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國經濟急需高質量發展，如何精準發力，落一子而活全局？
12月25日晚7點，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里曼講席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白重恩在人文清華講壇發表名為《中國經濟何處破局》的主題演講，盤點了2018年的經濟形勢，指出政府驅動投資的降速在方向上是正確的，否則會陷入低效投資的惡性循環。政府驅動投資降速的同時，希望民間投資能增速，但企業稅費負擔較高，不利於民間投資的增速。為了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養老保險降費和其他配套的社保改革，將是盤活棋局的一個有力措施。
白重恩教授同時還擔任清華大學中國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經濟聯合研究中心聯席主任，清華大學—芝加哥大學經濟與金融聯合研究中心管委會聯席主席。曾任教於波士頓學院、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中國信息百人會成員、國際經濟學會執行委員會成員以及亞洲開發銀行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布魯金斯學會非駐會（non-resident ）高級研究員。主要學術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和發展、公共經濟學、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國經濟。
千餘名觀眾到場聆聽演講，同時眾多的網友在場外觀看了在線直播。
以下為演講實錄，約一萬字。（全文讀完約15分鐘)
老師們、同學們、各位聽眾：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想在這兒分享一下我對中國經濟的思考。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也特別感謝人文清華講壇給我提供這樣一個機會。
2018年的中國經濟確實給我們提出了很多挑戰，如果我們看一些經濟數據，看到有一些指標增長速度不一定有去年快。比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是下降的，今年前11個月的增速是5.9%，而去年的增速是7.2%。還有一些其他的指標也告訴我們面臨一些困難。
我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怎麼看待中國現在的狀況？除了怎麼看之外，我們還要問一下怎麼辦？一定有很多事可以做，但是能不能找到這樣一個有一點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措施，只要把這件事做好，就有可能牽動很多其他方面，緩解很多問題？我想跟大家來做一些分析。
2018年中國經濟四大特點
今年面臨的困難是從哪兒來的？我覺得可以從四方面來考慮。
1.政府投資減速·不得不減
一個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比較慢，特別是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速減緩。比如，基礎設施投資2017年和2016年相比，年增長率是19%，但是，今年前11個月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長速度只有3.7%。所以政府主導的投資減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嗎？其實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們需要讓政府主導的投資減速，讓經濟結構得以調整。這樣的減速雖然短期內帶來一些陣痛，節奏可以商榷，但是長期來說方向是對的。
2.金融監管加強·不得不強
另外一個問題是很多民營企業獲得資金非常困難。某些金融工具風險比較大，而這些金融工具又是民營企業融資的重要渠道，現在為了防範風險要加強監管。在加強監管的過程中，某些給民營經濟輸血的渠道變得不太暢通，短期來說影響了民營經濟的增長。但是也是不得不做的，如果不加強監管，未來面臨的風險會非常大。加強監管的節奏可以考慮如何把握得更好，但長期而言方向仍然是對的。
3.稅費徵收規範·不得不收
第三，稅費徵收更規範。比如營改增，使稅收徵管的力度加強。稅收徵管加強是好事，該納稅的都納稅了，對於守法納稅的企業更加公平，減少扭曲。但是徵管力度加重之後，企業會覺得稅負加重，發展受到影響。除了稅以外還有社保繳費。2019年年初社保的徵繳部門將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轉向稅收部門，人們就擔心，稅收部門有很好的手段來徵繳，是不是社保繳費會加重？徵繳加強是好事，讓財政收入增加，讓稅費負擔更加公平，但是有可能會使得企業覺得稅費負擔加重。
