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洛王組成中央隊三人團
1934年10月10日晚，張聞天（當時通用名洛甫）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從瑞金的梅坑出發，向贛南省會於都集結，準備渡過於都河作戰略轉移。
當時還沒有“長征”這個名詞，更不知道要走二萬五千裡那麼長的路。那時紅軍是向西邊走，最初的目標是到達湘西同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合，故爾一開始都把這次戰略轉移的軍事行動稱為“西征”。
遵義會議上形成的中央新三人團
長征出發時，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的意見，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戰軍團中去。毛澤東和張聞天商量後提出異議，博古同意毛、張的意見，讓他們留在總部。毛澤東邀約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就這樣，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中央隊三人團”並不是一個正式機構。三個成員中，毛、王兩人，一病一傷。毛澤東惡性瘧疾剛止住，體虛血虧，走不動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肚子裡還有彈片。他們兩人都坐擔架。張聞天身體好些，基本上是騎馬行軍。他們隨軍委第二縱隊（代號為“紅章”縱隊）行動。這個縱隊由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供給部、衛生部、紅軍大學、軍委二局等組成。
長征出發時，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們走到一起的主要有兩個相互影響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發展。
1932年冬，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瑞金後，在中央蘇區反“圍剿”鬥爭和實際工作中，以“博洛矛盾”（即中央兩位主要領導人博古和洛甫的矛盾）的加深為標誌，中央“左”傾領導集體已經出現裂痕，開始分化；而以“毛洛合作”的發展為標誌，受“左”傾領導集團打擊、排擠的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已經被實踐證明為正確，毛和洛已經在同“左”傾錯誤的矛盾、鬥爭中取得一致，建立了戰友的情誼。
“博洛矛盾”加深
1932年秋冬，張聞天在上海接受“左”傾錯誤在實踐中不斷碰壁的教訓，就已開始了由執行“左”傾路線到反對“左”傾路線的轉變。到中央蘇區後，張聞天從思想認識到方針政策，直至策略路線，逐步掙脫“左”的桎梏。這一艱難的轉變過程，同時也是同犯“左”傾錯誤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產生、發展、加深的過程。所謂“博洛矛盾”，在重要的歷史轉變時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在此期間，張聞天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與博古共事，雖然工作作風不完全一樣，對若干具體問題難免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標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面，相當一段時間裡，沒有什麼原則分歧，兩人關係可以說是親密團結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張聞天在實踐中逐漸覺察到“左”的危險性，認識到“左”傾也會成為革命前進中的最大的障礙物，反對“左”傾的一面開始滋長。而博古卻沒有及時覺醒過來。
既然如此，兩位領導人之間就不可避免地會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針、政策上，產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間政治上的分歧，首先產生在對於“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也即關於統一戰線策略變化的認識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擴大侵略，佔領山海關，向華北進犯的形勢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願與任何部隊訂立共同作戰的協定。在國內、國際都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強烈的反響。然而，博古卻從下層統一戰線和打擊中間力量的共產國際的“左”的固定公式出發來理解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認為我們的宣言只是對群眾說的，只是對士兵說的，或者至多是對國民黨軍隊下級軍官說的。至於國民黨上級軍官，那決不會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也不會去同他們談什麼條件，同他們訂立什麼共同作戰的戰鬥協定。宣言上的提議只是個宣傳口號，是用來揭破國民黨的造謠汙衊的。張聞天則接受了淞滬抗戰事實的教育，對在日本侵略下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開始有所認識，糾正了“一·二八”事變後對國民黨十九路軍軍官的過“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對在三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的對日作戰協定的理解同博古大為不同。他認為：“三條件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頁。圍繞著對“共同抗日三條件”應怎樣理解的問題，張聞天同博古進行了爭論。博古沒有采納張聞天的意見，所以，“宣言”發表以後，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沒有采取任何主動行動，“宣言”發表以後的八九個月裡，也沒有同任何一支國民黨部隊訂立反日作戰協定。
第二，關於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與政策。
這是博洛之間的又一個分歧點。先是博古發表《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重複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與反對資產階級並列的特點。博古認為，目前的中國革命不但要“反對封建殘餘，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而且同時要進行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無情的鬥爭”，這是工農民主專政的特點之一。博古主張對資本主義政策的基點是“限制”，“在發展蘇維埃經濟中間、在相當的容忍資本主義發展中間來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剝削”。張聞天在《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鬥爭》等文章中論述了“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的主張，提出應該允許資本主義發展，採取利用、限制、競爭、鬥爭的政策。顯然同將資本主義作為“反對”對象，採取“系統限制”政策大相徑庭。
