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塞克湖，尋找蘇聯時代的回聲
文 | 劉子超
1
我要去的小鎮叫喬爾蓬阿塔（Cholpon-Ata），它是伊塞克湖北岸最大的城鎮，然而看上去十分荒涼。
吉爾吉斯的伊塞克湖是蘇聯時代的度假勝地，至今仍有不少懷舊的前蘇聯人來這裡避暑。在夏季最熱的月份，這裡常常一房難求。很多時候，度假客們只能寄希望於從站在村口的巴布什卡那裡租賃民房。然而，我發現，這裡幾乎沒有真正的旅遊業，酒店管理也是一門方興未艾的事業。西方的旅行指南往往把喬爾蓬阿塔定性為“不來也不會遺憾”的地方。在這裡的幾天裡，我的確沒看到一個前蘇聯之外的遊客。
幾年前，我採訪過一箇中國的地產大亨。他以極限登山和浪漫詩情聞名於地產界。他當時告訴我，他曾考慮購買伊塞克湖畔的大片土地，開發成面向中國遊客的豪華度假區。為此，他邀請了不少吉爾吉斯政要來北京商談，費用由他買單。政要們全都安排住進北京的五星級酒店。他後來發現，房間裡的各種酒精飲料很快被一掃而光，每天要補充數次，導致酒水的消費遠高於房費本身。最終，這位地產大亨放棄了開發伊塞克湖的意向。
小巴把我扔在一尊銀色的列寧像下。四周散落著松樹，根部翻出的泥土，像開裂的傷口。列寧像背後是一片鋪著灰色鍍鋅板的平房，房頂插著衛星電視接收器。作為巨大背景的阿拉套天山，褶皺清晰可見，峰頂籠罩在一片不祥的烏雲中。
我在鎮上一家臨湖的旅館投宿。旅館是兩層小樓，有紅色瓦片搭蓋的斜屋頂。從旅館的房間裡看不到湖和山，只能看到庭院的景象。庭院中央是一片種滿鬱金香的花圃，旁邊有兩把刷過藍色油漆的長凳，庭院深處還有三座帶頂棚的木榻，鋪著遊牧民族的坐毯，作為住店客人的餐桌。老闆是一個光頭的吉爾吉斯男人，始終斜挎著運動小包。我從他那裡買了一瓶2升的冰鎮啤酒，他把錢塞到了小包裡。
午後的陽光很強烈，我帶上浴巾，穿過一片晾曬著衣服的菜園，向著湖邊走去。在旅館的地圖上，菜園的位置被標記為天文觀測站。顯然，那是蘇聯時代的事了。
伊塞克湖就在那兒，在陽光下輕輕搖晃著，像大海一樣浩渺。湖岸上鋪著細軟的沙子，目力所及處是白雪覆蓋的天山，好像直接從深藍色的水面上升起來的。湖上有座船屋，周圍的湖水泛著漣漪。我踩著一塊木板走到船上，但這裡沒人。一個在岸邊晃盪的小男孩似乎跟這裡有點關係，我讓他去找管事的人。他用俄語大喊了一聲，給人的感覺好像是船屋失火了。一個胖胖的女人急匆匆地走了出來，手在圍裙上擦了擦，有點異樣地看著我。我問她這裡是餐廳還是酒吧——無論哪種，我都打算坐一會兒。胖胖的女人說，這裡是桑拿，下午5點才開始營業。我問了一下價格。一小時人民幣200塊。
銀色的列寧像
戴白氈帽的吉爾吉斯人
伊塞克湖邊的遊客
伊塞克湖燻魚乾
伊塞克湖邊的桑拿屋
我回到沙灘上，準備先找個涼快的地方坐下。這時，兩個身穿比基尼的女人叫住了我。她們正躺在旁邊的沙灘上，身下鋪著粉色條紋的浴巾。兩人都戴著墨鏡，一個紅髮，一個黑髮。
“你，中國人？過來！過來！”紅髮的女人拍著身邊的空位。
“你在跟我說話？”
“對，對，過來！過來！”
我走過去，坐下來。她們好像沒料到我真會過來，喜出望外地挪動屁股，給我更多的空間，然後摘下墨鏡，上下打量我。
