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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混战，基本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家唱罢我登场，更换频繁，一般人都会给自己留后路；而且方便战后收编对方所部。再者大家都比较熟，没必要赶尽杀绝。

1、有限作战

在民国初年混战的军阀基本都是熟人。在云南的唐继尧和四川的刘存厚虽然打过仗，但都曾是蔡锷下面的营长。

北洋系统就更是熟悉了。直皖战争，各方的师长旅长以前都是熟人，段芝贵还当过吴佩孚的上司。直奉战争中，曹锟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

（直奉战争）

都是熟人打仗，无非就是争权，没必要痛下杀手。

2、组织性不足

旧军阀内部的组织性差，近乎封建关系。经常会出现下面的做大不听上面的内部很难达成一致。唐继尧扩张到四川、贵州、广西，然后驻扎四川的滇军就杀回来把自己逼下去了。张作霖的奉军扩展到了关内，郭松龄就反了；冯玉祥在二次北伐后，坐拥数省，石友三、韩复榘很快就各为其主去了。

（直系内部就出了问题，组织不行）

再者就是整顿消化部队能力差。其实对内整合难的，对外消化能力基本很差。张作霖收编了皖系十六师，在直奉战争中说倒戈就倒戈；阎锡山收编了冯玉祥的三个师，人家说走就走了。

所以在收编对方部队后，一般也给对方留个后路，甚至给个官。宋哲元收编了汤玉麟的部队后直接给了汤一个参议衔。

这得到了国民党新军阀时期，黄埔系统的出现，渐渐告别了军阀传统，顶多是派系山头。

3、杀了对手的下场一般比较惨

徐树铮杀了陆建章，然后让陆建章的儿子和亲戚给杀了；孙传芳杀了施从滨，然后被施剑翘给刺杀了；张宗昌杀了西北军郑金声，之后被其儿子刺杀。

还有很多下野的人因为仇家然后到了酒泉，所以大家基本比较规矩了。

（施剑翘）

军阀混战初期都是有限战争，打来打去，慢慢打出新式军队与新式组织，历史就开始变化了，渐渐走向一统。

一枚明粉

其实不止总统和平下野，中国进入民国后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军阀之间的混战其实并没有多大规模，而且打仗也只是更多像有序的帮派那样，一吓唬，二造势，三谈判。两军之间打仗很多时候朝天放空枪。两个司令白天打过仗，晚上就在一起吃饭打麻将，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真正的血腥战争开始于孙中山联俄联共之后的北伐战争，更详细的说是黄埔军校拥有主义信仰之后的军队才真正开始了信念之战。

那么在这之前为什么军阀之前不会有真正的大规模战争呢？为什么很多事情都能和平谈判解决呢？

有几个方面原因：

1:没有真正为国为民的信仰。

刚才提到的北洋军没有真正的民主救国信仰，实际上袁世凯凭借自己训练的精锐北洋新军完成了登上最高权力的巅峰宝座，其本人常年效命与专制晚清，虽然经洋务运动及各种改革洗礼，思想略有开明，但毕竟对孙中山所谓的三民主义根本不了解，也不相信这东西能救中国，迫于形势及民意他接受了民国这一套，但新瓶装旧酒，搞的还是那一套中国传统封建价值观。在这种体系下的所有后来军阀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仰，只有古老的军阀割据争地盘争利益，打仗是要死人的，各军阀为了保存实力在未占据绝对优势情况下不会拼命。

2:自家人观念。

当时的中国，经过南北议和袁世凯夺权之后，主要政治力量基本上是袁亲手带的北洋新军，主要高层干将都是小站练兵起家的同仁，中层也是这些这些高层在自家体系下培养起来的，军阀之间相对于南方派，有自家人观念，大家都是曾经的兄弟、战友、同学、好朋友甚至各种联姻等，虽各自为政但关系错综复杂，除非有生死仇，基本上不会以命相搏，“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传统价值观影响着这些军阀大佬。

