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期,軍閥混戰,一方戰敗,通電下野,即安全無恙,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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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混戰,基本是城頭變幻大王旗,你家唱罷我登場,更換頻繁,一般人都會給自己留後路;而且方便戰後收編對方所部。再者大家都比較熟,沒必要趕盡殺絕。

1、有限作戰

在民國初年混戰的軍閥基本都是熟人。在雲南的唐繼堯和四川的劉存厚雖然打過仗,但都曾是蔡鍔下面的營長。

北洋系統就更是熟悉了。直皖戰爭,各方的師長旅長以前都是熟人,段芝貴還當過吳佩孚的上司。直奉戰爭中,曹錕和張作霖是兒女親家。

(直奉戰爭)

都是熟人打仗,無非就是爭權,沒必要痛下殺手。

2、組織性不足

舊軍閥內部的組織性差,近乎封建關係。經常會出現下面的做大不聽上面的內部很難達成一致。唐繼堯擴張到四川、貴州、廣西,然後駐紮四川的滇軍就殺回來把自己逼下去了。張作霖的奉軍擴展到了關內,郭松齡就反了;馮玉祥在二次北伐後,坐擁數省,石友三、韓復榘很快就各為其主去了。

(直系內部就出了問題,組織不行)

再者就是整頓消化部隊能力差。其實對內整合難的,對外消化能力基本很差。張作霖收編了皖系十六師,在直奉戰爭中說倒戈就倒戈;閻錫山收編了馮玉祥的三個師,人家說走就走了。

所以在收編對方部隊後,一般也給對方留個後路,甚至給個官。宋哲元收編了湯玉麟的部隊後直接給了湯一個參議銜。

這得到了國民黨新軍閥時期,黃埔系統的出現,漸漸告別了軍閥傳統,頂多是派系山頭。

3、殺了對手的下場一般比較慘

徐樹錚殺了陸建章,然後讓陸建章的兒子和親戚給殺了;孫傳芳殺了施從濱,然後被施劍翹給刺殺了;張宗昌殺了西北軍鄭金聲,之後被其兒子刺殺。

還有很多下野的人因為仇家然後到了酒泉,所以大家基本比較規矩了。

(施劍翹)

軍閥混戰初期都是有限戰爭,打來打去,慢慢打出新式軍隊與新式組織,歷史就開始變化了,漸漸走向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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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明粉



其實不止總統和平下野,中國進入民國後有一個有趣的現象,軍閥之間的混戰其實並沒有多大規模,而且打仗也只是更多像有序的幫派那樣,一嚇唬,二造勢,三談判。兩軍之間打仗很多時候朝天放空槍。兩個司令白天打過仗,晚上就在一起吃飯打麻將,這種情況屢見不鮮。

真正的血腥戰爭開始於孫中山聯俄聯共之後的北伐戰爭,更詳細的說是黃埔軍校擁有主義信仰之後的軍隊才真正開始了信念之戰。

那麼在這之前為什麼軍閥之前不會有真正的大規模戰爭呢?為什麼很多事情都能和平談判解決呢?

有幾個方面原因:

1:沒有真正為國為民的信仰。

剛才提到的北洋軍沒有真正的民主救國信仰,實際上袁世凱憑藉自己訓練的精銳北洋新軍完成了登上最高權力的巔峰寶座,其本人常年效命與專制晚清,雖然經洋務運動及各種改革洗禮,思想略有開明,但畢竟對孫中山所謂的三民主義根本不瞭解,也不相信這東西能救中國,迫於形勢及民意他接受了民國這一套,但新瓶裝舊酒,搞的還是那一套中國傳統封建價值觀。在這種體系下的所有後來軍閥基本上沒有什麼信仰,只有古老的軍閥割據爭地盤爭利益,打仗是要死人的,各軍閥為了保存實力在未佔據絕對優勢情況下不會拼命。

2:自家人觀念。

當時的中國,經過南北議和袁世凱奪權之後,主要政治力量基本上是袁親手帶的北洋新軍,主要高層干將都是小站練兵起家的同仁,中層也是這些這些高層在自家體系下培養起來的,軍閥之間相對於南方派,有自家人觀念,大家都是曾經的兄弟、戰友、同學、好朋友甚至各種聯姻等,雖各自為政但關係錯綜複雜,除非有生死仇,基本上不會以命相搏,“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的傳統價值觀影響著這些軍閥大佬。