浴巾上有沙粒和松枝，還有兩個喝空的啤酒瓶和一小瓶同樣喝空的白蘭地——“吉爾吉斯斯坦牌”。我懷疑她倆的熱情與這些空瓶不無關係。
藉助破碎的英語和俄語，我得知紅髮的叫娜迪亞，黑髮的叫達莎。她們都是出生在喬爾蓬阿塔的俄羅斯人。蘇聯解體時，兩人剛上小學，是同班同學。如今，娜迪亞在鎮上賣化妝品，達莎在附近的軍用機場上班。
我問她們祖上是從俄國哪裡來的。她們要麼沒聽懂我的問題，要麼不知道答案，只是反覆對我強調，她們就是喬爾蓬阿塔人——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不過，年輕時，她們都去俄羅斯打過工，在同一家餐館當服務員。她們用了“年輕時”這個詞，意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我問她們去的是哪座城市。
“新西伯利亞。”
“我也去過。”
“是嗎？”她們興致陡增，彷彿在閉塞的喬爾蓬阿塔，這點共同之處非同小可，足以令我們的關係更進一步。
“呲”地一聲，娜迪亞擰開了我帶來的啤酒。她用一次性塑料杯為我倒了一杯，然後給自己也倒上。接著，她們跟我聊起新西伯利亞，是那種雖然身處小地方，但是見過大世面的口氣。我猜她們在新西伯利亞可能過得並不好。當服務員本來就是苦差事，而且新西伯利亞比喬爾蓬阿塔冷得多，冬天漫長到令人絕望。
她們問我，在新西伯利亞時住在哪裡。
我像打撈沉船一樣，仔細打撈著記憶：“好像是列寧大街。”
“我們打工的餐廳就在列寧大街！”達莎高興地驚呼起來。然後她們朝我舉起了酒杯。
“既然你倆是俄羅斯人，為什麼不留在新西伯利亞呢？”我問。
“我們是俄羅斯人，但我們沒有俄羅斯國籍。”娜迪亞說，“我們的護照是吉爾吉斯的。”
“新西伯利亞的房租太貴，後來我們就回來了。”達莎說。
她們告訴我，蘇聯解體後，這裡的俄羅斯人大部分回了俄羅斯，還有一部分搬到了比什凱克。如今，整個伊塞克湖地區只剩下不到2000個俄羅斯人了。說這話時，她們的口氣多少有點奇怪。給我的感覺是，雖然她們出生在這裡，卻不屬於這裡，而且陰差陽錯地滯留了下來。
我問她們有沒有結婚。
達莎沒有結婚。娜迪亞早就離婚了，獨自撫養一個13歲大的兒子。
“他是特別棒的男子漢，”娜迪亞把這句話重複了三遍，是那種讓我務必相信的口吻。能看出，作為一個“滯留”下來的俄羅斯人，兒子是她唯一的希望。
為了證明兒子的確是很棒的男子漢，娜迪亞拿出手機，給我看他的照片。一張照片裡，虎頭虎腦的兒子正盪舟在伊塞克湖上；另一張照片裡，他拿著魚竿，釣起了一條大魚。
娜迪亞說，她想讓兒子去俄羅斯參軍，然後她賣掉這裡的房子，跟著兒子搬回去。
“搬到哪裡？”
“任何地方都行。”
我問這裡的房子能賣多少錢。
她說了一個數字。相當於人民幣3萬塊。
這時，達莎摘下了墨鏡。我發現她其實精心化過妝。睫毛燙過，塗了睫毛膏，給人一種眼淚隨時可能奪眶而出的感覺。她比娜迪亞顯得年輕，妝容也更時尚。她為什麼沒有結婚？
談起這裡的男人，她們的語氣頓時充滿鄙夷。
“既粗野又俗氣。”
“個個都是酒鬼。”
最後她們說：“我們喜歡外國人。”
“有外國人來這裡嗎？”我問。
“很少。”