4.國際環境變化·不由自控
最後一個不是我們自己能控制的外界因素。2018年中國經濟還經歷了國際貿易摩擦，外界發生了變化，對經濟產生了影響，使得我們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個對我們的經濟發展也不是非常有利。
政府主導的投資有其歷史原因
面臨這些困局怎麼辦？為什麼應該讓政府主導的投資減速？我先講一下經濟發展的大背景。
2008年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的金融危機。很多國家都做出反應，中國也做出了反應。當我們面臨外部的巨大沖擊時，外貿需求大幅降低，要創造國內的需求來度過難關，因此我們進行了強有力的財政刺激，為了保增長和穩定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也帶來一系列的反應和後果，這些影響直到今天仍然還在。
1.2008年前後GDP增長對比
這張表中對兩個不同階段的GDP增長的來源做了一些分析。增長是要素積累和效率改善帶來的。比如說人力資本積累帶來多大增長，物質資本積累帶來多大增長，效率改善帶來多大增長。2008年之前的30年和2008年到現在的10年有什麼差異？
首先是增長速度不同。前面的30年平均每年增長10.5%，這10.5%從哪兒來？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是3.21%，也就是說在前30年的增長有32%來自於人力資本積累。效率改善帶來多大的貢獻？經濟學中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經濟增長的綜合效率，這個指標的改善帶來的年均增速是6.42%。可見
那段時間的增長主要來自於人力資本積累和效率改善。剩下來的0.62%是資本產出比增加帶來的。所以第一階段的30年中，經濟的增長其實比較高效。2008年到2017年，GDP年均增速為8.2%。這也是一個不慢的速度，但是跟前面30年相比還是慢了，更重要的是增長來源有了很大變化。第一，人力資本積累的對GDP增長的貢獻從前面的3.21%變成1.04%，這是趨勢性的不可逆轉的變化。很重要的是人口結構改變了，前面30年是享受人口紅利的，適齡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參加生產，產出的總量增長會較快。但是從2010年開始，人口紅利逐漸消退了，所以人力資本積累對GDP貢獻下降了。
另外一個是教育改善的速度也在減緩。改革開放初期大學入學率是百分之二點幾，現在是百分之四十幾，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造成人力資本積累快速增長。但是現在不可能有那樣快速的增長了。這也是一個不可逆的變化。
另外兩個部分值得我們研究。其一，效率改善對GDP增長的作用只有以前的一半左右，以前是6.24%，到了後面只有3.18%。這是很重要的變化。其二，資本產出比發生變化。前30年資本產出比增加帶來的年均增速是0.62%，但是2008年之後上升為3.94%。每生產一塊錢的GDP用的資本越來越多。資本積累的速度快於GDP增長的速度，短期內會帶來一些增長，但是長期而言這樣的增長不可持續。這有兩個原因，其一，要持續這樣的增長，必然要擠壓消費，因為用於投資的產出就不能再用來消費了，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發生的事。因為我們希望老百姓從增長中有更強的獲得感，所以希望居民消費保持比較快速的增長。其二，要維持資本產出比接近4%的增長，會導致效率改善的速度減慢。這也是為什麼後面的10年，效率改善對GDP的貢獻沒有前面那麼大了。2008年以來到現在，經濟結構產生了這些變化，而這些變化不是非常有益，我們希望能使效率改善，對經濟的增長起到更大的作用。
2.低效投資的惡性循環
投資效率在2008年前後也有明顯變化。2008年之後投資回報率是下降的趨勢。2008年為了保增長做了財政刺激，很重要的體現方式就是政府主導的各種投資，政府驅動的投資如果發展速度過快會帶來投資回報率的下降。
我們很難獲得特別好的關於政府主導的投資有多少，民間主導的投資有多少的數據。但是很多企業為了投資要發行債券，只要發行債券，就要公佈資產負債表，這是公開的信息，我們把發債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收集起來，來分析一下不同企業投資的效率怎麼樣。
把這些企業分成兩類，一類是發行過城投債的企業，通常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另外一類是其他的企業。通過比較發現，兩類不同的企業投資帶來的回報率不一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做的投資帶來的回報率比較低。