3:大家都懂的游戏规则下获得利益是首要目标。

虽然地方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但孙袁迫于形势和民意议和定下的国体基本上没人破坏，否则将会激起群攻，但往往占据中央的这些原来军阀首领会利用内阁及政务院等国家机构修改相关条例或“挟天子以令诸侯”来抢夺更多利益，而中央大佬又会利用地方军阀来调和各地矛盾，于是各种军阀对于中央和地方舞台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凭实力掠夺的更多是利益，所以只要之前的军阀首领看到自己实力乖乖退场，不会下死手置对方于死地。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拥有真正革命信仰的军队建立，中国才进入到了真正比较残酷的战争中。

牛牛的事儿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个小故事。记得看过一个张学良的采访纪录片，片中张学良回忆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具体记不太清了）期间，直奉两军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途径天津附近的张学良却亲自去探望了身在天津的直系大当家曹锟的二哥，并且张学良还亲切地称其为二大爷。这是出自张学良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亲口所述，应该不会有假。

下面说正题。为什么北洋军阀之间混战会出现提问者所说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北洋军阀的来历。北洋军阀源自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军以及后期收编的一些地方实力派。说白了，北洋的大佬们，如皖系的段祺瑞、直系的冯国璋和曹锟、辫子军的张勋等等这些人，说白了初期其实很多都是袁世凯手下的同事。其中不乏把兄弟、好朋友，甚至姻亲。北洋军阀之间打仗，与其说是战争，倒不如说更像是黑社会分赃不均引发的群殴、火并，只不过使用的家伙事儿略微高端了一些。

所以说，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首领，其私人关系并不一定很差。之所以开战，无非是为了争夺地盘和经济利益。这一重大前提就决定了北洋混战和改朝换代的战争不同，和后来的党派之战、民族之战更不同。这当中只有利益，没有政治信仰，更没有民族大义。所以，通常某一派系将另一派系打败后，预期的地盘和利益拿到了，只要对方服软、认输也就没必要赶尽杀绝了。毕竟，他们很多人曾经是同学、同事、朋友、把兄弟，其中不少人之间还是姻亲关系。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况且，说不定哪天胜利者走背字时，双方因为利益关系，还可能重归于好，甚至建立联盟，那就更没必要赶尽杀绝了。

再者，北洋混战时期，其实只有某派系势力暂时处于上风，几乎没有一家独大者。所以，谁都有可能被别人打败，自然也就没有谁愿意去开这个坏头。因为，今天你对别人举起了屠刀，说不定明天其他人就会有样学样对你举起屠刀。只为利益，并非你死我活，完全没必要。所以，当初孙传芳破坏游戏规则时，遭到了一致的鄙视与唾弃，后来被施剑翘刺杀后不少人也认为他是应有此报，这其中不乏北洋大佬们的身影。

不务正业歪医生

民国时期，总统被赶下台后，一般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这不得不说是民国时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先来看下民国时期被赶下台的四位总统的生活处境。

首先是黎元洪，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被革命军抓来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兼总司令，成了推翻封建帝制的领导人，1912年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

在民国初期政坛上，黎元洪向来是由北洋军阀操纵利用的工具。袁世凯当道时，他被软禁在大院里当装聋作哑的“黎菩萨”。袁死后，继任大总统，无兵无权的他，只有做北洋政府的橡皮章，听从段祺瑞的摆布。

下野后，黎元洪注重实业投资，投资兴办了数十家企业，并向银行贷款。黎元洪去世后，南京国民政府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全国各地下半旗致哀，鸣礼炮17响。黎元洪成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享受国葬隆典第一人。

第二位，冯国璋，北洋三杰之一，直系军阀的创始者，1917年出任代理大总统，1918年代理期满下台。他一向善于敛财，经营活动大多集中在金融和地产上。在老家拥有良田千亩，在江苏南通与人合办盐垦公司，占地70万亩。1919年集资拟办开源实业公司，并先后开办兵工厂、铁矿和电灯公司。

第三位，徐世昌，他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了，晚清政府的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1918年当选为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

下野后，徐世昌在天津英租界做了17年的寓公。为了表示解甲归田，他在住宅内专门辟出一间取名“退耕堂”，并自号“退耕老人”或“退叟”。日常生活中，徐世昌精心修道，每天叩头100个从不间断。徐世昌工诗善画，大部分时间用于写字作画，以文会友。

