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再一次站到了崩潰的邊緣。”
感覺這並不是危言聳聽，美國社會生物學家麗貝卡·D·科斯塔（Rebecca D. Costa）在她的《守夜人的鐘聲》一書中提出了這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麗貝卡·D·科斯塔（Rebecca D. Costa）是美國社會生物學家，繼托馬斯·弗裡德曼、賈雷德·戴蒙德、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之後又一位思想領袖，E.O.威爾遜生物多樣性技術先驅獎獲得者面對這樣的危機，她將人類文明發展的前景放置到了達爾文所提出了進化論理論上，這或許是因為她作為一名社會生物學家的原因。
“科學家無法解釋支配進化的原則在讓人類社會短期內取得迅速進步的同時，又讓其迅速癱瘓和崩潰的事實”，這使進化論在當今社會被邊緣化。人腦進化的緩慢速度和複雜性快速升級之間的鴻溝，使這個社會再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解決目前面臨的問題。瑪雅文明便是崩潰於他們最後已經無法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嚴重程度和複雜性：氣候變化、局勢動盪、糧食問題、疾病蔓延、人口暴增，出現了很多超出當時“認知門檻”的問題，最終導致了三千年文明毀於一旦。
21世紀的人類文明，正面臨著一系列同樣複雜的問題，而且社會及生活的複雜度正以超出我們可感知的速度在快速升級。我們人腦現在已經疲於應對如此不斷加劇的複雜性，這時人類群體性地傾向於以未經證實的信仰來取代切實的知識和事實。
“人類的真正問題是，我們有著舊石器時代的情感，中世紀的組織結構和上帝般的先進技術”，這是哈佛大學生物學家E.O.威爾遜所說。那些取代切實知識和事實的信仰，便是科斯塔所說的“超級文化基因”，這些正壓制著社會上的其他信仰和行為。
五大超級文化基因：非理性反對、指責個人、假關聯、筒倉式思維、極端經濟學。科斯塔探究並梳理了這些瀰漫於當前社會生活中的超級文化基因，這些足以作為時代警鐘長鳴。
非理性反對，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所有人對自己反對的東西持堅定不移的立場，但卻無法提供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案。說到這，很多人便有了生活中類似遭遇的共鳴。“當有一個人贊成某個具體的計劃時，緊接著就會有25個人大聲反對”，提問題挑毛刺誰都會，可讓你提解決方案，哪怕只是個簡單的想法，可能都一臉茫然。當這個現象越來越被普遍接受的時候，“無腦黑”便大行其道了。
指責個人，同樣是存在於每個社會個體之中極為盛行的風氣。人們不去想辦法解決一些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卻專注於對個人進行迫害，將事情歸咎於名義上的領袖。美國三大汽車公司陷入破產危機時，議員們在聽證會上不是去探究根由，卻是去質問公司高層是否是坐私人飛機來出席聽證會的。基地組織的指向是本拉登，伊拉克的局勢混亂的指向是薩達姆，因為把系統性問題歸咎於某人，總比對付困擾人類文明發展的複雜性問題要容易很多。
假關聯，便是將一些似是而非的因果關係在不經查證的情況下就被認為普遍真理，這種情況也是比比皆是。穿穆斯林服的，恐怖主義；紋身的，黑社會……你們可以認為你們認為的，但這未必就是事實。
筒倉式思維，一種選擇條塊分割而非協同合作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生物學家指稱這是早期人類圈地現象並保護領地的自然延伸，但這已經無法適應當代的需求。互不交流、互不交涉、互不通氣、互不搭理，各自為政，對，說的就是你們。
極端經濟學，就是人們將商業成功的策略運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風險、回報和收益、虧損等簡單的商業原則成為決定人類價值、優先權、主動權和制度的試金石。經濟是操縱資源以利於我們進化的最高效完美的系統，而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自然選擇命令每個機體必須盡其所能操縱環境來為自己服務，這就造成了對經濟學的信仰取代了其他的信仰。這就是美國人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在商業價值和宗教價值認知上的差異，主導西方文化的極端經濟學超級文化基因和主導中東文化的宗教文化基因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這些超級文化基因的共同特點是引起我們單一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但我們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卻是具有高度發雜的系統性，這使我們陷入了困局。唯一能安慰我們的就是，當我們認識到這些超級文化基因的存在，並理解他，就意味著我們有了解決問題的方向。
最終的解決方案，指向了對人類認知門檻的突破，他們來自神經科學的三劑解藥：
腦保健技術、洞見的進化，以及潛意識的有價值的新信息。腦保健技術致力於提高我們的記憶力，專注度或反應速度，旨在幫助我們彌補和縮小自然演化和社會發展之間的認知差距；而洞見的進化解決了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用左腦進行有組織的結構分析、用右腦綜合創造性地攻克難題，洞見作為第三種認知過程，成為專門解決高度緊迫、複雜和混亂問題的能力。
在科斯塔看來，神經科學和進化理論，才是掌握現代人類生存的終極鑰匙。
本文摘自公眾號：陳述chan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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