3:大家都懂的遊戲規則下獲得利益是首要目標。

雖然地方軍閥各自擁兵自重,但孫袁迫於形勢和民意議和定下的國體基本上沒人破壞,否則將會激起群攻,但往往佔據中央的這些原來軍閥首領會利用內閣及政務院等國家機構修改相關條例或“挾天子以令諸侯”來搶奪更多利益,而中央大佬又會利用地方軍閥來調和各地矛盾,於是各種軍閥對於中央和地方舞臺皆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大家憑實力掠奪的更多是利益,所以只要之前的軍閥首領看到自己實力乖乖退場,不會下死手置對方於死地。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擁有真正革命信仰的軍隊建立,中國才進入到了真正比較殘酷的戰爭中。


牛牛的事兒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說個小故事。記得看過一個張學良的採訪紀錄片,片中張學良回憶第一次還是第二次直奉戰爭(具體記不太清了)期間,直奉兩軍戰場上打得不可開交。途徑天津附近的張學良卻親自去探望了身在天津的直系大當家曹錕的二哥,並且張學良還親切地稱其為二大爺。這是出自張學良晚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親口所述,應該不會有假。



下面說正題。為什麼北洋軍閥之間混戰會出現提問者所說的情況。首先,我們要先搞清楚北洋軍閥的來歷。北洋軍閥源自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軍以及後期收編的一些地方實力派。說白了,北洋的大佬們,如皖系的段祺瑞、直系的馮國璋和曹錕、辮子軍的張勳等等這些人,說白了初期其實很多都是袁世凱手下的同事。其中不乏把兄弟、好朋友,甚至姻親。北洋軍閥之間打仗,與其說是戰爭,倒不如說更像是黑社會分贓不均引發的群毆、火併,只不過使用的傢伙事兒略微高端了一些。



所以說,北洋軍閥各派系之間的首領,其私人關係並不一定很差。之所以開戰,無非是為了爭奪地盤和經濟利益。這一重大前提就決定了北洋混戰和改朝換代的戰爭不同,和後來的黨派之戰、民族之戰更不同。這當中只有利益,沒有政治信仰,更沒有民族大義。所以,通常某一派系將另一派系打敗後,預期的地盤和利益拿到了,只要對方服軟、認輸也就沒必要趕盡殺絕了。畢竟,他們很多人曾經是同學、同事、朋友、把兄弟,其中不少人之間還是姻親關係。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況且,說不定哪天勝利者走背字時,雙方因為利益關係,還可能重歸於好,甚至建立聯盟,那就更沒必要趕盡殺絕了。



再者,北洋混戰時期,其實只有某派系勢力暫時處於上風,幾乎沒有一家獨大者。所以,誰都有可能被別人打敗,自然也就沒有誰願意去開這個壞頭。因為,今天你對別人舉起了屠刀,說不定明天其他人就會有樣學樣對你舉起屠刀。只為利益,並非你死我活,完全沒必要。所以,當初孫傳芳破壞遊戲規則時,遭到了一致的鄙視與唾棄,後來被施劍翹刺殺後不少人也認為他是應有此報,這其中不乏北洋大佬們的身影。


不務正業歪醫生


民國時期,總統被趕下臺後,一般都沒有發生流血事件,這不得不說是民國時期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先來看下民國時期被趕下臺的四位總統的生活處境。

首先是黎元洪,1911年武昌起義時,他被革命軍抓來做了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大都督兼總司令,成了推翻封建帝制的領導人,1912年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副總統,1916年袁世凱死後繼任大總統。

在民國初期政壇上,黎元洪向來是由北洋軍閥操縱利用的工具。袁世凱當道時,他被軟禁在大院裡當裝聾作啞的“黎菩薩”。袁死後,繼任大總統,無兵無權的他,只有做北洋政府的橡皮章,聽從段祺瑞的擺佈。

下野後,黎元洪注重實業投資,投資興辦了數十家企業,並向銀行貸款。黎元洪去世後,南京國民政府為黎元洪舉行國葬,全國各地下半旗致哀,鳴禮炮17響。黎元洪成為國民黨取得政權後享受國葬隆典第一人。

第二位,馮國璋,北洋三傑之一,直係軍閥的創始者,1917年出任代理大總統,1918年代理期滿下臺。他一向善於斂財,經營活動大多集中在金融和地產上。在老家擁有良田千畝,在江蘇南通與人合辦鹽墾公司,佔地70萬畝。1919年集資擬辦開源實業公司,並先後開辦兵工廠、鐵礦和電燈公司。

第三位,徐世昌,他是袁世凱的老朋友了,晚清政府的內閣協理大臣(相當於副總理),1918年當選為總統,1922年被直係軍閥趕下臺。

下野後,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做了17年的寓公。為了表示解甲歸田,他在住宅內專門闢出一間取名“退耕堂”,並自號“退耕老人”或“退叟”。日常生活中,徐世昌精心修道,每天叩頭100個從不間斷。徐世昌工詩善畫,大部分時間用於寫字作畫,以文會友。