這兩類企業在經濟中佔的比重如何？融資平臺資產總額佔所有發債企業資產總額的比例，在2017年之前持續上升，而其他企業佔的比重則是下降的。投資回報率比較低的部分佔的比重在上升，投資回報率比較高的部分佔的比重在下降，使得整體的投資回報率下降了，這是為什麼2008年以來投資回報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處理不好，就有可能陷入一個低效投資的惡性循環。政府驅動的投資要佔用資源，要使用勞動力、資本、土地。而這些資源被用了以後，民間投資要獲得這些資源成本就變得比較高，所以民間投資就有可能受到壓抑。如果政府驅動的投資增長更快，民間投資驅動增長得更慢，而兩類投資的回報率不一樣，回報率比較低的投資增長快，回報率高的投資增長慢，就可能帶來總體效率的下降。總體效率下降了以後，為了實現增長目標，要進一步加大財政刺激，進一步擴大政府驅動的投資，就形成一個循環，這樣的循環如果走不出來就陷在裡面，我們不希望被陷在這樣一個循環裡。
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政府的很多投資是通過舉債來做的。它要還債怎麼辦？借新債還舊債，造成債務積累非常快。所以過去這些年債務積累速度比較快。這兩年去槓桿的措施對債務積累的速度進行了控制。
中國經濟急需高質量發展 ，走出低效投資的惡性循環怎麼走出這樣的怪圈？
我想強調一點，低效投資的惡性循環可能由於設定過高的增長目標而變得更加嚴重。因為如果設定過高的增長目標對財政刺激的需求就會更大。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做幾件事。第一，不要設過高的增長目標。第二，不斷改善投資結構。讓低效投資增長速度慢一點，讓高效投資增長速度快一點。
1.制定合適的增長目標
什麼是過高的增長目標？判定增長目標是否過高，標準是什麼？那就要看什麼是合適的增長目標。
GDP=勞動生產率×勞動力總量。GDP增長率= 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勞動力增長率。
勞動力的增長速度是可以預測的，目前我們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在減慢，因為人口紅利在消退。但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怎麼來預測？
我想請大家來看這樣一個圖。這個圖是從全球很多的經濟體的增長曆史中得到的數據。橫軸表示的是某個國家在某個歷史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縱軸表示的是這個國家在同樣歷史階段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首先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國家情況差異非常大，紅色的這些點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非常快，白色的這些點勞動生產率的速度非常慢。紅色的和藍色的點，代表著實現了經濟增長潛力的國家和地區，或者說最成功的經濟體，它們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在逐漸下降。
如果我們相信，我們國家未來繼續是一個成功的經濟體，會實現經濟增長的潛力，我們就假設未來我們的勞動生產率的改善軌跡和這些紅色的、藍色的點所代表的趨勢是一致的。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假設，就可以對我們未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做預測。
我們作了預測以後發現，勞動生產率潛在增速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將從2016年的6.12%下降至2050年的4.04%。勞動力增長率則將從2016年的0.24%逐漸下降至2050年的-1.19%，人口紅利在消退，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間勞動力的增速還是正的，到後面就會是負的，勞動力會減少。主要原因是15-64歲的適齡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自2010年開始持續下滑，並且直至2050年還會持續下降。目前我國勞動力趨於短缺。
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加上勞動力增長率就得到潛在經濟增長速度（GDP增長率)，2050年之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在2016-2020年間，即十三五期間為6.36%，2021-2025年間為5.57%，2026-2030年間為4.86%，2031-2035年間為3.97%，2036-2040年間為3.28%，2041-2045年間為3.29%，2046-2050年間為2.85%。如果把經濟增長目標定得過高，超過我們能實現的潛力，這時候就需要很大力度的財政刺激，就會帶來前面說的那些問題。
2.減少低效的政府投資 增加高效的民間投資