一陣風吹過湖面，捲來一片褐色的積雨雲。一瞬間，沒有太多鋪墊，雨點就從天而降，湖面上飄起一種近似於口哨的聲音。娜迪亞和達莎披上浴巾，招呼我搬家。我們拿起地上的家當，一起搬到一棵大松樹下。天上仍有太陽，雨點在陽光下滴滴分明。
現在，我坐在了兩個身穿比基尼的俄國女人中間，她們輪流為我倒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地幹掉。雖然她們嫌棄這裡的男人都是酒鬼，可她們自己好像也挺能喝。
“你喝起酒來就像俄國人。”娜迪亞不可思議地看著我，“我想知道，你的教養是不是像歐洲人？”
“我的教養像中國人。”
“中國人從來不喝醉。”
“是嗎？”
“我們這麼聽說的。”
“中國男人為什麼都戴眼鏡？”達莎問。
“因為他們工作太辛苦。”我說。
“這裡的男人不工作，只會喝伏特加。”
“喝完伏特加就打老婆。”
“中國男人會打老婆嗎？”
“不會。”我說，“一般不會。”
她們點點頭：“我們喜歡中國人。”
一瓶2升的啤酒很快喝完了，我覺得到了告辭的時候。不過娜迪亞表示，我們應該換一個地方繼續。小鎮上有一家專門吃伊塞克湖魚的餐廳，味道棒極了。作為遊客，我難道不應該去嚐嚐？
見我一臉猶豫，娜迪亞又說：“我們都是正經人家的姑娘，我們不要錢。”
我看著她們抖落浴巾上的沙子和松枝，塞進鼓鼓囊囊的揹包。娜迪亞套上一件奶油色帽衫，達莎穿上一件白色T恤，上面印著“我愛布魯克林”。我們把酒瓶扔進垃圾桶，沿著一條土路，穿過一片平房。雨已經停了，陽光照著洗刷一新的鐵皮門，空氣中泛著泥土的氣息。
我們走到公路上，達莎招手攔車。一輛日本淘汰的二手皇冠停了下來。不是出租車，是順便賺點錢的黑車。司機是一個年輕的吉爾吉斯男人，達莎用俄語跟他說：“去鎮上的那家魚餐廳。”
我們掠過一片荒地，掠過銀色的列寧像。娜迪亞和達莎在後面商量著什麼，然後我感到後背被戳了一下。
“我們想先回家換一下泳衣。”
“請便。”
在空曠的公路上，皇冠來了個故作瀟灑的急轉身，就像三流警匪片裡那樣，輪胎髮出“吱吱”的摩擦聲。窗外的景色倒帶般地重現。我們又一次掠過銀色的列寧像和荒地，然後越開越遠，越開越偏。我有點警覺地看著皇冠車拐進一個破敗的蘇聯小區。
那裡有兩棟灰色的筒子樓，牆皮已經開裂。前面有一個小小的花壇，但明顯只是擺設。花壇的水泥臺碎了，裡面長滿雜草。花壇旁邊還有一個“兒童遊樂園”：掉漆的鐵滑梯、簡易的蹺蹺板。除此之外，周圍空空蕩蕩。
娜迪亞和達莎讓我在車裡稍坐，說她們去去就回。她們下了車，朝著一個歪歪扭扭的單元門走去。黃昏在不知不覺中降臨了，花壇和滑梯投下長長的陰影，周圍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娜迪亞和達莎說的沒錯：她們“滯留”在了這裡。
看著她們的背影，年輕的吉爾吉斯司機突然用英語對我說：“你帶她們吃點好的，她們什麼都肯幹。”
我一愣，以為自己聽錯了。“你說什麼？”
他微笑著，做了個下流手勢。
“多少錢？”
“用不著給錢。”
“哦，”我說，“可我沒有那方面的想法。”然後為了不顯得太過一本正經，又加了一句，“她們不是我的菜。”
“嗯，兩個老女人，”司機很理解似地點點頭，“那個黑髮的好像還行。”
