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号按】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智识分子在书写着中国记忆。生态君曾与傅华、邓小军、刘守华、何力迈等国内档案界著名学者合作，记录了其中10位智识分子书写中国记忆的艰苦历程，愿与各位分享。
2003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名为《城记》的书，不久，该书就登上了三联的销售排行榜，《文汇读书周报》将其评为“2003中国十大年度图书”。这是一本详尽记载建国以来北京建城史的历次论争，收集了大量城市规划图、画稿和历史照片档案的宏篇巨制。《城记》通过大量篇章文字及口述史料的连缀，开启了尘封的文献，使一段逝去的记忆重新复活。作者王军说：“花10做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这本书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有我一把力气活在。我相信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不相信今天播种，明天就有收获。”确实，这是一本倾十年之力的心血之作。
播种在春天
1987年，贵州籍青年王军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91年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新华社做记者。原本对教育感兴趣的王军被安排去了城建这条线，从此，他的生活与一座老城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自诩是享乐主义者的他跟悲怆、酸楚和无奈打上了交道。
住进位于东城区菊儿胡同的新华社宿舍后，王军看着满眼望不尽的古老胡同，觉得自己“一下子掉进了一个特别落后的地方。”那时的王军称自己为瞎子：那几年完全不懂这个城市。也曾经登过几次景山，俯瞰北京城，但可以说眼睛完全是“瞎”的，什么也没看见，还以为像故宫这样的建筑，不就是让一个老地主住的吗？怎么比得上现代的建筑呢？直到发现自己住处的两个汉白玉门墩，接着听说这座房子曾经是荣禄的花园，他的好奇心萌动了。此后，王军结识了老舍先生的长子舒乙，知道了老舍小说里的人物是虚构的，而房子却都是真的。他找到了大赤包的房子、祁老太爷的房子；念着俞平伯的“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又来到八道湾11号鲁迅的故居，聆听周家老仆人的叙说。
之后不久，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大门轰然敞开，各地巨商名贾纷至沓来，北京城内成片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硬生生地写上了触目的“拆”字。《北京晚报》惊呼，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挖土机的轰鸣声中，王军仿佛看到北京正在重演古城墙消亡的历史悲剧。
最早触动王军研究北京古城的是同事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二环路是在拆除古城墙废墟上铺设而成的。王军吓了一跳，也非常震惊，难道仅仅为了一条二环路，就拆除了作为一座古城市标志的古城墙，这是怎么了？好奇心让他采访了当年叱咤英伦、在国际建筑与规划学界大名鼎鼎的查理·陈，这位建国初同梁思成一起制定北京城市规划“梁陈方案”的主角之一。他要知道城墙拆除后修起的二环路，是怎么拆的，又是怎么修的，这10来年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一名职业记者的责任感，使他走上了一条探寻古城变迁的路。听说八道湾11号要拆了，他赶快调查，写出文章，第一次用自己的笔保住了《阿Q正传》的诞生地。不久前，王军又去了一趟八道湾11号，看着依然“健在”的四合院，他感到了莫大的慰藉。
“北京古城的建造被称为世界奇迹，中国从元代以来的都城历史仍真实地活在这个城市的空间里，可是我们能看到的却越来越少了。”现实的无奈让王军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他翻阅了各种典籍，采访了已一一故去的陈占祥、单士元、莫宗江、周永源……，随着梁思成、“梁陈方案”频频出现，王军明白了，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当年他的一句“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还在影响着北京的今天。
见过梁思成的人
1993年开始，他通过大量收集档案史料，数次造访梁思成的夫人林洙女士，慢慢走进了梁思成。
1997年的冬天，王军通读了林洙女士提供给他的几十本梁思成工作笔记，在青灯黄卷的日子里，他通过笔记手稿，倾听先生的教诲，与先生交谈。接下来的时间是在建筑学资料室度过的。早上带块面包，中午让工作人员把自己锁在里面，或者去中关村的大街上吃露天售卖的盒饭。梁思成的工作笔记“像天书，需要破译”，专业术语和常用语都有大量的缩略表达，让王军颇费思量，“大脑严重受伤。”正是这样的认真严谨，使得王军有次走访梁思成曾去过的河北正定五代时期的文庙时，回想起在档案记录中看到的历史片断，忍不住大笑：“这地方，是我跟着梁先生一块闯进来的，简直想赖着不走。”梁思成成了他人生的导师和精神指引。
有段时间，王军基本是泡在档案室和图书馆，做编年史料和读书笔记。他去了北京市档案馆、全国政协档案处、规划设计院档案室和国家图书馆。规划设计院的档案汇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的民国地图，20世纪40年代的《中央日报》、《议事报》、《大公报》，解放后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一张接着一张查找。“那是冬天，满屋子都是阳光，就我一个人，一张一张旧报纸哗哗地翻过去，是时光流逝的感觉。”一段段逝去的历史，就在“哗哗”声中被还原、复活了。
“梁思成”占据了他的整个世界。他说，亲自完成这工作特别重要，不能由别人代劳。因为史料一定要自己去通读，只有这样，才可能把事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自己在寻找史料和采访过程中有很多情感的积淀，对生命的感悟，对事实的不断认识，它们反过来会帮助你准确地把握史料，这个过程无法压缩。