假定目標增速定對了，怎麼充分實現我們的經濟增長潛力？能否實現潛力跟效率有很大關係，而效率又跟投資結構有很大關係。如果政府投資增長過快，民間投資增長過慢，效率就可能會比較低。當然有一些學者不同意。他說有的時候政府投資多了會改善企業的生產環境，會促進整體的投資效能，我相信這個觀點在中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對的，那個時候基礎設施特別短缺，所以政府主導的投資有特別大的作用。但是當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之後，還做過多的基礎設施投資可能就會對效率產生負面的影響；最近的基於數據分析的實證研究支持這一論斷。
如何減少低效的政府投資，增加高效的民間投資？2018年已經開始這樣的努力了，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速與去年相比大幅下降。政府投資減速了以後，民間投資是否會隨之增加？如何增加高效的民間投資？
1）居民消費有待提高
企業考慮投資時，如果成本太高，覺得無利可圖可能就不願意投資。所以要讓企業願意擴大投資，就需要有效控制成本，這是一個方面。第二，他生產出來的東西要有地方能賣。我們享受了40年良好的國際環境，但是現在外部環境面臨一些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更需要依靠拉動內需來促進經濟發展。內需中居民消費是最需要改善的，我們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在37%左右，在全球來說是比較低的。在G20國家中只有沙特阿拉伯比較低，它是非常獨特的經濟體，因為高度依賴於不可再生的資源，所以要為未來做準備，因此現在居民消費率低。其他G20國家的居民消費都超過50%。如果我們能增加居民消費，同時又降低企業成本，那麼民間投資就會上去。
2）營商環境改善，制度成本在降低
降低企業的成本主要是兩方面，制度成本和稅費成本。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成本，但這兩方面成本比較重。關於制度成本，我們這些年在減政放權方面，在改善營商環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世界銀行有一個報告度量各經濟體的營商環境。
今年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在190個經濟體中，我們營商環境的排名排到了第46位，去年是第78位。所以，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民營企業要獲得資金還會面臨很大的困難，這也是營商環境的一部分，這方面還要繼續做努力。3）改革企業稅費負擔有利於提高投資效率
除了制度成本之外還有稅費負擔。很多企業都覺得稅費負擔過重。
世界銀行對各個經濟體的企業所面臨的稅費負擔做了一項研究。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的報告中，企業稅費負擔越重排名越靠後，我們在這方面的排名是114，說明企業稅費比較重。
另外，他們還對各個國家的稅負到底有多大做了一個估計，除增值稅之外的稅費佔一個典型中國企業利潤的比例為68%，而印度為60.6%，德國為49%，日本為48.9%，美國為44%，全球平均為40.6%。這些稅費負擔會影響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因而也會影響我們的投資結構。
如果我們把積極財政政策的體現方式做一個轉變，控制好基礎設施投資的力度，把用來做基礎設施投資的一部分資源用來降低稅費，企業的成本降低後就會做更多的投資。這樣總體投資的效率可能會改善，經濟下行的壓力就不會那麼大，就可以走出低效投資惡性循環的怪圈。
那麼應該降什麼稅費？我們看哪一項稅費比較重。
我們把企業面臨的稅費分成兩類。一類是跟社會保障相關的，另外一類是其他。
社保繳費在中國企業利潤中的佔比為48%，而德國這一比例為21%。如果扣除社保繳費的比例，中國企業其他稅費（不含增值稅）的負擔僅為20%，而德國反而有28%。與其他國家的情況相比也會得到類似的結論，並且增值稅稅率也不是特別高。可見造成中國企業稅費負擔高的，是社保繳費，而不是人們常說的那些稅。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養老保險降費
1.社保繳費中養老保險最高
社保繳費裡面哪一塊是大頭？相對於其他社保繳費，職工養老保險繳費率最高，其中企業繳費率佔了20%，個人繳費率佔了8%。很多人很關心個人所得稅，每年開人大的時候，很多人大代表都會提降低個人所得稅。但是比較一下職工養老保險的繳費和個人所得稅，2017年全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是個人所得稅的2.8倍，這是更重要的、對我們影響更大的一個稅費。
2.關於養老保險降費的一些問題
可見，要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要提升經濟效率，降低職工養老保險的繳費率是一個重大方面。養老保險降費以後，社保基金的收入減少，是不是會降低養老待遇？退休職工的收入會不會減少？這是人們自然要關心的一個問題。職工不繳、企業不繳，誰繳？錢從哪兒來？如果沒有新的來源，不降待遇怎麼可能？
