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名的價值的被認識，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真正被肯定，恐怕還得再過二十年。”1996年3月，汪曾祺先生在《廢名短篇小說集》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汪曾祺先生承認：“我把廢名的小說反覆看了幾遍，就覺得力不從心，無從下筆，我對廢名的小說並沒有真的看懂。”與此同時，他又認為寫序是“義不容辭的事”。
一方面，在文脈傳承上，廢名與汪曾祺同屬京派。自周作人開山後，廢名是第二代領軍作家，而汪老的恩師沈從文則是第四代領軍作家。京派因強調“純正的文學趣味”，一度被邊緣化，但它的創作成績卻被歷史所銘記。
另一方面，汪曾祺先生的寫作有近似廢名處。沈從文曾評價廢名的作品“充滿了一切農村寂靜的美”，一改“五四”後作家一提起鄉村，必然是“冷酷、野蠻、原始、落後”的成見。廢名創作中遙望農業文明的那份“淡淡的哀愁”，在汪老的《受戒》《大淖記事》等名篇中，亦能相近似的況味。
遺憾的是，自汪曾祺先生的斷言到今天，22年已過，廢名仍是公眾眼中的陌生人。
200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廢名文集》，但只在非常小的讀者圈中產生了“廢名熱”。
今年以來，廢名的《如切如磋》《我認得人類的寂寞》《談新詩》《竹林的故事》《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莫須有先生傳》《少時讀書》等先後出版。考慮到廢名一生創作極少、長期被忽視，則2018年堪稱是“廢名年”。
這，或與版權到期相關，或與讀者心態轉變相關。
廢名
他的寫作總在跳來跳去
廢名本名馮文柄，湖北黃梅人，6歲時因患“老鼠瘡”（即淋巴結核），幾乎喪命，甚至連祖父都嫌棄他。病癒後，廢名的脖子上留下明顯的傷痕。廢名自小便覺得自己“彷彿是多餘的一個小孩子似的”。
少年時代的廢名多病，“五年的中學光陰，三年半是病，最後的夏秋兩季，完全住在家”，他的恩師周作人曾說：“廢名之貌奇古，其額如螳螂，聲音蒼啞，初見者每不知其云何。”
廢名後考入北京大學，卻以全班倒數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畢業後三年都沒能找到工作。1926年6月，他將自己的名字改成廢名，他寫道：“從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名字，就叫做廢名。我在這四年以內真是蛻了不少的殼，最近一年尤其蛻堗（同突）古怪。”
為得到每月工資僅二三十元的教職，廢名去求周作人，可見了周，因“座上有人”，竟不敢說出口。
在周作人幫助下，廢名在北大當了講師，據他的學生高翔回憶，廢名在講臺上常自問自答，旁若無人，令聽者每每不知所云。廢名因此被稱為北大“三大魔”之一（另兩人為錢玄同、傅斯年）。
獨特的經歷造就獨特的性格。廢名不僅人怪，下筆亦怪，比如他的代表作《理髮店》：
理髮店的胰子沫
同宇宙不相干
又好似魚相忘於江湖
匠人手下的剃刀
想起人類的理解
劃得許多痕跡
牆上下等的無線電開了
是靈魂之吐沫
廢名想寫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卻刻意套入“相濡以沫”的典故，以彰顯胰子沫、剃刀、無線電等構成的世界的荒誕，舞臺上擠滿了物質，靈魂被渴死在邊緣。
詩的立意甚高，讀來卻突兀，因廢名寫法獨特，即“文生情，情生文”。
從“理髮店的胰子沫”，廢名聯想到宇宙，又從宇宙聯想到“相忘於江湖”，又突然回到寫實——“剃刀”，再由“剃刀”聯想到“人類的理解”和劃出來的痕跡。最後，他又回到寫實——“無線電”，由它聯想到“相濡以沫”。幸好，“相濡以沫”與“相忘於江湖”是同一個典故，似有呼應，於是就算寫完了這首詩。
廢名東西難懂，他總是從一個意象跳到另一個意象。讀廢名的作品，猶如在意象的森林中尋路，可最後會發現，廢名自己也忘了在說什麼。
《竹林的故事》
廢名
周作人一語道破
詩有韻律、辭藻的偽裝，尚能矇混過關，在小說中，這種寫法的缺點更鮮明。以廢名的代表作《莫須有先生傳》為例：
“……但是我喜歡擔任我自己的命運，簡直有點自傲，我做我自己皇帝……”
老太婆只聽了“皇帝”二字，嘆氣道：“唉，皇帝早已轟走了，可憐見的，給你們一個姓馮的轟走了，我們這裡的人大家都恨他。”
“我並不姓馮，———我看你的樣子，你一定是一個旗人。”
“是旗人又怎麼的？我才瞧不起你們漢裝哩！多好看，一雙小腳！”
本是談個性，卻莫名其妙地引到“小腳”上，靠這種“你談前門樓子，我談胯骨軸子”式的誤會，居然串接成彼此相通的小說。固然可以說，這體現出“人與人是無法溝通的”“世界本來就是由誤會組成的”等，可對於讀者來說，未免太枯燥。
也許正是為了消除枯燥感，廢名特別強調語言美，他小說的每個細節均是精雕細刻。雖然整體難懂，細節卻清晰、乾淨，幾乎看不到長句，很少用形容詞。
比如《光年》中的描寫：
窗小而高，墻外是園，光線同湖水一般，綠青青的。陰鬱的病態過久了罷，見了白得刺目的太陽，虛弱的心頓時乾枯起來，猶之臨了同世人應酬，急的想找個窟眼躲藏。
寥寥幾筆，意在言外，可將如此精彩的細節串聯起來的，卻是低級誤會。
之所以這麼寫，廢名自有主張，他稱最喜庾信的詩句：“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認為：“讀者讀著就愛好這個形象，為庾信的文章所吸引了。”
