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部分農村成立紅白理事會倡導婚喪簡辦 “份子錢”不再惱人!


海南部分農村成立紅白理事會倡導婚喪簡辦 “份子錢”不再惱人!

深讀版面


我省部分農村成立紅白理事會,倡導婚喪簡辦,狠剎攀比之風

讓“份子錢”不再惱人

-海南日報記者 易宗平

田家少閒月,最怵“人情宴”。

“2017年,我的全部收入7萬元左右,但有一半卻作為人情支出了。”三亞市海棠區某村黨支部副書記李某榮有些無奈地說,“因為工作原因,我要與很多人打交道,婚喪嫁娶等人情往來真讓我苦不堪言。”

這樣的事,並非個例。

曾經一度,在我省一些市縣,村民在婚喪嫁娶中不惜債臺高築也要擺酒顯闊,陷入越窮越要“鬥富”、越“鬥富”越窮的惡性循環之中。而礙於情面不得不到場出“份子錢”的村民,即使囊中羞澀也得硬撐門面。

為改變這種“陋習”,今年以來,我省三亞、萬寧等地一些農村成立紅白理事會,倡導喜事新辦、喪事簡辦,遏制“天價婚禮”,提倡厚養薄葬,此舉不但樹立了新風尚,而且還讓村民騰出了更多精力和財力發展生產,成為鄉村治理的有益探索。


海南部分農村成立紅白理事會倡導婚喪簡辦 “份子錢”不再惱人!

支起一排大鍋,大擺宴席,是以前農村婚喪嫁娶常見的“盛況”。

A 打腫臉充胖子,“人情宴”上無贏家

大操大辦紅白喜事,成為苦不堪言的經濟負擔。儘管大家對這種“陋習”都很反感,但礙於情面,很少有人去抵制,輪到自家辦事,也只能隨大流

就像趕集似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擠滿了農家院落。院內已是人滿為患,院外搭起了帳篷,同時擺起數十桌酒宴,在午宴接著晚宴的“流水席”上,觥籌交錯,人聲鼎沸。這是2018年以前,三亞不少農村婚喪嫁娶的“盛況”。

說起農村的“人情宴”,許多“吐槽者”認為,“打腫臉充胖子”的事,對各方而言都很難有贏家。

不僅僅是送禮者感嘆年收入的一半用在“人情宴”上,辦酒者也對接待規模連稱“壓力山大”。

“以前我們在農村舉行婚禮時,儘管家境不寬裕,仍然借錢大擺宴席,因為擔心村民在背後說‘不擺酒是怕人家來吃飯’等閒話。”三亞市吉陽區六盤村村民董文雄說。

以前,一些大家族的老人去世後,宰牛祭祀,甚至一次性宰20多頭牛,很多白白浪費掉。老家在農村的三亞市吉陽區委宣傳部幹部符聰對此記憶猶新。

“去年我去參加一個‘人情宴’,發現那家主人宰了100多頭豬,豬肉堆放在院子角落裡,很遠就聞到了臭味。”三亞市育才生態區管委會青法村村民黎德說起這事時,下意識地用手捂了一下鼻子。

三亞市文明辦主任張紅豔介紹,2017年12月,三亞市委宣傳部組織專班對全市各區進行調研發現,農村“人情宴”名目繁多,諸如結婚、生子、升學、喬遷、喪葬等人情往來,讓許多村民不堪重負。“在大多數鄉村中,遇到高峰時段,一戶村民有時一天甚至會收到四五封請帖,因抹不開面子都要給紅包。一年下來,平均每戶村民要應付10場至20場紅白事。”她列舉道:“不少農戶辦喪事時,一般會保留祭祀豬牛、道公頌經、燒送紙錢、吹唱送靈、搭棚宴請等傳統,耗時很長,一場白事要花費2萬元左右。”

點評:

社會學博士、海南大學教授、海口市社科聯主席詹長智認為:陳陳相因的儀式典禮,難免累積一些消極的東西,要在揚棄中與時俱進,要發揮鄉規民約的規範約束作用和基層黨員幹部的模範表率作用,讓節儉的新風樹立起來。