我乾燥地笑了一聲。司機“啪”地擰開車燈，儀表盤的白光突然映在他的側臉上。他不耐煩地看了一下手機，放下車窗。
2
終於，娜迪亞和達莎從單元門裡走了出來，好像話劇幕間休息後再度登場的演員，帶著一臉興奮。她們重新化了妝，有一種大都市裡出門過夜生活的隆重感。路上，司機和她們若無其事地聊天，而她們當然不知道司機跟我說了什麼。我們再次駛過荒地，列寧像，然後經過一座紀念衛國戰爭的公園。鎮上路燈昏黃，一切都已經融入低垂的暮色。
鎮中心十分蕭條，要去的餐廳有一種鄉村客棧的味道。院裡的葡萄架上墜著五顏六色的小燈泡，閃爍著。一個長得像中國人的吉爾吉斯女招待，把我們引上二樓的露臺。菜單照例只有俄文，我就讓娜迪亞和達莎點菜。
“吉爾吉斯斯坦牌的白蘭地，非常好。”娜迪亞說。
“比伏特加還好？”
“伏特加不好，白蘭地好。”
我說好。
娜迪亞高興地點了一壺白蘭地。
“我們都是正經人家的姑娘，不是為了錢。”她說。
賬單過來後，我買了單。看到我買單，她們似乎放下心來。過了會兒，娜迪亞又把長得像中國人的吉爾吉斯女招待叫過來，語速飛快地“交代”了半天，女招待心領神會地點著頭。我們又點了一輪菜，加了三壺白蘭地。
院子裡，一個小型樂隊開始演奏俄羅斯的流行歌曲。達莎讓我點首歌，我想了想說，柳拜（Lube）。很快，《輕輕呼喚我的名字》（Позови меня тихо по имени）響了起來。小鎮沉浸在一片黑暗中，山峰的背影沉默而巨大。這首歌原本是寫給衛國戰爭中死去的無名戰士，此刻聽起來卻如同喬爾蓬阿塔的輓歌。
娜迪亞和達莎的臉上帶著醉意。她們說，這是鎮上最好的餐廳，但她們已經很久沒來了。蘇聯時代，這裡有很多度假的外國人，現在沒人來了。
“沒有外國人，沒有中國人，只有吉爾吉斯人。”
“俄羅斯人呢？”
“我們不喜歡俄羅斯人，”娜迪亞做了個手勢，“那些人鼻孔朝天（瞧不起人）。”
我暗自想：她們“滯留”在了這裡。
此時，酒足飯飽的食客們開始三三兩兩地走到庭院裡，隨著音樂扭動腰肢。飯點一過，這家餐廳就變身為了舞廳。《Papito Chocolata》響了起來。這是一首羅馬尼亞女歌手唱的西班牙語歌，卻莫名地流行於整個中亞。我在街上、車上、餐館裡不止一次地聽到過。
半醉的娜迪亞和達莎在我面前跳起舞來，不僅動作投入，還含情脈脈地對我唱著：“寶貝，寶貝，寶貝，把你的靈魂交給我！”彷彿有一臺攝影機正對著她們，而她們是真正的明星。然而白蘭地沒讓我喝醉，反而更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身在何處。我多少體會到一絲荒謬。
像中國人的吉爾吉斯女招待走過來，把賬單遞給我。我看了一眼：一個很大的數字——有點過大了。我突然想起剛才娜迪亞和女招待的一番“交代”。那些當時不甚明瞭的俄語單詞，現在逐漸串了起來：這是一個局，她倆還是決定從我身上撈一筆——雖然也就是200塊錢，還要和吉爾吉斯女招待分。
我並沒有生氣，反而有一種水落石出的輕鬆感。等娜迪亞和達莎重新坐下來，我告訴她們賬單有問題。是嗎？她們看了一眼，說沒問題。我要來一支筆，把不該付賬的部分圈了出來。她們大概也奇怪，原來我能看懂賬單上的俄文。
