思瑾和刘梦莹都是西湖艺专的学生，一个学雕塑，一个习绘画。惨案发生的时候，两个人都住在许钦文在西湖畔的小屋。
这起事件吸引媒体趋之若鹜，争相报道， 对其新闻轰动性的开发与利用，持续了数月有余。许钦文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不论是法庭还是公共舆论的审判场，都指控他与两名女子卷入了一场三角恋爱，并任由嫉妒日益加深，终致升级为一场谋杀。
但是，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发现许钦文根本就不在三角恋当中。陶思瑾和刘梦莹的日记揭示出，她俩才是一对恋人，而且已经维持了一段长达三年的热烈的同性爱情关系。
刘梦莹是湖南人，父亲被害，而陶思瑾则失去了哥哥，两人同命相连，进而发展成同性恋爱。丰子恺在《刘陶惨案》一文中，就这样写道：“早上，两人打扮得齐齐整整，双双出门，行过断桥，穿过桃红柳绿的白堤，到平湖秋月对面的艺术学府里去学歌学舞，学画学琴，趁着夕阳双双回家。这模样竟可列入西湖十景中。”
刘梦莹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写道：“爱是神秘而伟大的，同性爱尤其是神圣纯洁的，思瑾你是一个美妙天真的姑娘，你那热烈真挚的情感，使我是怎样感激。”
但陶又时常有些别的恋人，刘若探听到，不论男女，自己即去与那人同居，从中破坏，两人因为妒忌，多次吵闹甚至发生暴力冲突。1931年冬，陶又与艺专的女教师刘文如相恋，陶和刘再次爆发激烈争吵，最后失控，导致惨剧。
证据已经表明许钦文完全是没事人，但即便如此，许钦文依然不断接到法院的传票，在刑事与民事法庭上先后受到共计10项指控。后来在多方势力的干预下，无辜的许钦文被判处“妨害家庭罪”。原因是他一个单身汉，和年轻未婚女性同住，品行上就值得怀疑。最终，他被判入狱，服刑超过10个月之久。在鲁迅、蔡元培的努力斡旋下，才终于提前释放。“三角恋爱”范式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竟足以让杭县的地方检察官以“年逾三十，尚未娶妻”和“以鳏居之人，而容留青年女子”两项罪名立案起诉。
三十单身被牵连真是冤枉，而收容两个女孩“同居”，的确有点不清不楚。原来这里面还有蹊跷。这又是一段疑似基情满满的故事。原来陶思瑾的哥哥陶元庆与许钦文关系熟稔。
许钦文是鲁迅赏识的乡土文学作家，而陶元庆长相很秀气，才气逼人，是当时有名的书籍装帧艺术家。为鲁迅设计了著名的《彷徨》、《坟》、《朝花夕拾》等的封面，还被鲁迅邀请为自己画肖像，因而名声大噪。而引荐陶元庆与鲁迅认识的人正是许钦文。
丰子恺就曾回忆，陶元庆与许钦文关系好得异常，身为单身汉的许钦文每次去看望陶元庆时，都要送他生发油、雪花膏、手帕、花露水之类的东西，似乎真把他当作了女人。然而秀美的陶元庆后来染病，病死在了许钦文的怀里。
许钦文十分伤心，因为陶生前喜欢西湖，许钦文就将他葬在西湖边上，并请丰子恺写墓碑。丰子恺记述，后来许钦文在保俶山后买地，建了“元庆纪念室”，旁边又造两间小屋，自己就住在里面。同时，许钦文承担起照顾陶思瑾的责任。
许钦文爱屋及乌，结果自己惹上了囹圄之灾。
关于刘陶案，最著名的评论来自性心理专家潘光旦。潘光旦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进行到的评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心理专家的匮乏和性教育的落后。
潘光旦在他主办的杂志《华年》周刊上发表评论。潘光旦基于法庭材料、新闻报道和他与一位知情朋友的私人通信做出诊断，鉴别出偏执妄想的症状，或曰“谕旨式的幻觉”，并把这些症状归因于由火炽热情所催发的酷烈嫉妒心。
潘光旦以他在冯小青研究中同样的方式，为这一诊断添加了一剂社会改革的药方。他感到痛惜的是，中国几乎不存在合格的精神病专家，可供法院传唤，以确认被告的精神状态。他们的专业意见可具有定夺被告生（减刑或无罪释放）与死（死刑）的意义。而即使被告足够幸运，得以脱罪，又什么措施可以防止再犯？“试问社会将如何安放。让她回家么？让她再进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么？谁能保她不再发生同性爱，不再妒不再杀？”