第四位是曹錕,他是貧苦人家,賣布出身,但在這四位總統中算是最有實力的。1923年以賄選手段當上民國大總統,1924年,馮玉祥通電擁戴段祺瑞為國民軍大元帥,限曹錕交出印璽,通電辭職。

跌為平民的曹錕似乎又找到了自己童年的身影,許多窮鄰居找上門來,和他交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錕的院子裡常聚集著許多賣大碗茶的、拉洋車的、賣菜的小攤販,曹錕和他們一樣光著膀子搖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由此可知,民國時期總統下野並不是一件什麼大事,國內也不會因此發生大的動盪和流血事件。為什麼呢?

筆者認為軍閥背後都有相應的帝國主義列強支持,而且本身實力也很雄厚。事實上,軍閥下野之後東山再起的例子有的是,北洋政府歷來都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下野也是保存實力,韜光養晦之舉。

即便殺了某個軍閥頭目,也無法徹底摧毀他的實力,他的部下哪日得勢肯定要回來報復,而如果打擊了他的勢力,使其一蹶不振,留下他的命也無關緊要了,更何況下野的人士一般都是住在租界當“寓公”,那是列強的勢力範圍,列強對於那些“有潛力”的軍閥還是要利用、保護的。


同濟天下


北洋軍閥們雖然混賬,但這些人多少還是有一些道義的。比如抗戰時期,漢奸那麼多,但曾經叱吒風雲後來又退出歷史舞臺的那些北洋軍閥,幾乎沒有當漢奸的。即便日本人三番五次地拉攏,他們仍然不為所動。比如吳佩孚,他連租界都不進,更別提當漢奸了。

不當漢奸,這就是他們的底線。

同樣,對於戰敗方不要趕盡殺絕,也是他們心懷道義的表現。

北洋軍閥混戰,並不是為了你死我活,而是為了爭地盤。只要對手讓出了地盤,然後發表個聲明,這事兒就算過去了。以後碰著,甚至可以一起把酒言歡。

其實,北洋軍閥原來都是隸屬於袁世凱的,是一起的兄弟,很多軍閥都是老相識了,比如段祺瑞和馮國璋、曹錕、吳佩孚。

有這層關係在,就不會鬧到你死我活。比如直皖戰爭後,皖系大敗,段祺瑞通電下野。但是作為勝利一方的吳佩孚,見到下野的段祺瑞仍然畢恭畢敬。因為在吳佩孚看來,段祺瑞是北洋元老,是他的老前輩,理應尊重他。

比如張作霖和曹錕,雖然發生了兩次直奉戰爭,可倆人還是兒女親家。

搶地盤是一回事兒,人際關係又是另一回事兒。這兩回事兒,北洋軍閥們分得很清楚。

有沒有打破這個規矩的呢?有。但是這個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這個人就是孫傳芳。

當年奉系和孫傳芳搶地盤,直系第二軍軍長施從濱戰敗被俘。按照規矩,人家投降了,就不該殺他。可是孫傳芳不守規矩,不但把施從濱殺了,還掛在城門上示眾三日。

這個事兒,孫傳芳做得太過分。

後來,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翹替父報仇,親手刺殺了孫傳芳。

當時的輿論,普遍支持施劍翹。可見,孫傳芳虐殺施從濱,是不得人心的。


趣談秘史


民國初期,軍閥主體是北洋。北洋又分為直系皖系,還有別支的奉系。他們都算一家人,顯然不能下重手。打仗失敗,爽快通電下野,交出地盤軍隊,跑到租界等待機會再起。勝利者也會展示出寬懷大度,對其私產甚至家庭都不會騷擾。

大多數地方軍閥也遵守這個規矩。少將以上軍官基本免死,被俘也不會殺,普通戰俘都不會死。所以軍閥可以早上是兄弟,中午開戰,下午講和,晚上一起喝酒聽戲。

少數不遵守規矩的,都遭到了報復。

比如誘騙殺陸建章的徐樹錚,後來就被馮玉祥派張之江攔截火車殺害,還藉口是陸建章兒子乾的,段祺瑞話都說不出來。

孫傳芳1925年俘虜奉軍軍長施從濱,斬首及曝屍三日。十年後施劍翹為父仇在天津佛堂擊斃孫傳芳,國人反而同情施劍翹。


四川達州


民國軍閥混戰中,戰敗一方通電下野,這是慣例,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這件事是從北洋領袖袁世凱開始的。

袁世凱行帝制,想要當總統,遭到北洋軍閥和南方軍閥一直反對。這時候,袁世凱能怎麼做?只能通電取消帝制,讓出權力。

當袁世凱退位後,再沒有人對他進行追究。反而是他自己身體不爭氣,尿毒症死掉了!