博古在隨後發表的《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的第三部分中對張聞天的觀點進行了嚴厲批評。博古強調：“資產階級將成為我們當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敵人，所以，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是不可允許的”。他認為，對於資本家，“不是‘妥協’政策，而是堅決的發展階級鬥爭”；除了消滅他們的反抗，限制他們的剝削之外，應該是“強迫”他們為蘇維埃工作。博古不點名地指責張聞天主張的“讓步”、“妥協”政策是“機會主義”的政策，甚至認為這種“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蘇區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提出要以“堅決的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
第三，博洛之間更大的分歧發生在“福建事變”前後關於同十九路軍的聯合和怎樣對待“福建事變”上。
1933年六七月間，蔣介石利用簽訂《塘沽協定》後日本暫停南侵之機，坐鎮廬山，調兵遣將，部署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這時紅一方面軍執行臨時中央“長電”的錯誤指示，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分為中央軍和東方軍兩路反第五次“圍剿”，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求勝。從7月至9月，彭德懷統率的東方軍在對十九路軍作戰中發展順利。連城大戰之後，隨即進軍閩北，每戰皆捷，形成挺進福州之勢。十九路軍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蔡廷鍇等十九路軍將領原本就同蔣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勢下，聽從周圍一批進步人士的勸說，決定變“剿共抗日反蔣”的方針為“聯共反蔣抗日”的方針。他們響應中國共產黨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主動派代表秘密前往紅軍駐地商談停戰反蔣事宜。
第一個來到延平（今南平）前線同紅軍聯絡的代表，就是當年張聞天在上海從事新文化運動時的朋友吳明（即陳公培）。吳明於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臺八角樓紅三軍團總部會見了彭德懷。第二天又同彭德懷、袁國平舉行會談。此後，吳明即於10月初陪同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秘密到達瑞金，進行正式談判。
對於同十九路軍談判，博洛態度很不相同。博古警惕性很高。他沒有拒絕談判，但疑慮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軍將領的進步，總以為他們來談判很可能是為求一時緩和以待援兵而施的狡計。他僅僅把談判看成一種宣傳性的措施，只想通過談判來揭露十九路軍將領的欺騙，提高共產黨和紅軍的威望。十九路軍代表到瑞金談判時，博古沒有會見。張聞天十分重視這次談判，認為這正是實現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的一個具體行動。如果談得好，同十九路軍停戰並進而合作抗日，對粉碎第五次“圍剿”，對整個反蔣反日鬥爭，都有重大的積極影響。張聞天當時是中共中央局內具體指導談判、簽約的領導人之一。他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熱情接待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促使談判順利進行。參加談判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全權代表潘行健（漢年），從白區到蘇區，都是張聞天的得力助手。談判進行了近一個月，雙方全權代表於1933年10月26日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草簽初步協定之後，蘇維埃政府又委派潘漢年為常駐福州代表，同徐名鴻、吳明等十九路軍談判代表一起赴閩。臨行那天早晨，張聞天同毛澤東、林伯渠、鄧發等前往送行。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與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聯共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簡稱“福建人民政府”）。22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軍正式簽訂抗日反蔣協定。當天，張聞天在黨內刊物《鬥爭》上發表《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宣言〉和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批評對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採取的關門主義方針。指出在全國的民族危機面前，“個別的國民黨軍閥有接受我們宣言的可能”。我們應該“利用這種可能”，“在個別地方進行上層統一戰線”，“號召一切反動營壘中真正愛國的分子同我們一起為中國民族的生存而戰”。他認為：“對這種國民黨軍閥，我們是不怕同他們訂立反日反蔣的作戰的戰鬥協定的。我們的任務在這裡不是關起大門來表示自己無產階級的純潔，而是經過這種協定來更進一步的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我們並不拒絕這種妥協”。他嘲笑“自命清高、否認一切這種妥協的可能的‘左’傾幼稚病者，往往把這種談判當兒戲，或簡單的‘玩把戲’”。他嚴厲地指責道：“這除了表示出他們對於‘現代科學社會主義’一竅不通以外，沒有別的。”
張聞天“進行上層統一戰線”的主張，對“左”傾幼稚病者的尖銳批評，並沒有使他們將大門敞開。“福建事變”爆發以後，他們不僅不作有力聲援，不去推進聯合，積極配合，反而進行揭露、批判，採取詆譭、排斥、打擊的策略。