B 婚喪簡辦的推行進度之快,出乎意料

這項改革,契合了群眾的需求,正好讓好面子的群眾“借坡下驢”,人們終於可以從沉重的“人情宴”中解脫出來。因此倡議一出,就獲得了群眾的支持

為改變這種現狀,今年以來,我省三亞、萬寧等地農村成立了紅白理事會,由村民討論通過《紅白理事會章程》《村規民約》。其中很多村規定,“婚事倡導婚車不超過6輛,參與婚宴家庭只來1人(除直系親屬外),每桌支出不超過600元,紅包不超過200元”“喪事簡辦,控制規模,要在3天內出殯”。

“紅包不超過200元”的封頂,正好讓好面子的群眾“借坡下驢”。一位基層幹部說,之前感覺千百年來形成的風俗習慣改變起來會很難,但實施的過程中發現,只要有人領頭頂住閒言碎語,群眾的支持度超出了想象。

“紅白理事會的推行進度之快,出乎我們的意料。”張紅豔介紹,“我們原本是計劃到2018年底,在三亞92個村都成立紅白理事會並確保有效運行,沒想到6月底就實現了這個目標。”

“因為這個改革,契合了群眾的需求,人們終於可以從沉重的‘人情宴’中解脫出來了。”吉陽區大茅村黨支部書記高正才說。

除了三亞市的鄉村,今年萬寧市北大鎮尖嶺村也成立了紅白理事會。“我們村獎懲分明、公平對待。”尖嶺村黨支部書記黃家全說,經過村民討論和表決後,出臺了“紅七條”,對積極參與的村民最低獎勵200元、最高獎勵1000元;還出臺了“黑十七條”,對入“黑榜”者則進行曝光和教育。

點評:

經濟學博士、三亞學院盛寶金融科技商學院執行院長高一蘭認為:農村紅白理事會對禮金設置不超過200元甚至100元的“上限”,這實際上是政府調節價格機制在起指導作用,為村民之間提供體面的“人情臺階”,引導他們作出理性的經濟選擇,形成新的價格契約。

三亞、萬寧等地農村紅白理事會的設計和實踐,是我省鄉村治理的組成部分。政府可以發揮經濟槓桿的調節功能,找準同頻共振的利益鏈接點,引導村民把精力、財力投入到產業發展上。

C 姐弟的爭論

姐姐認為“祭而豐不如養之厚”,弟弟顧慮村中習俗,到底該如何抉擇?

10月24日,蒲麗娜回到三亞吉陽區中廖村的孃家老屋,打開窗子,掃地拖地,擦乾淨了桌子和床頭上的灰……就像母親還在一樣,這是母親離開她的第25天。

今年9月30日,蒲麗娜的母親病逝。按當地習俗,老人過世,從做道場到出殯需要20多天,誰把老人的喪事辦得越隆重就越孝順、越奢華就越風光。可是,蒲麗娜的母親去世第二天就出殯安葬,沒有宰牛祭祀,沒有賓客滿堂。

蒲麗娜和家人做了不符合習俗的事。

意外的是,提及蒲麗娜,村裡人不僅沒有風言風語,反而紛紛豎起大拇指稱她是孝女。

背後究竟有什麼緣由和故事?

時光回溯到2012年。得知母親患了癌症,遠嫁重慶、已有一個孩子的蒲麗娜與丈夫商量後,一同來到中廖村附近的荔枝溝村生活。他們一邊打工掙錢協助兄弟為母親治病,一邊抽空照顧住院的母親。2016年起,病情惡化的母親癱瘓了,此時蒲麗娜已有了第二個小孩,既要哺育小孩,又要伺候母親。“每天忙得像旋轉的陀螺一樣停不下來。”蒲麗娜回憶。

近年來,蒲麗娜為母親擦洗身體、接屎接尿,用行動書寫了“久病床前有孝女”的佳話。母親彌留之際叮囑女兒:“這麼多年你們伺候得很周到,我很滿意,我的後事不要大操大辦。”

蒲麗娜與哥哥、弟弟商量如何辦葬禮時,“不要大操大辦。”蒲麗娜說出了母親的“遺囑”。

哥哥點了一下頭,但弟弟卻有其他考慮:“應該按照村裡以往的習俗,借債也要辦得隆重一些,況且多年前爸爸去世時家境更差,但喪事辦得還算體面,這次也不能失了面子。”