他去找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谈了三个下午；他去找各种各样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人；甚至见到出租车，见到年龄稍长的“的哥”，他也会问，你小时候见过城墙吗？
在史料里，王军发现，早在1948年，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师生编制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并注明北平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个整体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针对北京市区规划提出，将北京的行政中心建到老城之外，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但很快却被否决了。对此，梁思成曾对当时北京市的一位负责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50年后，预言变成了现实。为保护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几回。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是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会场上痛哭失声。直到1957年，他还在抗辩：“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墙像剥去我一层皮。”
真正应验了十年磨一剑。王军原计划要写的是一本《梁思成传》。2001年梁思成诞辰100周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希望得到一篇论文，王军从几千字写到20万字，直至60万字，最后诞生的是一本记述北京城变迁历史的《城记》。出版后的《城记》成了畅销书。王军认为，畅销恰恰说明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真实的东西，我只要提供真实的东西，自然会得到读者的喜爱。他做学术的方式是首先是能准确地表述事情的过程，然后再上升理论，上升哲学。王军始终要求自己能够把事件通过真实的档案表述出来，如果做不到，就继续去找，不能写推测。他在阅读史料的时候，还很注意细节，相信要能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读者一定会喜欢，因为历史的巨大魅力正在这些鲜活的细节之中。正是记者忠实事实的天职，使王军在写作《城记》过程中，始终坚持利用第一手材料，他坚信，历史的真实是活在档案中的。可以说，是档案承载了《城记》。《城记》里满篇都是那个年代的文章、信件、笔记，梁思成的日记、工作笔记和“文革交代材料”首次在书里披露。学者杨东平在《破解城市命运的〈城记〉》一文中说，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虽然这一主题已不再新鲜，但是《城记》仍然不同寻常，用谢泳的话说，是同一题材的书中最好的。林洙女士看完书稿后给王军打电话，说着说着就落泪了：“你是一个见过梁思成的人。”
让大家心里痛一下
“一个城市的问题是可以用数量方法分析出来的，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够超越个人好恶或单纯的‘思古之幽情’。《城记》这书本就是在做这种事情。”以北京城的空间演进为背景，《城记》的时间坐标由“梁陈方案”、“城墙拆除”、“批判复古主义”、“整风鸣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缀成；而完成历史勾连的，是一批那个年代的建筑师、规划师。没有评论抒情的语句，有的只是史实的讲述和史料的连缀。王军说：“对于北京城的问题，发言的是他们，我就像个主持人。”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只是“拿出等号左边的东西”，至于“算式”的结果，每个读者都会自己得出结论。
凭藉《城记》，王军想清楚表达的是：我使用的每一处档案都标明了出处，都可以去找，我不会让别人怀疑我，我也有足够的信心，让那些反对的人也可以拿这些档案去组织，看能否组织另外一种把我驳倒的结论。历史不是在大气中运行着的，必须把它还原到大地上，还原到一个具体的城市空间里。
王军发现，就在北京开始在老城的“身体上建筑新城，在原本人口密集的城市内再次塞进人口时，英国伦敦却在实施‘大伦敦计划’，将人口从城区有机疏散出去。”“梁陈方案”的提出，正是不愿让北京重走这些大都市由于人口密集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的老路。今天北京城已经不堪重负，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稀缺，许多文物建筑被毁坏。梁思成当年没能阻止的悲剧，今天仍在上演。正应了先生的那句话：没有实现全市的平衡发展。
解放初，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3900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05年，北京计划改造300多万平方米危房，但同时有600多万平方米并非危房的房屋将“陪绑。”这意味着北京古城未被划入保护范围的地区，将更多地成为改造对象。王军说：“北京正消失。如果读了《城记》，大家心里都痛了一下，就够了。”
2000年10月26日，美术馆后街22号被拆的一幕，至今让王军锥心痛骨。王军曾先后写了4篇报道，并组织专家签名，帮房主请律师打官司。但在包括侯仁之，吴良镛在内的各方人士奔走两年零八个月后，还是眼睁睁看着房子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这是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曾经标在乾隆时期的北京地图上。这里曾住过一位皇帝的御医，被拆前住着80多岁的赵景心老人。他的父亲越紫宸是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抗日英雄，姐姐赵梦蕤在这里用十几年的心血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篇。如今，我们只能在法国画家乔得龙的画中觅到它的旧貌。