“福建事變”爆發之際，正是中央蘇區反第五次“圍剿”戰爭遭到重大挫折之時。“福建事變”使得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包圍圈的東線出現了一個大缺口。如果紅軍同十九路軍真能聯合起來，不僅蔣介石的“圍剿”計劃必將破產，而且可以對南京政府構成直接威脅。所以，“福建事變”爆發之後，蔣只好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迅即從“圍剿”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討伐”，蔣自任“討逆軍”總司令。這就大大分散了“圍剿”中央蘇區的兵力，打亂了蔣原來的軍事部署，為紅軍粉碎第五次“圍剿”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然而，博古和剛來到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李德卻沒有利用這個機遇，他們不同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爭取主動，粉碎“圍剿”，他們不聽在北線指揮作戰的彭德懷的建議，也不採納總政委周恩來的主張，而是忠實地執行遠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軍事代表團的指示。他們沒有指揮紅軍東出側擊“討逆軍”，反而向贛江方向活動去攻擊永豐地域的敵人堡壘，企圖越過贛江，進逼南昌。張聞天得知紅軍西調，立即提出“反對”，主張紅軍應該東調援助十九路軍。張聞天認為，只有在軍事上採取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的方針，我們才能在當時這一重要關鍵上不失去消滅蔣介石主力，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機會。軍委採納了張聞天的建議。然而，等到這時才把紅軍東調，為時已晚。當紅三軍團在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下於1934年1月4日到達沙縣的富口地區待機時，“討逆軍”已經進入福建腹地，“側擊”之機早失而只能“尾隨”了。而十九路軍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之下內部發生分化，福建人民政府已呈頹勢。1934年1月9日十九路軍參謀長到瑞金求援。1月13日，維持了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解體。
第四，“博洛矛盾”從暗的分歧發展到明的衝突，是在廣昌戰役開始之前和失敗之後。
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敵人集中11個師兵力，自盱江兩岸夾江南下，緩緩地向廣昌作堡壘推進。毛、洛堅決反對組織廣昌戰役。博古、李德決定全力保衛廣昌，與敵“決戰”。他們調集紅軍主力九個師，採取以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和“短促突擊”戰術，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從4月10日至28日，紅一、三、九軍團進行了歷時18天的廣昌保衛戰。敵人依仗空軍、炮兵的優勢，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步步為營，向廣昌推進。堅守廣昌的紅軍部隊雖然英勇戰鬥，大量殺傷敵人，但由於戰爭指揮的根本錯誤，兵力消耗巨大，終於不得不在4月28日放棄廣昌。廣昌戰役的失敗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洛正確主張，推行單純軍事防禦路線的結果。
廣昌戰役失敗後，在5月中旬中革軍委的一次會議上，張聞天提出了嚴正的批評，指出：廣昌戰鬥中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這是一種拼消耗的打法，使紅軍主力遭受了不應有的巨大損失。博古不承認錯誤，反過來給張聞天扣右傾帽子，說張聞天這種指責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那樣的機會主義思想。
張聞天一向溫和沉靜，面對博古的指責，當即予以批駁，指出：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2月俄國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後責備黨，說什麼“本來是不需要運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對武裝起義，以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勝利。今天批評廣昌戰鬥，是說同敵人死拼這種拼消耗的打法是錯誤的。敵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飛機分批輪番轟炸，地上有一個炮兵旅的大炮轟擊，兵力又大大強於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想靠野戰工事來堅守陣地，怎麼可能？我們絕不應該單純防禦，死守硬拼！應該保存主力，用別的辦法戰勝敵人。同普列漢諾夫根本反對武裝暴動有什麼相同之處？張聞天越說越激動：博古同志說我是普列漢諾夫，是機會主義，這是汙衊！我堅持，廣昌戰役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張聞天在發言中還批評博古過於重用李德，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意。
博洛二人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會也沒法開下去了，結果不歡而散。到會的其他同志，沒有一個作聲。關於這次中革軍委會上博洛爭論的情況，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並據伍修權：《紀念遵義會議，懷念聞天同志》，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頁。
其實，軍委大多數同志是贊成洛甫的意見的。只是在那樣的場合，不便發表而已。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在廣昌戰鬥後就曾當面斥責李德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說他們把好不容易創造的根據地斷送掉，是“崽賣爺田心不痛！”
事後，博古曾找洛甫交談，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思，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二人不應該鬧磨擦。張聞天無意與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抱成一團，對這種提示未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們絲毫沒有從廣昌戰役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在軍事行動上仍然堅持“短促突擊”、“分兵把口”等戰術，在敵軍新的進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實行全線防禦，紅軍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間的分歧當然無從縮小以至彌合，更何況博古他們還在組織上排擠洛甫呢！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關係逐漸疏遠以至發生衝突的同時，“毛洛”之間卻逐漸接近，以至互相信任，親密合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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