另外還有一個歷史欠賬的問題。以前計劃經濟階段，沒有社會養老保險這一說，企業負擔所有的東西。後來開始改革國企的時候，發現讓企業承擔養老對企業的負擔太重了，對國企改革形成巨大阻力。為了推動國企改革設立了社會養老保險機制，把企業的負擔挪到社會。把其他正在工作的人繳納的養老保險費放在保險基金裡面，用這些錢來支付已經退休，但過去沒有繳費的人的養老待遇。為了讓國企改革更加順利，應該這樣做。這樣的歷史負擔是我們現在繳費率比較高的一個原因。因為同樣的原因，觀察養老保險繳費率比較高的經濟體時，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養老保險繳費率比較高的經濟體大部分是以前的計劃經濟國家。
還有一個問題是養老保險降費是否意味著延遲退休？很多人反對延遲退休，這也是一個應該想、應該問的問題。
3.用國有資產來解決歷史欠賬問題
我想就養老保險的改革提一些我的看法。
當把歷史欠賬的問題和制度設計放在一起時，會很困難。因為有歷史欠賬，設計制度的時候要選擇更高的繳費率才可以。如果把歷史欠賬的問題用其他方式來解決，在沒有歷史負擔的情況下，重新設計我們的養老保險，那麼設計出的養老保險制度可能會更加合理。
我們能否不通過向現在的職工收費來解決歷史欠賬的問題？其實是可以的。中國經濟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我們有大量國有資產。當初改革，為了解決國有企業負擔，把它們的退休職工挪出來放在養老保險的池子裡，這給企業的發展帶來非常好的機會，因為輕裝上陣，就可以不斷有積累。有一些企業發展很好，積累了很多資產，就可以拿這些資產的一部分來解決歷史欠賬的問題。其實國有資產不僅僅是國有企業擁有的那些，還有各種各樣其他的資產，這些資產應該好好使用，不讓它們浪費、流失。它們很重要的一個作用是可用來解決歷史欠賬的問題。如果用國有資產來解決歷史欠賬問題，卸下包袱以後再來設計一個養老保險制度，將會是一個負擔比較輕的養老保險制度，也是一個財務可長期持續的養老保險制度。
4.個人帳戶與政府補貼相結合
另外，我們職工養老保險中有兩部分，一部分是統籌賬戶，一部分是個人賬戶。有人很反對擴大個人賬戶，有一定道理，因為個人賬戶的再分配功能比較弱。所謂的個人賬戶就是我繳費之後這些錢記在我的賬上，到退休的時候看一看賬上有多少錢，多就多拿錢，少就少拿錢。統籌賬戶是大家把錢繳到一起，退休之後從這個池子裡拿，拿多少和繳費多少有一定關聯，但是關聯不是很密切，再分配功能比較強。但是，個人賬戶也有其優勢，它給人們帶來的感覺是我繳進去的錢未來還是我的，所以繳費的積極性會比較強一點。怎麼把個人賬戶對於繳費積極性有利，和統籌賬戶再分配的功能有效結合起來，使得人們既有激勵去繳費，還能實現一定的再分配，使得低收入的人老了以後能得到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其實這也是有辦法的。在個人賬戶中，政府可以對低收入參保者的繳費進行補充。如果收入比較低，個人繳多少錢，政府進行相應的補充，增加低收入者個人養老賬戶的積累，這樣在繳費的時候就已經實現了再分配，用財政的能力，用國有資產來對這些低收入的人群進行補助，最後可以實現一個功能：既有個人賬戶，它能夠讓人們有比較高的繳費積極性；同時又能對低收入者的繳費進行補充，來保障再分配。這樣可以建立一個精算平衡的養老保險體系，每一個人繳的費加上政府補貼，和退休以後拿出來的待遇，精算上是平衡的，每一個人都是平衡的時候，整個系統也是平衡的，養老保險的長期可持續性也就得到了保障。
5.給職工選擇退休年齡的空間
第三個方面是關於退休年齡。
從2010年起，我們的人口紅利就開始消退了，15歲到64歲之間的適齡勞動人口占勞動人口的比重不斷下降，甚至絕對數也在下降。15歲到64歲之間的人每年以幾百萬的速度在減少。未來，我們的勞動力供給會面臨短缺。 這就要考慮，未來如何使得我們的勞動力能得到更加高效的使用。
以前設計養老保險的時候，預期壽命是六十幾歲，現在預期壽命是77歲左右，過去的制度不再可持續，需要考慮延遲退休年齡。當然人們希望有更大的靈活性，如果到了60歲就打定主意想退休了，怎麼辦？我們可以在制度上留下更大的選擇空間。比如說選擇60歲退休，待遇是什麼樣的，選擇65歲退休，待遇是更高的水平。如果設計的這些待遇跟退休年齡之間的關係比較合理，晚一點退休，退休以後會有更好的待遇，那可能人們就會傾向於自願選擇晚一點退休。制度設計的時候留有更大的餘地，讓人們有更大的選擇空間，這個對於解決延遲退休年齡所遇到的各種阻力是有幫助的。
6.鼓勵養老保險第二、第三支柱的發展
養老保險繳費率下降以後，企業就有更強的能力來促進生產。居民、職工繳費少了以後，可以有更大的能力來做投資。如果我們讓企業和職工自己在基本職工養老保險之外，再設立自己的養老計劃，對這些養老計劃給予一定的稅收鼓勵，就建立了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養老保險。第二支柱的養老保險是企業在基本養老保險之外為職工提供的額外養老保險。第三支柱是個人在企業之外自己設置的額外養老保險。如果降低了基本養老保險的負擔，就有更大的空間來發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養老保險。