出了餐廳，我們走在黑乎乎的小鎮上，兩側是傘一樣的白楊樹。娜迪亞說：“再給我們買兩瓶啤酒。”在一個小超市裡，她們每人拿了兩瓶百威，終於感到不虛此行。
“我們喜歡中國男人！”她們醉著說，“我們不為了錢。”
我攔下一輛黑車，看她們坐進去。司機等著我也上來。我對他揮了下手說：“你們先走。”
3
離開喬爾蓬阿塔，我去天山深處徒步了幾日。等我一身疲憊地回到人間，我打聽到伊塞克湖南岸有一家蘇聯時代的療養院。療養院沒有正式名字，當地人籠統稱之為“軍事療養院”。第一位進入太空的宇航員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從太空返回地球后，在那裡療養過數月。我決定去那裡休息幾天，緩解疲勞。
小巴把我扔在塔姆加（Tamga）的鎮中心。白晃晃的日光下，這裡宛如馬爾克斯筆下的星期二午後的小鎮：無精打采的商店、破敗的蘇聯筒子樓。我沿著一條破碎的柏油路，走到小鎮的邊緣地帶——療養院就在這裡。
初看上去，療養院像個家屬大院，沒有任何標識。藍色的鐵門旁有一間傳達室，窗臺上養著幾盆鮮花。我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戶，一個正在看報的大媽抬起頭，又低下一去點，從老花鏡上方看了看我。她搖晃著身子從傳達室裡走出來。我問她這裡是不是軍事療養院。她說沒錯。於是我拖著行李往裡走。
道路兩側種著高高的楊樹，松柏掩映的小花園裡，有一尊蘇聯軍官的雕像。走在林蔭道上，很像走在大學校園裡，只是沒有校園那麼熱鬧。我走了一段，依然沒看到辦理入住的地方。
一輛豐田帕傑羅開過來，司機搖下玻璃問我是否需要幫助。從車牌看，他是從哈薩克斯坦開過來的，車上還坐著一個金髮的俄羅斯姑娘。他告訴我，往前走，再向左轉，就是辦理入住的地方。我向他表示感謝。
那棟房子看起來像是1970年代的大學宿舍樓，沒有前臺，只有宿管樓長的辦公室。樓長是一個穿著白大褂的吉爾吉斯大媽，戴著頭巾，鷹鉤鼻，看上去倒是頗為和善。她打開一個大本子，讓我登記，然後又把我的名字寫在一塊黑板上。我在這裡住兩晚，房費每晚100塊，還包含三餐——蘇聯時代的價格。
登記完畢，樓長帶我爬到四樓，穿過一道長長的走廊。走廊中間鋪著狹長的地毯，但空蕩蕩的，又沒有開燈，好像整層只有我一人居住。房間相當斯巴達風格，只有兩張單人床和一張寫字檯。椅子倒扣在寫字檯的桌面上，亦如暑假裡的教室。牆上鋪著繪有百合花的淡綠色壁紙，窗戶足有一面牆那麼寬。透過窗玻璃，可以看到風中抖動的楊樹葉和遠方的伊塞克湖。
我問樓長洗手間在哪裡。她指著走廊告訴我，廁所在這層走廊的盡頭，而淋浴房在下一層——這更讓我想到了大學宿舍。樓長走後，我推開窗戶，讓湖上的涼風吹進來。一隻松鼠從窗臺上跑過去，跳到對面的楊樹上。藍色的伊塞克湖像一片靜靜的大海。我開燈試了試，不出所料，燈泡是壞的。收拾停當後，我就下樓去找樓長報修。樓長拿起辦公桌上的電話——那是一臺古老的撥盤電話——撥了個號碼，然後告訴我電工師傅一會兒就來。
“坐！坐！”她指著牆邊的老式沙發說。
我在沙發上坐下來，可是等了半小時也沒有師傅出現。抬頭一看，連樓長也已經不知去向。我找了一圈，沒看到人影。於是，我走出公寓樓，四處轉悠。
