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基本上都會將彼得一世改革當做俄羅斯近代化的開場。的確，這位在歐洲秘密考察歸來的領袖回到俄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所有貴族都脫掉長袍，換上西式禮服。原本被視作聖潔象徵的大鬍子統統剪掉。一切都按西方的做派來。
“彼得一世改革”諷刺畫
連娛樂方式也西方化了，貴族們忙著舉辦法式沙龍，說法語，女士們將身體擠進時尚的緊身胸衣，趕赴一場又一場豪宅裡的音樂會、化裝舞會。至少在社交場合，誰不歐化，誰就是土老帽，會被排擠。
彼得一世通過這種方式，大大削弱了那些因循守舊貴族的影響力，但也給俄羅斯的文化引入了一條大“鯰魚”。
在之後的100年時間裡，俄羅斯的上流社會跟著西歐的流行品味。普希金在《黑桃皇后》中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孩子問他的老奶奶，俄國小說如何？老奶奶非常吃驚地反問到：難道有俄國小說嗎？ 《黑桃皇后》
不僅是文學領域，當時俄羅斯上流社會在表面上是一個西歐人，把西歐奉為自己的精神原鄉。俄羅斯本土的文化元素一直保留在民間，遲遲得不到發展。直到19世紀中期，俄羅斯的音樂還在岔路口彷徨。彼時，歐洲音樂已經邁過了巴赫、貝多芬、莫扎特，進入浪漫主義時代。而在俄羅斯這邊，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女皇100年前引進的宮廷趣味還在大行其道。唯一值得被書寫的，只有格林卡在1836年所做的《為沙皇獻身》，你聽聽這名字……
不過，隨著法國王室被大革命摧毀，繼而一代雄主拿破崙入侵了俄羅斯。這些事件不僅終止了俄羅斯帝國原本崇尚的法蘭西趣味，也觸發了帝國民眾的民族熱情。老大一個帝國，難道就沒有自己的音樂？非得照辦照抄西方那一套嗎？
這一切都看起來那麼熟悉，當時的音樂界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以五位年輕的業餘音樂家所組成的“強力五人團”，他們想要遠離已經成為規制的西方學院派音樂，發掘俄羅斯民間音樂的元素和框架，做“真正的”民族音樂。在他們眼裡，老一輩的格林卡是這條路上的引領者。
而在另一派看來，格林卡的音樂劇也無法擺脫西方音樂的形式。既然西歐已經發展出了一套先進的音樂理念，那俄羅斯人通過學習，就一定能夠全盤吸收，並且能夠做的比西歐人更好。這種觀念的代表是安東·魯賓斯坦和尼古拉·魯賓斯坦兩兄弟。
於是，1862年，安東·魯賓斯坦在聖彼得堡建立了俄羅斯第一所專業音樂學院——聖彼得堡音樂學院。在這之前，學習音樂是上流社會的專屬，老師都是請到家裡來教，而且很貴。聖彼得堡是以彼得一世命名的城市，是俄羅斯全盤西化的代表。在這裡建立音樂學院，其含義不言而喻。
在第一批招收的學生裡，有個叫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22歲年輕人。柴可夫斯基原來個法學生，大學畢業以後在司法部工作了不長的時間。然而他酷愛音樂，無法忍受沉悶看不見盡頭的文書生涯，就從工作崗位上離職，全身心投入到西方音樂的學習中，在這之前，他僅在家庭教師那裡斷斷續續地上過一些鋼琴課。
魯賓斯坦兄弟
柴可夫斯基的傳記很多，這裡我就不照搬照抄了。簡單點說，他在安東·魯賓斯坦那兒學了3年，進步神速。第三年的時候，“圓舞曲之王”約翰·斯特勞斯來基輔訪問演出，前來觀摩的同學大膽向斯特勞斯舉薦了柴可夫斯基的舞曲《少女之舞》。斯特勞斯拿到作品，非常欣賞，馬上在音樂會上演奏了它。這也是柴可夫斯基在俄羅斯大眾面前的首次亮相。
在俄羅斯極度缺乏音樂人才的時候，柴可夫斯基一畢業就很快找到了工作。1866年，老師的弟弟尼古拉·魯賓斯坦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二所音樂院校——莫斯科音樂學院，邀請柴可夫斯基前來擔任音樂理論與和聲的教授，而且是教授委員會的成員。
莫斯科音樂學院今景
他在音樂學院呆了12年，編寫了《和聲實用指南》，還把歐洲音樂理論家的作品翻譯成俄文引介進來
由於柴可夫斯基的加盟，莫斯科音樂學院成為輸出西歐音樂教育的重鎮，自然也就引來“強力五人團”的攻擊。然而，難能可貴的是，柴可夫斯基與“五人團”私交不錯，雖然他認為一個作曲家首先必須在音樂技法上非常紮實，而“五人團”所欠缺的恰恰是正統的音樂訓練，他們的所謂民族音樂的路子一定走不長遠。因此當年五人團力邀他加盟的時候，他拒絕了。
不過，他也不認為老師安東·魯賓斯坦一味追隨西方音樂傳統是正確的。魯賓斯坦僵化地認為，當時的音樂除了肖邦、舒曼之外，就沒有什麼重要作品了，俄羅斯更是不值一提。
柴可夫斯基準確地意識到，音樂的發展並不是民間與學院的截然分野，而恰恰是兩者的有機結合。西方傳統音樂一路走來，一直在持續不斷地挖掘和吸收各民族的民間歌曲，而到19世紀下半葉，基本上所有能利用的民間元素都已經被髮掘殆盡了。只剩下俄羅斯。
也就是說，對於柴可夫斯基來說，音樂路線的爭論並不是簡單的“要不要保持民族性”的問題，他自覺地站在更高的層次：俄羅斯的確需要西方音樂，西方音樂更需要俄羅斯。俄羅斯屬於世界。
柴可夫斯基
1869年，他創作了幻想序曲《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如歌的行板”讓“說法語的傢伙”托爾斯泰留下了眼淚。
1890年，《黑桃皇后》首演，他不敢看，在街上溜達。突然他聽見對面走來的人群正在哼唱著作品中的二重唱。唱歌的人群裡就有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貝諾瓦、佳吉列夫。貝諾瓦在晚年寫道：“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幾乎是我從童年時就在等待的作品。”
是柴可夫斯基開創了一種獨特的俄羅斯古典音樂傳統，找到了彌合西方文化和民族主義的道路。
雖然1878年之後就離開了莫斯科音樂學院，可是兩者之間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直到柴可夫斯基生命的終結。每次魯賓斯坦兄弟組織的莫斯科音樂協會的音樂節，柴可夫斯基都要將自己的作品委託演奏，其中包括他的前三首交響曲——冬日的幻想、“小俄羅斯”和“波蘭交響曲”；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授常常是他作品的首位表演者；他的歌劇《葉甫蓋尼·奧涅金》首演則直接委託給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學生們。
柴可夫斯基英年早逝之後，在他去世週年紀念日舉行音樂會和晚會就成了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傳統。1940年，當時的蘇聯最高蘇維埃頒佈法令，將音樂學院改稱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直至今天。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地位的下降，很多有才華的音樂家都被延請至經濟更好的國家，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專業地位已經不如當年，但學院內柴可夫斯基的雕像，依然佇立著。它提醒我們，只有主動擁抱世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學院內柴可夫斯基的雕像
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莫斯科音樂學院成立的同一年，另一個落後的東方國家——大清國，也成立了一所旨在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的學校——馬尾船政學堂，向英法學習造船、開船、射擊和軍事科學，開啟了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也許，這就是歷史的巧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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