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路到劳动路
柳杨
那是30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还在一所老得不能再老的校园里坐井观天。清末民初的阁楼雕梁画栋，半个窗户掩埋在地平线以下的地下室阴暗潮湿。透过南教学楼一楼最西最偏的一扇窗户，我看到许多年龄比我这个刚留校工作的“老师”还大得多的学生，在“湖畔文学社”的烛光里升腾。而我，把许多郁闷、失落、不解和梦想在方格稿纸上揉搓后，骑着“洋车子”去了自由路东段的开封日报社。
报社的大楼依然巍峨。虽然回过头想来不过是几层，但在我眼中却高大无比。在三楼走廊南边的一间堆满报纸的房间里，我怯生生地见到了《希望》版的编辑陈剑平老师。年轻、靓丽、热情的她问了问我的创作情况，就让我把稿子放在了桌子上。
之后没几天，我的文章在《希望》版头题位置发了出来。只是我原来自鸣得意的题目《在含泪的笑声中静静地思索》被改成《心血化作红宝石》，让我有点儿小遗憾。
尽管我不到15岁就在开封地区文联主办的《中岳》上发过散文和散文诗，尽管之前我也多次在《奔流》《绿风》《牡丹》《中原文学》等纯文学刊物发表过组诗，尽管我也连篇累牍地在《河南日报》《河南青年》《青年导报》《教育时报》《拉萨晚报》《乌鲁木齐晚报》《濮阳日报》《郑州晚报》《商丘报》《鄂伦春报》上烹文煮字，可我更看重在《开封日报》上发的这篇文章，因为我发了那么多的文章，只有这篇文章学校领导看到了。
之后，《开封日报·星期刊》更是对我偏爱有加，不停刊发我的诗歌和散文，让初学写作的我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金聚泰老师、王海英老师，还有宝平、欣科等诸位兄弟，他们温文儒雅，谦恭善良，不遗余力地提携后学，让吾辈感念不已。
我之所以能在文学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和他们的真诚与无私、热情与善良密不可分。他们用火炬点燃我的文学之梦，不管燃烧过后的是舍利子还是灰烬。
后来，《开封日报》从铅印改成了胶印；后来，《开封日报》从小报改成了大报；后来，《开封日报》从自由路搬到了劳动路……
在改成对开大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刊》头版，《开封日报》发表了我的大特写《经商，铺天盖地的狂潮》，通栏标题，内文占了将近一版的篇幅，对练摊设点经商挣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篇文章的稿费一下子给了我120元，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小激动，要知道当时我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才200来块钱。
劳动路的新报社南边有个小酒馆叫“红蜻蜓”，不大，温情，有啤酒小菜，有扣碗面条。我和会敏、静沙、石峰等报社的诸位兄弟，时常在此“战斗”。喝酒、猜枚、聊天、胡侃，把酒临风、流连忘返，少年意气、不一而足。
青春的激昂，生命的律动，诗歌的诱惑，人生的磕绊，都沉淀在平平仄仄里，凝固在方块汉字中，让人浸润，让人留恋，让人难以忘怀。
我把岁月的河流里打捞出来的汉字放在河滩上晾晒，涛声过后，大浪淘沙，腌制过的陶罐依然熠熠闪光，依然用最后一颗盐粒折射出生命的苦难，让我在其中慢慢融化，不能自拔。
那天，又是一个冬日的黄昏，我去七大街报社新址打篮球比赛，看到十几层高的大楼拔地而起，直刺云天。可在我内心深处时常念叨的，仍然是自由路东段的老楼，仍然是劳动路北段的酒馆；仍然是日渐老去的金聚泰他们那一代报人，仍然是不会老去的方块汉字！
（作者原名刘海潮，男，1967年深秋生于豫东一个没有葡萄的葡萄架下。1982年发表处女作，之后有作品见于《诗刊》《星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著有诗集《葡萄架下》《黑里河》《黄河最后那道湾》等7部，主编“汴京诗丛”20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散文诗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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