第四位是曹锟，他是贫苦人家，卖布出身，但在这四位总统中算是最有实力的。1923年以贿选手段当上民国大总统，1924年，冯玉祥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限曹锟交出印玺，通电辞职。

跌为平民的曹锟似乎又找到了自己童年的身影，许多穷邻居找上门来，和他交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锟的院子里常聚集着许多卖大碗茶的、拉洋车的、卖菜的小摊贩，曹锟和他们一样光着膀子摇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由此可知，民国时期总统下野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国内也不会因此发生大的动荡和流血事件。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军阀背后都有相应的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而且本身实力也很雄厚。事实上，军阀下野之后东山再起的例子有的是，北洋政府历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下野也是保存实力，韬光养晦之举。

即便杀了某个军阀头目，也无法彻底摧毁他的实力，他的部下哪日得势肯定要回来报复，而如果打击了他的势力，使其一蹶不振，留下他的命也无关紧要了，更何况下野的人士一般都是住在租界当“寓公”，那是列强的势力范围，列强对于那些“有潜力”的军阀还是要利用、保护的。

同济天下

北洋军阀们虽然混账，但这些人多少还是有一些道义的。比如抗战时期，汉奸那么多，但曾经叱咤风云后来又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些北洋军阀，几乎没有当汉奸的。即便日本人三番五次地拉拢，他们仍然不为所动。比如吴佩孚，他连租界都不进，更别提当汉奸了。

不当汉奸，这就是他们的底线。

同样，对于战败方不要赶尽杀绝，也是他们心怀道义的表现。

北洋军阀混战，并不是为了你死我活，而是为了争地盘。只要对手让出了地盘，然后发表个声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以后碰着，甚至可以一起把酒言欢。

其实，北洋军阀原来都是隶属于袁世凯的，是一起的兄弟，很多军阀都是老相识了，比如段祺瑞和冯国璋、曹锟、吴佩孚。

有这层关系在，就不会闹到你死我活。比如直皖战争后，皖系大败，段祺瑞通电下野。但是作为胜利一方的吴佩孚，见到下野的段祺瑞仍然毕恭毕敬。因为在吴佩孚看来，段祺瑞是北洋元老，是他的老前辈，理应尊重他。

比如张作霖和曹锟，虽然发生了两次直奉战争，可俩人还是儿女亲家。

抢地盘是一回事儿，人际关系又是另一回事儿。这两回事儿，北洋军阀们分得很清楚。

有没有打破这个规矩的呢？有。但是这个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个人就是孙传芳。

当年奉系和孙传芳抢地盘，直系第二军军长施从滨战败被俘。按照规矩，人家投降了，就不该杀他。可是孙传芳不守规矩，不但把施从滨杀了，还挂在城门上示众三日。

这个事儿，孙传芳做得太过分。

后来，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替父报仇，亲手刺杀了孙传芳。

当时的舆论，普遍支持施剑翘。可见，孙传芳虐杀施从滨，是不得人心的。

趣谈秘史

民国初期，军阀主体是北洋。北洋又分为直系皖系，还有别支的奉系。他们都算一家人，显然不能下重手。打仗失败，爽快通电下野，交出地盘军队，跑到租界等待机会再起。胜利者也会展示出宽怀大度，对其私产甚至家庭都不会骚扰。

大多数地方军阀也遵守这个规矩。少将以上军官基本免死，被俘也不会杀，普通战俘都不会死。所以军阀可以早上是兄弟，中午开战，下午讲和，晚上一起喝酒听戏。

少数不遵守规矩的，都遭到了报复。

比如诱骗杀陆建章的徐树铮，后来就被冯玉祥派张之江拦截火车杀害，还借口是陆建章儿子干的，段祺瑞话都说不出来。

孙传芳1925年俘虏奉军军长施从滨，斩首及曝尸三日。十年后施剑翘为父仇在天津佛堂击毙孙传芳，国人反而同情施剑翘。

四川達州

民国军阀混战中，战败一方通电下野，这是惯例，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这件事是从北洋领袖袁世凯开始的。

