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号按】人类不能没有记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智识分子以新角度、多视野打开记忆之门，揭开档案领域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往事，书写着中国记忆。生态君曾与傅华、邓小军、刘守华、何力迈等国内档案界著名学者合作，记录了其中10位智识分子书写中国记忆的艰苦历程，愿与各位分享 。
火眼识金
1990年2月中旬，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毛泽东书法爱好者觉得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封信》的字非常漂亮，认为这可能是用特殊的笔书写的。由于看到的是出版物上的影印件，于是打电话到保存这封信原件的中央档案馆想问个明白。
档案馆的人让他问利用部副主任齐得平。齐得平在电话里告诉这位爱好者说：“根据我的记亿，那封信是用较软的铅笔写的。”解决这样的小问题，对做了40年档案工作的齐得平来说很容易，他曾长期保管毛泽东手稿，对手稿相当熟悉。在中央档案馆，大家都知道，辨认毛泽东手迹是齐得平的绝活儿。把齐得平称为领袖人物手迹鉴定专家一点儿也不过分，虽然他并没有这样的正式头衔。
1983年，河北定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征集到一幅落款为毛泽东的题词的手迹，内容是：“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据这份手迹的捐献者说，这是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为一位干部题写的，后来这位干部到了河北，《河北日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准备公开发表这份题词，他们断定不了真伪。报社派了两个人拿着那份手迹到北京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帮助鉴定，文献室推荐他们去中央档案馆。
这天下午，快要下班的齐得平被领导叫去，人一拿到那份题词，一下就看出这是毛泽东的字，确认了是毛泽东的真迹。档案馆给该报社来人出具了证明，他们高兴得不得了。齐得平也很高兴，倒不是因为自己的鉴定能力又一次发挥了作用，而是又发现了一份珍贵的毛泽东手稿。
在齐得平自己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字迹鉴定是在1967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惨遭迫害的日子里。“刘少奇专案组”查到一份1948年底由刘少奇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和《团章草案》原稿中，有两处“毛泽东思想”几个字被用铅笔圈掉，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专案组”如获至宝。显然，如果确定是刘少奇勾掉的，无疑又将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由于《决议》和《草案》不是刘少奇一人改过，其中还有多处其他人的笔迹，他们不能断定那两处究竟是不是刘少奇改的。“专案组”的人来到也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档案馆，找到齐得平，叫他鉴别那份档案中“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是谁圈掉的。此时在“运动”中开始受到诬陷的齐得平，心里不免有几分紧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他看了那两处修改过的地方，倒坦然了许多，他太熟悉那笔迹了。“这是毛主席修改时自己划掉的”，说这话时，他很踏实，他相信自己的眼力。
随后，这份档案又经公安部门技术鉴定，其结果与齐得平的说法一致。齐回亿说：“那时辨别错了可不得了啊！”直到现在，齐得平也没弄清楚那帮人是怎么知道自己能辨别毛、刘手迹的。
1963年，齐得平向馆领导写了一份报告，他提出在工作和学习中发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第四卷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的时间标为1926年3月，是根据该文发表于1926年3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而定，而齐得平发现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26年第2期《中国农民》上，因此断定应该是2月写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题解说明“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电报…..。”他根据档案原文指出电报是专对华东讲的，似与题解不甚协调。1992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采纳了齐得平的意见。
不过在文革当中，上述事情却成了齐得平的罪行，档案馆也有一个专案组，整他的材料有一大叠，其中一页写道：“齐得平妄图篡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他利用保管毛主席手稿之机，大肆盗阅，从中捏造问题，对经毛主席亲自校阅过的毛主席著作，妄加否定。并向反革命分子田家英提供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炮弹。”齐得平心里明白，因为那都是工作，多年保管档案的经验使他怎么挨整也不怕。
“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齐得平与同事们去参观军事博物馆举办的“毛泽东主席纪念展览”。当他看到被当作毛泽东手稿展出的1949年4月2日给傅作义的一封信时，一眼就认出这封信不是毛本人书写的，而是江青代抄的(江青以前曾刻意模仿毛泽东的笔迹)。齐得平认为这么陈列不妥当。看完展览，他放心不下，回过头又看了一遍那封信，并叫上几个同事一起辨认。最后确定无疑：这不是毛泽东的手书。
在同一个展览上，抗日战争时期部分中，陈列着一幅毛泽东题词“艰苦朴素”手书，尽管没有标明时间，齐得平从字体上还是看出那显然不是抗战年代的，他断定是1960车前后题写的。事后，他通过组织向该博物馆提出了其“鉴定意见”。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赝品“毛泽东手迹”，造成了不良影响。
