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專業，卻一直以給人送貨的“棒棒”為業，重慶人賀東偉的遭遇被媒體曝光後，引發諸多關注。如今，他也安於做“棒棒”，覺得這是一份和他能力“相匹配”的工作。
大學畢業依舊從事“棒棒”這樣的體力活，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會為文憑與職業性質的巨大落差感到詫異。而一些人潛意識的反差感，迎合了某種“讀書無用論”的謬論。賀東偉在幹活時，也遭到了同行的笑話，“你看他還是大學生哦”。在不少人的認識裡，高等教育就應該與體面的社會地位、豐厚的收入畫等號，不然就是知識和教育的失敗。
其實，大學畢業當“棒棒”，不能說明高等教育文憑的“掉價”，也不能說明知識“無用”。在許多高學歷人才進入低門檻行業的故事中，無用的不是知識，而是當事人受限於身份、文憑等外在指標的消極心態。
在成熟的多元化社會里，文憑與工作性質脫鉤，應當成為共識。當年，北大畢業生陸步軒賣豬肉的故事，曾引發無數人唏噓感慨。但後來陸步軒創業成功，還作為優秀校友登上北大的演講臺，又讓人們看到知識的光芒。北大老校長許智宏評價說：“北大學生可以做國家主席，可以做科學家，也可以賣豬肉。”一個人在何種領域從事怎樣的工作，並不必然取決於學歷和文憑。
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文憑也逐步實現了“祛魅”。前不久，延邊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生譚超兼職送快遞的故事，在網絡同樣引發熱議。但有別於以往，現在沒有太多人為博士生送快遞感到意外，而更關心他自創快遞編號法、提高送貨效率的細節。有老師指責譚超：博士生送快遞太不像話！譚超的回應鏗鏘有力：不能通過學歷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三百六十行，無論幹哪一行都離不開知識，只要知識發揮了價值，教育的意義就在。因此，與其為大學畢業當“棒棒”感到糾結，不如追問法律專業的“棒棒”有沒有發揮知識的價值，有沒有恰當地運用知識促進工作。當“棒棒”並不可恥，但任由知識荒廢，顯然不是什麼值得讚許的事。
如果只從報道來看，賀東偉確實辜負了當年所學的法律知識。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無不透露出無奈感，而且缺乏未來規劃，只打算“一步步看”。這樣的心態無疑是限制其人生的重要因素。賀東偉蹉跎的命運，顯然不能歸結於“錯過了工作機會”“沒有熟人”等偶然和外在的因素。事實上，只要有心拼搏，勇於嘗試和創新，有知識的人從來不會缺少改變命運的機會。
“棒棒”本來是山城重慶獨具特色的產業，現如今隨著交通環境的改善，“棒棒”逐漸退出江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棒棒”喪失了一切價值。相反，作為一種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棒棒”完全可能在文化傳播、旅遊開放等領域延續生命力。作為資深“棒棒”，更作為一名有知識的“棒棒”，賀東偉依然不乏改變命運的機會。他為何不能認準時代的趨勢，實現自我轉型？
大學畢業當“棒棒”，本身並不值得惋惜，更不能得出所謂“讀書無用論”的結論。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上過大學的“棒棒”，為什麼沒能通過知識改變手頭的這份事業。高學歷者能放下身段進入基礎性行業本身不算壞事，但不應該只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不管在哪個行業，讓知識充分發光發熱，才能闖出更廣闊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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