袁世凯行帝制，想要当总统，遭到北洋军阀和南方军阀一直反对。这时候，袁世凯能怎么做?只能通电取消帝制，让出权力。

当袁世凯退位后，再没有人对他进行追究。反而是他自己身体不争气，尿毒症死掉了！

后来张勋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复辟。复辟失败后，张勋跑到天津当富家翁去了。

这件事，用杜月笙的话来说，做官要做好两碗面——一碗是场面，一碗是体面。

袁世凯，张勋，这些接连失败下野的军阀都做好了场面和体面，对同僚，下属都十分周到，失去权力时自然没人会赶尽杀绝。

再者，已经下台的军阀头子，拔了牙的老虎，没有威胁了，没必要出手弄死。赶尽杀绝反而会脏了自己的手。

这些军阀头子，虽然是大老粗，却也总是礼贤下士，附庸风雅，尊重主流价值观。（比暗杀成性的某党强太多）

另外，下野的军阀并非一点势力也没有。秦桧都有三个朋友，下野的军阀难免有几个死忠。如果放他一条生路，这些死忠就能为自己所用，否则不死不休的报复就开始了。

也有人不守规矩，那就是徐树铮。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死党，1919年带兵到外蒙，迫使外蒙取消独立，堪称民族英雄。

徐树铮帮助失去军权的段祺瑞当上总理，组织安福系，大出风头。徐树铮杀掉了政敌陆建章，七年后，陆建章侄女婿冯玉祥杀了徐树铮报仇。

历史知事

相对于国民党惯用暗杀手段打击政敌的手段，北洋军阀反而很“文明”，只要你通电下野，保你平安，这是为什么呢？福垊以为原因有四。

内部矛盾，不能做的太绝。

清失其鹿，群雄逐之。而北洋军阀都是袁世凯的弟兄，都是老同事，有的还是铁哥们，甚至是儿女亲家。大家所争就是那个大总统，当选大总统你人品不能太差。有人拿李世民诛兄杀弟灭侄夺妻子来证明连亲兄弟都靠不住，老领导及老师（段祺瑞、吴佩孚）、铁哥们（段祺瑞、冯国璋）、亲家翁（张作霖、曹锟）能靠得住？还真能，因为李世民和李建成他们是两人争位，必然是你死我活。而北洋派系间甚至是其支系内多头争雄，如果痛下杀手，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仅是熟人原因，更多是唇亡齿寒。再说大家的实力本来就旗鼓相当。

实力较弱，只做盟主就好。

多头争雄，其实力相差不是太大。一个军阀依靠计谋和外交可以把另外一个军阀打败，却很难把一个军阀彻底消灭。再说了，要想争雄只能实力越大越好，怎么才能实力越来越大呢？打败竞争对手，收编其军，为我所用。越仁义越仗义，这些败军之将才愿意跟随你这个明主。得天下什么最重要？是民心么？是经济吗？是武器吗？不，是人才！善待失败的军阀，其他比较弱的军阀才乐意奉你为盟主，所谓以仁义取天下也！同时也是为了留后路。

留有后路，才能东山再起。

正是因为大家都是熟人而且实力基本旗鼓相当，今天你成功运用计谋赢了，明天别人也能成功用计谋赢了你！更何况有多少其他军阀在坐山观虎斗，如果打的太投入，必然一死一伤，也就为他人做嫁衣了。如果做得太绝，那你也会赢的很辛苦，一旦你失败了，别人也会做的太绝。不要忘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不按套路出牌的有徐树铮杀陆建章，结果被徐树铮被陆建章的侄女婿冯玉祥所杀。孙传芳杀施从滨，孙传芳被施从滨的千金施剑翘所杀等等。逸仙在南方，也是北洋军阀不敢可劲内讧的原因。

敌我矛盾，警惕逸仙老外。

军阀混战如果过于惨烈，强邻以及孙文就会渔翁得利。内部矛盾，尽量能吵吵就别动手，动手只要打败对方，占据对方地盘或取而代之就好。最终北洋还是因为对逸仙的警惕不够，在混战中让北伐成功了。

以上是福垊的个人浅见，不管您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请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还请您关注点赞哦。

福垊

在北洋时期历次政治大变局中，失败一方一般都是通电下野，顶多到租界或者外国使馆、医院里藏几天，也就万事大吉了，对手也不追究。当时关于通缉祸首的问题，从洪宪帝制到张勋复辟，都是发了一道通而不缉的官样文章，最后不了了之。