我發現，這樣的公寓樓附近有好幾座，風格略有不同，但都是四層樓高。有的陽臺上晾著衣服，顯然是自己手洗的——這地方想必沒有客房服務。道路的盡頭有一座半荒廢狀態的體育館，周圍亂生著雜草。體育館當年應該是一個氣派的建築，依舊保留著蘇聯風格的巨型浮雕，以半抽象的形式，描繪了為國爭光的體育健兒。從建築的大小來看，裡面應該包含了游泳館、羽毛球館和籃球館，只是如今卻任其荒廢在那裡。就像曾經風光無限的商界精英，不幸老後破產，晚景淒涼。
我正在暗自感嘆，突然聽到遠處有人喊我：“尿！尿！（你好！你好！）”
原來是樓長和電工師傅出來找我了。我看到他們站在公寓樓右側的十字路口，正向我揮手致意。我快步走過去，電工師傅興奮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穿著灰色工裝揹帶褲，帶一頂卡其色鴨舌帽，留著兩撇小鬍子，簡直就是從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電影中走出來的。
上樓時，我和電工師傅簡單地聊了兩句。他對我格外熱情，表示還沒見過中國人來這裡。進門後，他擰下舊燈泡，換上新燈泡，然後“啪”地一聲按下開關——燈泡亮了。我們又親切地握了一番手，電工師傅這才哼著小曲，下樓去了。
我原以為這裡沒什麼人氣，沒想到人們只是去伊塞克湖游泳了（每天有定時往返的班車）。現在，穿著泳衣，扛著泳圈的人們，開始陸續回到公寓。一群十來歲的男孩擠在大廳裡看電視，吃雪糕；一個穿著黑色連體泳衣的俄國大媽，海豹一樣地站到體重秤上；二層全是葉卡捷琳堡柔道學校的小學生，而教練是一個滿臉胡茬的高加索男人，他不時大聲呵斥著那些在走廊上打鬧的孩子。
看電視的樓長
看比賽的俄羅斯男孩
療養的孩子
柔道學校的孩子
在一樓大廳裡，我遇見了療養院的院長。他是吉爾吉斯人，40來歲，光頭，穿著牛仔褲和棉布夾克衫。我在登記入住時見過他。他走過來，問我住得可好。我說，相當不錯。
“聽說尤里·加加林在這裡住過？”我問。
“是的，很多蘇聯宇航員、作家都在這裡療養過。”院長開始自豪地掰著手指頭，說出那些蘇聯時代大名鼎鼎的名字，就像在一片無人問津的海灘上，撿起那些漂亮的貝殼。
院長告訴我，蘇聯時代療養院遍佈各地——從遠東到黑海，從中亞到高加索。大體來說，療養院的宗旨是讓人們在一個氣候溫暖的地方，過一段舒適的日子。舒適性是建立在規律性上的。比如，進入療養院後，吃飯、運動、治療（“我們有很多特色項目，比如按摩、電擊等”）都有固定的時間。一旦住進這裡，你就必須按照這個時間表作息。此外，療養院的收費並不昂貴。在蘇聯時代（“包括今天”），這是普通工人階級也能負擔得起的享受。
“人們習慣每年夏天來療養院住上一段時間，這是我們的傳統。”院長說。
“我在谷歌地圖上沒有看到這家療養院，人們是怎麼找到這裡的？”
“這是一家歷史悠久的療養院了，人人都知道。”院長回答，“我們還有一個小博物館，我帶你去看看！”
我們避開游泳歸來的人流，沿著林蔭路，穿過一個小公園，來到一座小禮堂前。禮堂的一層是劇場，二層是一個空曠的大廳，鑲有社會主義風格的壁畫。院長說，蘇聯時代，這裡是舉辦舞會的地方。