老舍的儿子、学者舒乙是一位态度强硬的保护派。他在一篇《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文章中大声疾呼：“随着商业大厦和行政大厦的拔地而起，北京城内的胡同和四合院开始被大规模地、成片地消灭……。北京还叫北京吗？”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北京城消失了，只有故宫、颐和园被列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正像我们今天只能在画册上看‘燕京八景’，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见识茶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只能在缩微景园观看北京四合院了。”学者杨东平如是说。
十几年来，王军一直在想，新城和老城一定要你死我活吗？从1994年到1998年，他开始着手调查北京房地产市场，每年都要写出几份调查报告。他的结论是：新旧分开发展并实现共荣在今天仍是这个城市的现实选择，否则，在我们把老北京毁掉的时候，新北京可能也就被毁掉了！
北京城的“恩人”
杨东平在《破解城市命运的〈城记〉》中将王军称为“北京的恩人。”他感叹道，在现实中，王军是一个极其热忱、强烈的行动者，而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在某种程度上，我更看重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因为他们不是仅用笔和相机去记录，而是用巨大的时间、情感，用泣血之心甚至是身家性命与推土机作战，与一些人的短见和贪欲作战。粤东东新馆、曹雪芹故居、蔡元培故居、美术馆后街22号、南池子改造、东岳庙风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都有王军不屈不挠的身影。……我认为王军和 华新民将如“梁陈”一样，也成为北京的恩人。王军认为，自己并不是那种有责任感的、总是忧国忧民的人，只是保持了一种理想的记者状态，因为问题在那里，事实在那里，新闻在那里。“我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当年的王军是一个爱玩的人，喜欢画画，弹吉他、唱歌、赐足球，只是因为城建问题，变成了他人眼中的“斗”，甚至受到“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威胁。
北京作为古都，文化要素越来越彰显其重要性。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王军亲身参与并报道过不少次北京古建筑的“保卫战”。一些重要的文物建筑，如蔡元培故居、八道湾11号……，就是因为他的报道而得以幸存。但王军也很伤感，“没保住的要比这多得多”。
2000年11月23日，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一位自称是市政工程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故居里大声向王军说道：“这个院子，也就是沾了蔡元培的一点儿边，要不是，它值得保吗？你看，就这房子，是文物吗？”而院内最后一位住房胡锦才却说：“这不是一般人的院子啊，这是蔡元培先生‘五四’期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住过的房子，听说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这里打着红旗出发，去争取民主科学的！”可是，一个房地产项目计划却在这里兴建。所幸的是，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赴现场制止了拆除行为，也否决了异地迁建，表示只能原地保护。侯仁之等学者和王军的奔走呼吁产生了作用。
但不幸的一幕却发生在北京粤东新馆。1998年9月，正值纪念戊戍变法一百周年之际，戊戍变法的一个重要见证地——康有为建立保国会的粤东新馆被“易地迁建”。来自四川兴文的13个庄稼汉抡起了铁锄，漫天尘土中，将之化为一座废墟，也将一段历史化为乌有。工程的包工头说：“我在北京拆了8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让我们拆故宫，我们也拆。”时间过去6年了，3年之内“易地迁建”的承诺，却变成一纸空谈。当2004年7月18日，王军再次来到宣武区南横街，试图寻找当年的粤东新馆旧址时，早已人是物非，南模街11号这个门牌已经消失，并被人们淡忘了,他愤然写下了《粤东新馆只迁不建》的报道。
假日里，王军驱车沿着梁思成、林徽因当年考察中国古代建筑的路线图，一一寻访。在山西海拔2000多米的霍山，为寻访梁思成夫妇当年考察过的一处古建筑，王军驱车几个小时才上了山顶，“在那个高度，我终于理解了梁思成。他实际上被一种文化所化掉了，化到他的血液里了。”梁思成不仅仅是个优秀的建筑家，还是一个有着高度人文关怀的艺术家。他将建筑视为艺术和文化，并着力培育一种保护民族遗产的文化土壤。
50年后，王军继续在体味着梁思成经历的悲哀与无奈。他只能在档案里钩沉探微，通过一本叫《城记》或《城祭》的书，用笔留下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故事：在北京，一群著名的政治家、建筑学家和文化人在激烈争论，到底该怎么处理祖先留下的北京城。几个回合下来，“梁陈方案”被否决了，于是，北京的城墙和许多文物建筑及胡同、四合院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后，从地球上消失了，两个书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北京城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也被改变了。
北京城的故事仍在继续，王军也在继续记录和印证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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