正在姐弟意見不一時,中廖村紅白理事會派人來弔唁蒲麗娜的母親,建議他們喪事簡辦。

儘管有思想鬥爭、有面子觀念之別,蒲氏兄妹最終還是決定簡辦,沒有按照舊習俗宰牛祭祀,只邀請直系親屬和鄰居參加簡化的葬禮。

“蒲麗娜在母親生前貼心伺候,母親離世後主張簡辦喪事,真正做到了厚養薄葬。”中廖村紅白理事會副秘書長黎慧爽說。

點評:

 詹長智認為:婚喪嫁娶儀式具有守望相助、社會教化、社會整合、文化傳承等多重功能,比如葬禮中追思先人、不忘根本,婚禮中感念父母養育之恩、勉勵夫妻互敬互愛,這些積極因素應該保留,但擺酒比闊、奢侈浪費,這些應該予以摒棄。

婚禮簡辦,意義不減。政府因勢利導舉辦集體婚禮,既不鋪張浪費又不落俗套

5月份的微信朋友圈記錄著王強的幸福時光:

5月17日,3張試穿婚紗的照片。

她寫道:開心激動!

5月18日,一段太陽光暈視頻。

她問:會有奇蹟發生嗎?好期待呀!

5月19日,4段婚房視頻,婚床上,是紅色的天鵝裝飾和玫瑰花瓣擺成的愛心圖案。

她說:不捨得睡上去,怕弄亂了“愛心”。

5月20日,轉發海棠區“新時代·新風尚”集體婚禮視頻和圖片,而她和丈夫張少安正是其中一對新人。

很多女孩覺得結婚這個人生的重要時刻,要辦得隆重奢華才有意義。可是這對新人,他們對此卻有不同的理解。

日前,海南日報記者走進了他們位於三亞市海棠區藤海漁村的家。“集體婚禮,既不鋪張浪費又不落俗套,收穫了親朋好友的祝福,那是我們特別幸福、特別難忘的時刻,這樣的婚禮對我們很有意義!”王強回想當時的情景,仍激動不已。

海棠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偉告訴海南日報記者,海棠區各村在成立紅白理事會基礎上,為了進一步打造“升級版”,弘揚“喜事新辦”的風尚,徵集到9對新人,於今年5月20日舉辦了海棠區首屆免費集體婚禮,群眾反響特別好。今後,他們將每年持續開展這類活動,因勢利導,吸引更多的農村青年男女參與,促進移風易俗。

點評:

高一蘭認為:面向農民免費舉辦集體婚禮,是地方財政主動作為,運用經濟槓桿調節農村婚禮中合理經濟行為的體現,減輕了參加者的經濟負擔,有利於在農村樹立新風尚,值得推廣。

E 父母的“小算盤”

大操大辦既讓自己費心費力,又讓親友增加負擔,還不如省下錢和精力發展生產,一家人把小日子過得更好

山巒重重,道路彎彎。

10月18日,經過數公里崎嶇的山路後,海南日報記者來到了三亞市吉陽區六盤村,蒼翠之中一幢造型精巧的小洋樓躍入眼簾,這是女孩董佳佳的孃家。她的父親董文雄、母親符春華,都已年屆六旬。家裡有近20畝進入豐產期的芒果林以及檳榔林等,每年穩定收入10餘萬元。董文雄自己設計修建了一幢小洋樓,一家人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今年5月20日,董佳佳與男朋友肖建建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禮簡辦。

“我是在電話中跟父母提出來的,沒想到他們很快就同意了。”董佳佳說。

董文雄坦言:“這些年來,我們也參加了許多婚喪嫁娶的儀式,禮金並沒少支出。如果女兒出嫁不大辦酒席請客,以前開銷的那些禮金就無法‘回籠’,實際上是‘打水漂’了。”

既然明白這個“賬”,為什麼董家同意了簡辦婚禮呢?

“我們農活太忙,女兒佳佳出嫁,如果擺酒宴會浪費很多時間和精力。”董文雄說,“村裡的紅白理事會一宣傳、一算賬,我們認識到大操大辦既讓自己費心費力,又讓親友增加負擔,還不如省下錢和精力發展生產,把小日子過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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