後來張勳做了一件類似的事情——復辟。復辟失敗後,張勳跑到天津當富家翁去了。

這件事,用杜月笙的話來說,做官要做好兩碗麵——一碗是場面,一碗是體面。

袁世凱,張勳,這些接連失敗下野的軍閥都做好了場面和體面,對同僚,下屬都十分周到,失去權力時自然沒人會趕盡殺絕。

再者,已經下臺的軍閥頭子,拔了牙的老虎,沒有威脅了,沒必要出手弄死。趕盡殺絕反而會髒了自己的手。

這些軍閥頭子,雖然是大老粗,卻也總是禮賢下士,附庸風雅,尊重主流價值觀。(比暗殺成性的某黨強太多)

另外,下野的軍閥並非一點勢力也沒有。秦檜都有三個朋友,下野的軍閥難免有幾個死忠。如果放他一條生路,這些死忠就能為自己所用,否則不死不休的報復就開始了。

也有人不守規矩,那就是徐樹錚。

徐樹錚是段祺瑞的死黨,1919年帶兵到外蒙,迫使外蒙取消獨立,堪稱民族英雄。

徐樹錚幫助失去軍權的段祺瑞當上總理,組織安福系,大出風頭。徐樹錚殺掉了政敵陸建章,七年後,陸建章侄女婿馮玉祥殺了徐樹錚報仇。


歷史知事


相對於國民黨慣用暗殺手段打擊政敵的手段,北洋軍閥反而很“文明”,只要你通電下野,保你平安,這是為什麼呢?福垊以為原因有四

內部矛盾,不能做的太絕。

清失其鹿,群雄逐之。而北洋軍閥都是袁世凱的弟兄,都是老同事,有的還是鐵哥們,甚至是兒女親家。大家所爭就是那個大總統,當選大總統你人品不能太差。有人拿李世民誅兄殺弟滅侄奪妻子來證明連親兄弟都靠不住,老領導及老師(段祺瑞、吳佩孚)、鐵哥們(段祺瑞、馮國璋)、親家翁(張作霖、曹錕)能靠得住?還真能,因為李世民和李建成他們是兩人爭位,必然是你死我活。而北洋派系間甚至是其支系內多頭爭雄,如果痛下殺手,必然成為眾矢之的,不僅僅是熟人原因,更多是唇亡齒寒。再說大家的實力本來就旗鼓相當。

實力較弱,只做盟主就好。

多頭爭雄,其實力相差不是太大。一個軍閥依靠計謀和外交可以把另外一個軍閥打敗,卻很難把一個軍閥徹底消滅。再說了,要想爭雄只能實力越大越好,怎麼才能實力越來越大呢?打敗競爭對手,收編其軍,為我所用。越仁義越仗義,這些敗軍之將才願意跟隨你這個明主。得天下什麼最重要?是民心麼?是經濟嗎?是武器嗎?不,是人才!善待失敗的軍閥,其他比較弱的軍閥才樂意奉你為盟主,所謂以仁義取天下也!同時也是為了留後路。

留有後路,才能東山再起。

正是因為大家都是熟人而且實力基本旗鼓相當,今天你成功運用計謀贏了,明天別人也能成功用計謀贏了你!更何況有多少其他軍閥在坐山觀虎鬥,如果打的太投入,必然一死一傷,也就為他人做嫁衣了。如果做得太絕,那你也會贏的很辛苦,一旦你失敗了,別人也會做的太絕。不要忘記,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與人方便就是與己方便。不按套路出牌的有徐樹錚殺陸建章,結果被徐樹錚被陸建章的侄女婿馮玉祥所殺。孫傳芳殺施從濱,孫傳芳被施從濱的千金施劍翹所殺等等。逸仙在南方,也是北洋軍閥不敢可勁內訌的原因。

敵我矛盾,警惕逸仙老外。

軍閥混戰如果過於慘烈,強鄰以及孫文就會漁翁得利。內部矛盾,儘量能吵吵就別動手,動手只要打敗對方,佔據對方地盤或取而代之就好。最終北洋還是因為對逸仙的警惕不夠,在混戰中讓北伐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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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垊


在北洋時期歷次政治大變局中,失敗一方一般都是通電下野,頂多到租界或者外國使館、醫院裡藏幾天,也就萬事大吉了,對手也不追究。當時關於通緝禍首的問題,從洪憲帝制到張勳復辟,都是發了一道通而不緝的官樣文章,最後不了了之。