對此，周作人有非常精彩的評價：“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約總是向東去朝宗於海，他流過的地方，凡什麼汊港彎曲，總得灌注瀠洄一番，有什麼岩石水草，總要披拂撫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腦，但除去了這些也就別無行程了。”
周作人未必贊成這種有形式、無內容的寫作方法，因此批評廢名後期從平淡走向“簡潔或奇闢生辣”，讓廢名大為失望。
對於廢名，同時代作家往往評價偏低。
魯迅批評廢名是：“過於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只見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魯迅也是廢名的老師，廢名在北大求學時，曾給魯迅編輯的《莽原》和《國民新報副刊》投稿，均未能發表。
沈從文則批評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傳》是：“此種作品，除卻供個人寫作的懌悅，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這工作意義上，不過是一種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罷了。”
然而，同時代學者對廢名卻往往評價偏高。
朱光潛稱讚說：“廢名的詩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後，你也許要驚歎它真好。”
葉公超的說法則有些故弄玄虛：“廢名，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觀察過社會、人生之後，以自己對人生、對文化的感受，綜合塑造出來的；是他個人意象中的人物，對他而言，比我們一般人眼中的人更為真實。”
作家與學者評價的截然不同，或有兩層原因：
其一，當時作家多將自己定位為引領時代的人，而廢名的創作遠離時代。廢名非常反感成為“多數派”，他說：“新文化應該是什麼？我想那應該是一個科學態度，也就是一個反八股態度。統觀中國，無論哪一家派，骨子裡頭還正是一套八股。”
其二，廢名的創作能喚起學者們的文化記憶，那是幾千年寫作傳統積累而成，正如周作人所說，自己也不知道廢名創作屬於哪一派，但“我喜歡讀他（指廢名），這就是表示我覺得他好”。
“五四”後的作家們文化記憶則相對淡漠。因為在向西方文學學習的過程中，沒能深入瞭解其背後的文化背景、寫作傳統等，只能從“內容為王”的角度進入，不自覺地形成了對形式的偏見。
如果只從內容角度看廢名，註定會大失所望。廢名自認為是哲學家，努力將儒、道、釋熔於一爐，以達成所謂的“道”，可他缺乏定義意識，他的“道”其實是一些粗淺、低級的類比和誤會，看上去很玄，其實邏輯不通、意思不大。對於求“新思想”的作家們來說，廢名不啻是一劑毒藥。
《我認得人類的寂寞》
廢名
他是“元白之路”最後的抵抗者
學者喜愛廢名，因為在他的寫作釋放了一個被“五四”遮蔽的傳統。
中國文學有漫長的白話傳統，即使是文言創作，也不乏“明白如話”的佳作，白話與文言未必截然對立。然而，胡適等人卻將白話文學預設為一次革命，並以“元白”（元稹、白居易）遺風確認其合法性，即“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元白”能否代表中國白話傳統的正統，本身就大可爭議，用他們來取代整個中國文學史，更屬誇張。強調“為時”“為事”，是為應對中唐後國力衰落、社會崩潰，而提出的臨時性主張，怎能視為創作的尺度？
元白之法的最大缺點在於：它預設了一個更高的“內容”，只需配上大眾能聽懂的“形式”，即為佳作。這不僅割裂了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模糊了創作與宣傳的界限，且必然帶來一種高高在上的幻覺，作家以能向低級讀者灌輸“更高級的內容”為榮。
所以，廢名刻意偏離胡適開創的“元白之路”，試圖用白話復興“溫李之路”（溫庭筠、李商隱），他提出，西洋詩歌都是單獨意象的堆砌，而溫李則是整體意象，即不能執著於單獨意象去理解詩。
事實是，李商隱很多詩的意象也是隨起隨落，如“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詩人從感覺不爽跳到打車，又從打車跳到古原，又從古原跳到黃昏。乍讀覺得句句是廢話，無非“人生苦短”四字，可這四字卻怎麼也概括不了這首詩。
文學一定要有一個超然於其上的內容嗎？形式本身是否只是工具？文學的自性是什麼？我們是為了快樂還是為了智慧而讀文學？或者，只有我們搞明白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廢名在寫什麼，才能被他的文字打動。
元白之路太俗，溫李之路太澀，爭論孰為正脈毫無意義，二者都是前輩們偉大創造的組成部分。只是在今天，知元白者多，懂溫李者少。
廢名被忽略，也算不奇怪。
文| 唐山
本文刊載於2018年10月23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報》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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