以直皖战争结束后处理安福系祸首为例。

安福系又叫安福俱乐部，因位于北京安福胡同而得名，由皖系军阀段祺瑞心腹徐树铮筹划组织。安福系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为害一时。直皖战争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取得胜利，控制了北京政府实际权力，安福国会被解散。

对于皖系大佬段祺瑞，由于他是北洋老前辈，小站时期就任要职，民国后历任总长、总理等职，是曹锟、吴佩孚的老师和上司。所以善后会议决定，只免除段祺瑞本兼各职，让下野后的老段自由安居，并以礼相待。对于安福系成员，除了10名祸首外，一概不予追究。就连徐树铮、段芝贵、梁鸿志等所谓的10大祸首，在通缉之后也再无下文。

一般胜利者对失败者往往都是赶尽杀绝，但北洋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当时北洋军阀之间的纷争，说到底还是自己人之间的事情。虽然兵戎相见，但原来不是师生、上下级、同乡，就是同事、亲戚、朋友，只要失败一方退出政治舞台，交出手中权力，战胜者就会网开一面，采取宽大政策对待自己往日的袍泽。即使通缉也是草草了事，不会结下生死不解之仇。而被通缉者经过一段时间后，往往都能受到特赦而重返政治舞台，这在民国初年的北洋时期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

也有人破坏这种规矩，将对手置于死地，但事后一般会遭到报复。当年段祺瑞心腹徐树铮掌权时，曾将政敌、北洋袍泽陆建章杀掉，后来陆建章的外甥冯玉祥又拦截火车，将徐树铮拖出车厢就地枪毙，替陆建章报了仇。这是一个典型例子。

谢谢阅读。

民国年间那些事

中国历朝历代的战争之中，战败的那一方结果总是比较凄惨——财产被夺、家族被牵连遭到屠杀是正常的，而且很有可能还要被史书浓墨重彩得黑上一笔。但是在军阀混战期间，多数军阀战败下野之后还能确保生命财产安然无虞，甚至能在适当的时机之下重新掌权，比如阎锡山、李宗仁等等，为什么他们在下野之时不会被暗杀或者通缉呢？

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中央力量薄弱，没有统领全国的力量才是地方拥兵自重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乱世之中，各个军阀有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纵横捭阖的必要条件。军阀们互相攻讦和掣肘，没有一派能够独大。

另外，军阀混战实际上还是自己人作战，北洋军阀本质上来说还是属于一个体系的，当年在袁世凯手底下还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同出一脉的各地军阀将领之间其实也有着私交，战争之时也是点到为止，赶尽杀绝实在有点不够义气。所以军阀之间的战争都尽可能将损失降到最小，没有必要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军阀混战的主要目的就是争抢地盘，而通常这些下野的军阀首领会选择消失一段时间，比如出国待一阵子或者去列强的租界之中去居住。他们的态度很明确：我已经放弃我的地盘和军队了，也躲得远远的，你要是这个时候还派人来暗杀我，会被其他的军阀所不耻。在这种情况之下，获胜方也不好穷追不舍，毕竟他们在曾经的统治区域还有威望在，如果军队对他的忠诚度高的话，还不太好控制。

比如当年的阎锡山就是在战败之后通电下野，晋绥军被老蒋收编在了东北军之中。而实际上晋绥军还是保持这自己的独立性的，特别是阎锡山的爱将杨爱源对老领导忠心耿耿，蒋介石百般拉拢都没有用。阎锡山成功返回山西之后，大权依旧在握，这完全就是因为他在晋绥军之中的威望。

风水轮流转，即使是蒋介石也曾三次下野过，但是也一次次重新掌握住了国民政府的大权。其实大家心理都清楚，只要有自己的亲信部队傍身，就会有重整旗鼓的一天。

最后，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其实也是卖了人一个人情，给自己将来有个万一留了条后路。不去追杀战败的一方，一方面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心胸宽广，另一方面日后也好相见。而也有几个特例，比如徐树铮、孙传芳将这个潜规则破坏了，所以即使被刺杀也无法得到同情。

關鍵字: 混战 历史 留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