最后，潘光旦又批评对于青少年的性教育太落后。所谓的训育主任，只晓得如何与洗衣工暗中串通，监控学生手淫的频率；至于如何帮助学生管理他们的情绪生活，而令他们不再有手淫的必要，训育主任却毫无头绪。潘光旦将问题的根源定位于社会制度的欠缺，与当时主流的道德式回应拉开了醒目的距离。
不过潘在当时为陶思瑾的担心是多余的，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杭州监狱的犯人全都保释，陶思瑾出狱后嫁给了当时审判自己的法官。
情场女侠的子弹
另一起牵涉到两名女子的事件，极具说服力。
张璧月与张璧池（是的，你没看错，发音和碧池一样）两姐妹同在远方的一所中学求学，而已经订婚的璧池却与她们已婚的教师黄长典纠葛在一起（师生恋古今都是不吉啊）。
他们的私情被璧月发觉之后，璧池因为惧怕父母的怒火而逃到了另一个城市。璧月与黄长典当面对质，并向他开枪射击（虽不致命），随之获罪入狱。
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张璧月完全是吃饱了撑的，而且竟然敢开枪打人，肯定要被吐槽至死。但100年前，大众的三观完全不同。璧月成为媒体的焦点，轰动一时，公众也鼓噪喧哗，一致要求将她释放。不久，她的学校便将她保释出狱。
在《新女性》上的一则评论中，署名芳心女士的作者区分了公众反应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堆砌了大量对璧月的吹捧，将她的行为作为一次向自由恋爱的正面攻击而大加颂扬。这位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持有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礼教道德家和抱残守缺的儒家旧党，还包括自诩的“青年志士们”。
第二种反应是谴责璧池的轻信与天真，竟然让自己甘心接受一名已婚男子的勾引。
第三种主要是来自两姐妹所在学校同窗的声音，指认黄长典为真正的恶人，厚颜无耻地将一名女学生诱入一段虚假的承诺关系，因而活该被枪击。
看到没有，要么骂黄长典无耻，要么说张璧池天真，而杀人未遂的张璧月没受到任何指责。
公众情感似乎压倒性地倾向于璧月，这位意图谋杀而未遂的罪犯。据说，甚至连冰心也曾致信给她，称赞她的勇气。当时还有人制作了一台剧，赞美其英勇气概的戏剧，并冠以一个吸人眼球的标题：“情场女侠张璧月”。
芳心女士违逆公众的热情，给出了她自己的如下判断。璧月以暴力恐吓所谓的同流合污之人，蓄意地干涉了她妹妹的恋爱权利。而璧池也并非毫无指摘之处：如果她有勇气爱上一名已婚男子并要求他离婚，那么当情事隐瞒不住时，她也应该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家人。黄长典受到了不恰当的指责，因为他在自己的已婚状态一事上并没有欺骗过璧池。他真正的错误，只在于他竭力隐藏两人偷情的秘密。
芳心女士显然不甘心这样事实：违法者得到公众舆论慷慨的宽恕，而受害者却只是因为违反了由保守派和自由派共尊的爱情的潜在法则，反而成为公众羞辱的靶心。
璧月被神化为“侠”，说明大众崇拜侠的这种超越了常人的行动能力，而且具有牺牲精神。如果张璧月也爱上了黄长典，那么她的枪击行为就会受到大众的谴责，比陶思瑾还要厉害。
而张璧月并不在三角恋之中，所以她完美地符合公众的期待，既有果决的行动力，又有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而芳心女士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并不接受这种逞勇斗狠而赢得声名的角色楷模，而试图维护爱情纯粹为个体自由的浪漫主义理想。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心灵革命》
《心灵革命》
作 者：（美）李海燕 著 修佳明 译
列文森奖获奖作品
讲述中国200年来的爱情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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