1994年齐得平看到一本《毛泽东手书宝典》中收入一幅所谓“毛主席1940年为军委机要工作的题词‘保守机密 慎之又慎’”的手书其实不是毛泽东手迹，他提出：“这幅题词‘文革’中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手书选集》中作为毛泽东手书广为流传，以讹传讹。”为澄清事实和防止继续以讹传讹，1994年他撰写《出版毛泽东手迹应当严肃–––评赵德昌主编的》发表在《档案学通讯》上，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齐得平介绍，1998年、1999年曾出现几次所谓毛泽东草书《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毛泽东手书杜牧诗《清明》，2004年发生拍卖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手迹赝品之事，他于是写了《毛泽东手迹遭遇赝品》发表，以正视听。
神圣职责
齐本人把他的这种专长归之于自己长期同领袖人物手稿打交道的结果。从1961年起，他就开始专门负责保管被称之为无价之宝的毛泽东手稿和刘少奇手稿。在此之前，1950年参加工作的齐得平就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一开始在材料科资料组，1953年从人大学习后又到了档案组，开始参加整理中央的档案。1954年，中央将7万多份1946年至1949年期间形成的电报秘书处保管。
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电报并未与文件合一保管，而是单独按春夏秋冬四度分类保管，因此查找利用非常不方便。将这些电报按类别重新编目、分类、立卷，这一浩大的工程花了秘书处七、八个人三年多的时间。
刘得平开始保管中央档案，开始接触大量中央领导同志的手稿。根据要求，毛泽东、刘少奇的手稿单独保管。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数万件从1912年到1976年的毛泽东手稿，其中最早的一份是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这些手稿分为文件电报、文章、书信、诗词、题字、题词等类，多为毛笔和铅笔所书，钢笔手稿极少。
最初，齐得平整理手稿时发现，许多战争年代的文电稿及题字、题词等大都没有注明时间，事后由别人代填年月，存在不少差错。如有一份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新四军分会书记及中原局改为华中局的通知的电报稿，事后被工作人员填成1946年8月20日，实际上是1941年5月20日。只有准确判定时间，才能更好地研究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和中共党史、人民解放军军史等。
齐得平意识到应该熟悉毛泽东的书法，于是开始注意研究毛泽东手书字体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他解释说：“熟悉和研究毛泽东同志书法的发展变化，是保管毛泽东同志手稿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齐得平自称爱好书法却没有什么研究，对毛泽东的书法全凭经验，长时间的熟悉，使他悟出了其中的味道，逐渐掌握了毛泽东各个时期手书字体的特征及用笔风格。他简略地向记者介绍说：“毛泽东学生时代书法功底打得很好，习正楷，字体工整有力。20年代，毛泽东的行书很流畅。1936年以后，行草兼备，字体纵长。40年代初又有变化，字书得更有力。建国后字体变化更大，他博采众长，但自成一家，世人尊称为‘毛体’。1958年以后毛泽东书狂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敬爱的革命领袖，而且是享有盛誉的书法家。”
在另一次接受访谈时齐得平对毛泽东书法有了更详细的说明。他说：“根据我的观察，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我馆收藏的1920年前的30多封书信的手迹，多为楷书，字体工整有力，有些写的特别工整，如《商鞅徙木立信论》，《讲堂录》中的“离骚经”，1916年1月28日和1916年2月19日给萧子升的两封信，1917年春为萧子升读书札记写的《一切入一》序、1919年春给日本白浪滔天的信，1918年8月11日给罗学瓒的信，1919年4月28日给七、八舅父的信等。充分体现了青年时代毛泽东书法功底之深。其字形1916年前略长，之后字型形扁。1921年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起草文电时的注意力是如何把党建设好，把军队建设好，把根据地建设好，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不在书法。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而不是草。从他写下的大量文电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书体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着。如。1922年6月给施复亮并团中央的信，1923年9月给青年团中央的信等，同以前相比，又有变化，变的有点像后来的字形。从我馆收藏的手迹看，毛泽东书体在30年代中后期已独具风格。如1936年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1937年致范长江的信、致文运昌的信等，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以后还在不断变化。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进北京后，情况变了，条件好了，老人家除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1000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素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视对象而别。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非常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较清楚工整。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大变化。一般来说，年代相隔越远，其变化越是明显，然而，其变化又是逐步的。时间相离越近，其变化越不明显。但是，细心观察是可以看出其变化轨迹的。除前边说的以外，明显的变化我认为就属50年代了。一个不知道毛泽东青年时代字体的人，用来同他五、六十年代的手迹相比，就不晓得是出自他一个人之手了。”
他说：“掌握了毛泽东书法演变的规律，看到不明年代的手稿，便可根据字体判定写成时期，再参考内容、书写材料、署名等，一般能判定写成年代。”在编辑《毛泽东题词墨迹选》和《毛泽东书信选集》过程中，齐得平就曾帮助纠正了好几个年代上的差错。其中选辑的一封毛泽东给符定一的信，此信原件只注明9月30日，编辑者根据毛泽东同期写给符定一的另一封信的年代，确定为1936年写的。因为那封信上毛泽东是注明了时间“1936年”的，齐得平却觉得此信的字迹不像1936年写的，他又把那封标着1936年日期的信拿来比较，认为这也不是1936年写的，两封信都应该是1946年写的。齐得平提出的疑点别人都不相信。后来编辑者找到符定一的女儿，她一看这信，便确认这封信真是毛泽东1946年的，因为这封信是由她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父亲的，错不了。而另一封信上的“1936年”显然是毛泽东书写时的笔误。