博物館就位於舞廳隔壁，上著鎖。院長打電話叫人開了門。櫥窗裡塵封著療養院的歷史：它建於“二戰”結束後不久，修建者是日本關東軍的戰俘。在荒僻的伊塞克湖畔，戰俘們清理出土地，一磚一瓦地建起這座療養院。我想起塔什干的納沃伊芭蕾歌劇院也是日本戰俘修建的。在那裡，我還看過一場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夾子》。
櫥窗裡有日本戰俘的黑白照片，也有蘇聯解體後他們再次回到這裡的彩色留影。兩組照片之間相隔將近半個世紀，彷彿時光一閃而過，省略了過程。年輕的戰俘變成了耄耋老人，而當年俘虜他們的帝國也已經化為碎片。櫥窗裡還有一本日文書——《日本戰俘的足跡》。作者探訪了那些日本戰俘所修的建築：它們遍佈在蘇聯帝國的各個角落。
在療養院，每頓飯的就餐時間是固定的，且只有一個小時。從禮堂出來，人們正紛紛走向餐廳。餐廳裡坐滿等待開飯的人，四人一桌，落單的會被安排與其他人拼桌。枝形吊燈灑下黃色光暈，透過白色的薄紗窗簾，可以看到外面搖曳的樹影。我感到一種蘇聯時代的夢幻。
這裡與其說是餐廳，毋寧說更接近於食堂。既不是自助餐，也不能單點，更沒有酒水。所有人的餐食都是一樣的，就像那些服務員臉上的表情，具有社會主義的統一與公平。
我與一對阿拉木圖來的情侶一桌。男孩很瘦，有長長的睫毛，臉上稚氣未脫。女孩微胖，正處在留長髮的尷尬階段。她告訴我，父母年輕時經常來這裡，如今輪到了他們。
晚餐只有土豆酸黃瓜湯、加了芝士的意麵和兩塊小圓麵包。哈薩克情侶吃了兩口就不動了，大概覺得味道不好。我倒是都吃完了，最後只剩下小圓麵包。我猜那可能是甜點。
我拿起一個小圓麵包，掰開。
“沒餡兒，”哈薩克女孩說，臉上帶著一絲悽楚的微笑。
我點點頭，但還是把麵包塞進嘴裡。“這裡晚上一般做什麼？”
“在房間裡喝伏特加，”女孩說，“這是俄國人的傳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喝啤酒，看契訶夫的《第六病室》。夜色中的伊塞克湖像一塊深藍色的布。
療養院的大廳
療養院的走廊
療養院的房間
療養院的食堂
4
我被一隻蜜蜂吵醒時，天已經大亮。蜜蜂是被牆紙上的百合花吸引來的，正一個勁兒往牆上撞。餐廳裡，那些昨夜痛飲伏特加的男人沒有出現。來吃早餐的多為上了年紀的女人。她們互相攀談著，很多就是在這裡剛剛相識。哈薩克情侶沒來，也許他們昨晚喝多了。
早餐後，一個亞洲臉的女人走上來，向我問好。她和丈夫、兒子一起來這裡度假。她說她昨天就注意到了我，一直在猜測我從哪裡來，現在終於忍不住上來求證。我很快發現，這種好奇心是職業性的。她告訴我，她叫阿謝麗，職業是塔羅牌算命師。
她的臉盤很大，帶著近視眼鏡，穿著淡綠色的裙子，梳著長長的辮子，臉上有種塔羅牌算命師的古靈精怪。
“我正在學習風水，非常有趣。”她說。
“風水在這裡很流行嗎？”
“吉爾吉斯人相信風水。”
我們交談時，阿謝麗的丈夫始終讚許地望著妻子。他叫安德烈，是一個光頭壯漢，穿著綠格子襯衫。阿謝麗說，安德烈是莫斯科人，但他們住在比什凱克。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們的兒子完全沒有混血特徵，而是百分之百的亞洲臉。和阿謝麗一樣，他的視力不佳，總是眯著眼睛，睨視一切。他穿著一件印有日文的T恤。