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養老保險，如果給它一定的稅收鼓勵，讓它能長期投到資本市場中，形成資本市場中長期的投資基金，對資本市場的發展也非常有利。全世界比較穩定的資本市場，往往投資者都是比較長期的，而來自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者是這些長期投資者中最主要的。所以養老保險改革也可以為改善資本市場打下一個好基礎。
7.改革養老保險，一招走對滿盤皆活
對於企業而言，改革養老保險，企業負擔減輕了以後，就可以有更強的能力去擴大生產，做更多的高效投資，生產效率就會改善。
對於居民而言，養老保險少繳費以後，可以增加可支配收入，可以有更多的餘錢來消費，而促進消費對於改善發展質量也很重要。
第三，如果設計比較合理的退休年齡和養老待遇掛鉤的機制，鼓勵人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晚一點退休。那麼勞動力的供給就不會那麼短缺，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勞動力負增長帶來的壓力，合理對沖人口紅利的消失。
如果養老保險設計比較合理，大家參與的積極性比較強，繳費的積極性也比較強，歷史遺留的問題也通過其他的方法解決了，那麼養老保險的財務可持續性就會得到保障，人們對養老保險就會有更強的信心，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政策目標。
如果養老保險繳費降低了，騰出空間，讓我們發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養老保險，對資本市場發展也會有所幫助。金融監管加強造成的一個問題是民營企業獲得資金比較困難。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企業獲得資金過度依賴於間接投資，過度依賴於金融機構。來自企業外部的投資資金中，90%以上來自於金融機構而不是資本市場。如果養老保險改革能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也可以使得我們的投資渠道更加暢通。
最後是如果把一些國有資產劃撥為社保基金，讓社保基金參與企業治理，那麼國企的治理也可以得到改善。
綜上所述，如果有效地改革養老保險制度，可以同時實現多個目標。
我們開頭的時候講到今年所面臨的一些情況，政府的投資減速，不得不減是因為如果政府投資還繼續高速發展，那麼投資結構就不可能改善，效率不可能提高，我們就可能陷到低效投資的惡性循環中。如果我們採取了剛才討論的一些措施，在政府投資減速的情況下，可以刺激民間的投資，刺激民間的消費，我們的經濟增長就會更加有活力。
金融監管的加強使民間投資獲得資金比較困難，如果能改善資本市場，也會更好地解決投資渠道不暢的問題。
稅收監管力度加強了，使得人們面臨的實際稅負增加了，這種情況下，降低法定的繳費率或者稅率，也可以在徵管改善的情況下，不增加企業的負擔。
最後，當外部環境對我們的增長不利時，希望通過企業的自主創新來走出困境。企業自主創新要靠降低企業的成本來實現，讓企業有更強的積極性，為自主創新進行投資。降低了繳費以後，居民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來增加消費，這也對我們有效誘導市場投資產生正面影響。
所以，我們雖然面臨許多困難，但是我們應該有信心去很好地解決這些困難。當然不是說一個措施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我們希望找到某一些措施能比較快地解決問題。我認為養老保險降費和相關配套的社保改革措施，對於我們改善經濟增長的結構，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都會很有幫助。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今天談的這些內容很多是得益於我的合作者和我做的一些研究，也得益於一些其他學者的研究，我在這兒對他們表示感謝。
謝謝大家的聆聽。
“人文清華”講壇是清華大學發起的大型思想傳播活動，推動建設更創新、更國際、更人文的清華新百年。講壇定期邀請優秀人文學者，在標誌性建築新清華學堂發表公眾演講，闡述其經典學說、獨特思考和重大發現。
講壇於2016年1月10日在新清華學堂正式開啟以來，已舉辦19場演講，此前文學家格非、國學家陳來、社會學家李強、倫理學家萬俊人、歷史學家彭林、思想史家汪暉、國際關係專家閻學通、國家高端智庫國情專家胡鞍鋼、心理學家彭凱平、經濟學家李稻葵、法學家崔建遠、教育家謝維和、中國工業設計之父柳冠中、著名影視評論家尹鴻、公共管理專家薛瀾、科學史家吳國盛、文字學家黃德寬等知名清華人文學者，和74屆雨果獎“最佳短中篇”小說獲獎作家清華校友郝景芳都曾來到講壇分享灼見，與聽眾交流。
（圖片來自人文清華講壇製作團隊）
（本文經演講者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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