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當年所作的這段權威性的述評，十分清楚地告訴人們，洛甫（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商量後擬定的，作“反報告”時手裡拿的那個批評錯誤軍事路線的“提綱”，以及毛澤東、王稼祥在會上發表的意見，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得到了周恩來及除凱豐、李德和博古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說，“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和各軍團首長的共同想法。
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
根據現有史料，在張聞天作“反報告”後，會議繼續進行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首先，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講了大約有一個多小時，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緊接著發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發言和洛甫的“反報告”，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朱德歷來謙虛穩重，這次會上則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依靠外國人李德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在前線擔任指揮的各軍團領導同志，都以親身經歷批評“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贊同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只有林彪（一軍團軍團長）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左”傾錯誤中是一員干將，在會上被批判的“短促突擊”等，是林彪鼓吹過的。他沒有多講話。
周恩來是軍委負責人，他在副報告中承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地承擔責任，同時批評李德、博古的錯誤。對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王稼祥等的意見，他表示“完全同意”。他還全力推舉毛澤東來指揮紅軍。周恩來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偶然的。周恩來後來分析過自己在遵義會議上與博古的態度根本不同的原因。他說：“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因此遵義會議上我與博古的態度有區別。”
博古沒有壓制不同意見
博古是會上主要批判對象之一，但是態度還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不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表現了一定的民主作風和磊落態度。他也並非毫無自我批評精神，但限於當時還沒有真正覺悟，所以他在報告和發言中，“只承認在蘇區工作的政策上有個別的錯誤，在軍事指導上，有個別政策的錯誤，不承認是路線的錯誤，不承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內領導同志中公開反對“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的只有凱豐。他對會議表示持保留意見。
李德完全處在被批判的地位。別人基本上都是圍著長桌子坐，他則坐在房門口一個勁地抽菸。他聽著伍修權翻譯與會者的發言，神情十分沮喪。會議過程中，李德也曾發言，為錯誤軍事路線辯護，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李德的這種惡劣態度，並沒有阻擋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對這位共產國際派來的“大人物”的錯誤作出果斷的、正確的批評和結論。當然，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等，也沒有因為他的嚴重錯誤與惡劣態度而影響他在紅軍隊伍中發揮作用。李德在陝北時也曾檢討過自己的錯誤，但離開中國以後，終其一生都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錯誤。在他晚年寫的《中國紀事》中繼續為自己辯解，編造事實，把遵義會議歪曲為派別鬥爭，發洩自己對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的仇恨與不滿。
毛澤東進入中央領導核心
遵義會議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進行總結，展開討論，得到的結論是：博古的總結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會議認為：“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即我們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同時，遵義會議對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明確了責任：“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指李德）、博、週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為此，遵義會議在1月17日結束時最後作出下列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委，從此毛澤東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會議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意味著將解除博古的黨中央總負責人的職務，而由洛甫接替。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負責人，是遵義會議上形成的比較一致的意見。張聞天再三推辭，這個問題就暫時擱置了起來。會議關於“取消三人團”的這一項決定，不僅撤銷了博古對軍事的指揮，而且正式撤銷了李德的指揮權。以此為起點，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對於遵義會議，張聞天后來曾作過這樣的評價：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張聞天傳》，程中原著，當代中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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