“我們的兒子正在學習日語，”阿謝麗告訴我。安德烈讚許地望向兒子。
我仔細看了看那件T恤，上面寫著“人間失格”，意為“失去做人的資格”。
居然有這樣的T恤，我心想。
一個醉醺醺的吉爾吉斯人走過來，熱情洋溢地和安德烈寒暄起來。當他聽說我是中國人後，馬上說他兒子上週剛從北京培訓回來，“充滿了美好印象”。他不停地與我和安德烈握手，因為酒醉而吐字不清。等他走了，安德烈告訴我，這人是他們在街上僱的司機，明天送他們回比什凱克。
“我們不知道他是酒鬼。”阿謝麗沉著臉說。
“這個雞巴。”安德烈附和地搖頭。
阿謝麗問我：“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
“也是明天。”
“我們可以一走，分攤車費。”
“沒問題。”
阿謝麗笑了。一個女巫般的笑容。
晚上，我去禮堂看了一場演出。阿謝麗一家也在，但我沒有驚動他們。演出開始後，先是四個穿著長裙的俄國大媽合唱。接著，幕布抖動著合上。再打開時，佈景變成了街心公園。一群蘇聯打扮的青年男女坐在樹下，有的看書，有的喝酒，有的抱著吉他。他們素不相識，但看起來都是單身——這是他們來公園的原因。抱吉他的青年坐到看書姑娘對面，撥弄琴絃，唱起歌來。看書姑娘顯得很生氣，用歌聲回敬對方。接著，圍觀群眾紛紛加入唱歌的行列，連醉漢也手舞足蹈。禮堂裡，很多觀眾小聲跟唱著，彷彿時光斗轉，一如當年——這些歌曲都是蘇聯時代的老歌。
我走出禮堂時，夜色中的療養院像被石灰洗過一樣白花花的。公寓樓前的松樹下，竟然真有一群男女在喝酒彈琴，唱著老歌，彷彿就是演出的翻版。我感到，這家療養院的一切都定格在了蘇聯時代，在平行世界中兀自運行不止。
第二天午後，我和塔羅牌夫婦一起返回比什凱克。司機是清醒的，但安德烈買了啤酒。夫婦兩人在車裡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著，而“人間失格”的兒子憤世嫉俗地望著窗外。
路上，阿謝麗說，她開了一家店鋪，賣一些“具有宇宙生命能量”的首飾。她極力要我關注這家店鋪的社交賬戶，因為她說，“我們不想失去你”。
我問他們為什麼來這裡度假。阿謝麗說，他們本想去海南，但那裡過於昂貴，所以才來這裡。“如果我是你，我會去海南，而不是這裡。”阿謝麗說。
窗外突然下起大雨，雨和霧瀰漫在楚河河谷，需要關上車窗以抵擋寒氣。我們經過荒涼的托克馬克，小餐館和汽修行顯得十分破敗。在離比什凱克還有一段距離的地方，塔羅牌夫婦要求下車。路邊一無所有，只有破爛的棚戶房和瘋長的雜草。
阿謝麗說：“我們就住在這裡。”
安德烈讚許地點點頭。
他們的兒子眯著眼，睨視著我。
我們握了握手，然後他們消失在比什凱克郊外的雨中。
—— 完 ——
題圖為療養院裡的演出，唱的都是蘇聯歌曲。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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