熟悉老齐的人讲，老齐连毛主席的一笔一划一个圈儿都能辨认出来，笑起来总是乐呵呵的齐得平对此表示否认：“别听他们的，哪有那种本事。”不过，只要是毛泽东的字，即使只有单独的几个，齐也能认出来。
齐得平喜爱毛泽东的书法，他对毛泽东本人也非常祟敬。那首《跟着毛泽东定》歌曲的歌词，现在他仍记亿犹新。青年时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他曾在近处见过毛主席。1964年，为增订《毛泽东选集》，齐得平从档案中选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写的一篇文章向中央有关部门推荐。毛主席看到后，作了批示：“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齐得平认为毛主席的话也是对他工作的褒奖。
对毛泽东的崇敬，加上对其手稿、文章内容的熟悉，使齐得平对毛泽东个人的气质也有所了解，这给他辨认毛的手迹带来很大帮助，毛泽东的字独具风格，和别人的字就是不一样。所谓字如其人，别人不管怎么模仿，总是形似而神不似。
外行人传得很神：“江青学毛泽东的字学得像极了。”然而齐得平轻易地就区别出两者的不同：江青的字是硬划的，没劲儿。
由于同样的原因，齐得平还能辨认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60侈位领导者的手迹，档案馆或外单位要材料有遇到辨认不出是谁的字迹或无法认识的字迹，只要找到齐得平，他一眼就能看出，为大家解难。
辛勤耕耘
档案保管这一默默无闻的工作使他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
1959年12月，齐得平和档案馆的同事们开始接受一项重要任务，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让他把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9月前的毛泽东讲话做一个目录出来。不久才知道这是为出版《毛泽东选集》四卷作准备。因为要在1960年10月1日出版，时间非常急，新年一过，齐得平和同志们就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这一时期主席的手稿量特别大，30多个人突击了一个月，把那段时期的所有文件全部查了一遍，把毛泽东起草的全部文件都做了卡片并编成目录。除了紧张忙碌，这其中也有考证的工作，如有的是周恩来等人起草而由毛泽东修改的手稿，就需要认真鉴别，以免出差错。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毛泽东手稿和刘少奇手稿开始单独保管，领导让齐得平专门作这项工作。根据领导的要求，要全面收集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包括手稿与非手稿，要熟悉他们的著作和历史，研究他们的重要著作中的思想发展，要整理编目，编制参考工具，保护好原稿。
齐得平说：“长期的工作，我深感从事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是很荣幸的，任务是艰巨的，要做好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要做好这项工作，要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性，要熟悉研究文稿内容，除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作好服务外，在了解到有关部门或社会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主动地有目的地向有关部门提供所需要的有关文献资料，更好地发挥毛泽东文稿的作用。因此，我觉得这一工作，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刘少奇选集》《周恩来年谱》《彭真年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等都浸透了齐得平的心血。这些书稿成书之前，都由他用档案原件一字一句核对，核对当中，发现一些时间、注解不准确的地方，他都及时调阅档案反复检查研究，及时提出建议，而这些问题外人是很难发现的，他的意见受到重视并都被采纳，因为用档案提意见不同于一般的分析。
许多重要著作中文字、时间的考证、订正得益于齐得平对档案和对领导人手迹的熟悉，以及他工作认真负责、心细和勤奋学习的态度。
像编辑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文稿时，注解中提到国民党部队数量，连军事科学院都没有查到结果，齐得平也费了很大劲，最后还是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接收来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一数字，周总理战争年代在文件中作了工工整整的统计。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集》时，在审查《在四平本溪奋战争取有得于我之和平》一文时发现正文与注释不符，在审稿会上，齐得平带上电报原件的复印件，问题顺利解决。解决类似这样的难题，齐得平说：“我高兴，他们也高兴。”
印证历史
保管珍贵的中央档案，使得齐平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历史，感受伟人的丰采。
1982年，齐得平发现毛泽东1963年在修改一篇文章中亲笔写下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手迹，他立即向领导汇报，将手迹复印报送中央，后在中央学校《理论动态》出专刊发表了这一手迹讨论，人们争相传阅。而当时全社会上下都在对这一“标准”进行大讨论。
他在《毛泽东保护北京文化古迹纪实》中写道：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达到了完整无损地保护古都文化古迹和古代文物的目的，这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非凡的胆略，高超的指挥艺术的体现和结果。当今国内外那些旅游观光者亲眼目睹我中华民族的宏伟建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怎能不感慨万千。从1950年算起，齐得平在档案战线上工作了整整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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