以直皖戰爭結束後處理安福系禍首為例。

安福系又叫安福俱樂部,因位於北京安福衚衕而得名,由皖系軍閥段祺瑞心腹徐樹錚籌劃組織。安福系收買政客,操縱國會選舉,為害一時。直皖戰爭後,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係軍閥取得勝利,控制了北京政府實際權力,安福國會被解散。

對於皖系大佬段祺瑞,由於他是北洋老前輩,小站時期就任要職,民國後歷任總長、總理等職,是曹錕、吳佩孚的老師和上司。所以善後會議決定,只免除段祺瑞本兼各職,讓下野後的老段自由安居,並以禮相待。對於安福系成員,除了10名禍首外,一概不予追究。就連徐樹錚、段芝貴、梁鴻志等所謂的10大禍首,在通緝之後也再無下文。

一般勝利者對失敗者往往都是趕盡殺絕,但北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當時北洋軍閥之間的紛爭,說到底還是自己人之間的事情。雖然兵戎相見,但原來不是師生、上下級、同鄉,就是同事、親戚、朋友,只要失敗一方退出政治舞臺,交出手中權力,戰勝者就會網開一面,採取寬大政策對待自己往日的袍澤。即使通緝也是草草了事,不會結下生死不解之仇。而被通緝者經過一段時間後,往往都能受到特赦而重返政治舞臺,這在民國初年的北洋時期幾乎成了不成文的規矩。

也有人破壞這種規矩,將對手置於死地,但事後一般會遭到報復。當年段祺瑞心腹徐樹錚掌權時,曾將政敵、北洋袍澤陸建章殺掉,後來陸建章的外甥馮玉祥又攔截火車,將徐樹錚拖出車廂就地槍斃,替陸建章報了仇。這是一個典型例子。


謝謝閱讀。


民國年間那些事


中國曆朝歷代的戰爭之中,戰敗的那一方結果總是比較悽慘——財產被奪、家族被牽連遭到屠殺是正常的,而且很有可能還要被史書濃墨重彩得黑上一筆。但是在軍閥混戰期間,多數軍閥戰敗下野之後還能確保生命財產安然無虞,甚至能在適當的時機之下重新掌權,比如閻錫山、李宗仁等等,為什麼他們在下野之時不會被暗殺或者通緝呢?

當時的中國處於內憂外患的時期,中央力量薄弱,沒有統領全國的力量才是地方擁兵自重的主要原因。這樣的亂世之中,各個軍閥有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縱橫捭闔的必要條件。軍閥們互相攻訐和掣肘,沒有一派能夠獨大。

另外,軍閥混戰實際上還是自己人作戰,北洋軍閥本質上來說還是屬於一個體系的,當年在袁世凱手底下還都是一條線上的螞蚱。同出一脈的各地軍閥將領之間其實也有著私交,戰爭之時也是點到為止,趕盡殺絕實在有點不夠義氣。所以軍閥之間的戰爭都儘可能將損失降到最小,沒有必要一定要拼個你死我活。

軍閥混戰的主要目的就是爭搶地盤,而通常這些下野的軍閥首領會選擇消失一段時間,比如出國待一陣子或者去列強的租界之中去居住。他們的態度很明確:我已經放棄我的地盤和軍隊了,也躲得遠遠的,你要是這個時候還派人來暗殺我,會被其他的軍閥所不恥。在這種情況之下,獲勝方也不好窮追不捨,畢竟他們在曾經的統治區域還有威望在,如果軍隊對他的忠誠度高的話,還不太好控制。

比如當年的閻錫山就是在戰敗之後通電下野,晉綏軍被老蔣收編在了東北軍之中。而實際上晉綏軍還是保持這自己的獨立性的,特別是閻錫山的愛將楊愛源對老領導忠心耿耿,蔣介石百般拉攏都沒有用。閻錫山成功返回山西之後,大權依舊在握,這完全就是因為他在晉綏軍之中的威望。

風水輪流轉,即使是蔣介石也曾三次下野過,但是也一次次重新掌握住了國民政府的大權。其實大家心理都清楚,只要有自己的親信部隊傍身,就會有重整旗鼓的一天。

最後,給別人留一條活路,其實也是賣了人一個人情,給自己將來有個萬一留了條後路。不去追殺戰敗的一方,一方面可以表現出自己的心胸寬廣,另一方面日後也好相見。而也有幾個特例,比如徐樹錚、孫傳芳將這個潛規則破壞了,所以即使被刺殺也無法得到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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