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本身——羅斯福新政與當今世界格局的起源》，[美]艾拉·卡茨尼爾森著，彭海濤譯，漢唐陽光·書海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158.00元
1789年4月30日，華盛頓就任美國總統，宣佈“全新的自由政府”將“幸運地誕生在北美大陸”。一語成讖，數日之後，法國凡爾賽宮舉行了三級會議；不到三個月，攻陷巴士底獄的民眾開啟了席捲整個歐洲的大革命。之後的百年時間，美國彷彿遺世獨立的樂土，在孤立主義、門羅主義的旗號下坐看其他大陸在暴力、動亂、戰爭中恐懼掙扎。
然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恐懼的狂潮伴隨著全球大蕭條、法西斯運動叩開了美國的大門。在傳統的美國史敘事中，羅斯福作為應運而生的英雄，伴執掌“新政”的“藍鷹”大旗，拯救了危在旦夕的美利堅，並由此扭轉了人類社會的歷史走向。但是，在艾拉·卡茨尼爾森（Ira Katznelson，以下簡稱“作者”）筆下的《恐懼本身——羅斯福新政與當今世界格局的起源》（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以下簡稱“本書”）一書中，被敘述了千百遍的“新政”神話褪去了後世賦予的聖光，顯示出了其中的黯淡與不確定性。
在“恐懼”話語下，作者將“新政”的歷程延展為1932年羅斯福就任到1952年艾森豪威爾上臺的二十年大歷史，對其予以反思和重構。本作亮點在於，“新政”被提升到了全球舞臺加以審視，不再是傳統話語中羅斯福大手一揮下的卓識引領所致，黨派、國會乃至社會民眾在“新政”中的互動與推手作用得到了尊重和詮釋。而更彌足珍貴的是，“新政”中“必要之惡”以及“骯髒黑手”（第8頁）——即因正確原因而採取的錯誤行為——也得以暴露剖析，在肯定“新政”塑造了今日美國的同時，也講述了“恐懼”因素在“新政”中的滋長。
1936年接受民主黨總統連任提名時，羅斯福信心滿滿地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名言：“在那些難忘的歲月裡，我們最大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所以，我們要堅決地戰勝恐懼。今天，朋友們，我們已經戰勝了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徹底征服了恐懼。”（44頁）然而，接踵而來的慘烈二戰、將全人類置於達摩克利斯之劍下顫慄度日的冷戰，乃至美國國內在“新政”時代愈演愈烈的種族壓迫，都昭示著總統先生堂皇的“紙牌屋”式宣言未免言過其實。“新政”消滅了一部分恐懼，但也帶來了更大的恐懼；且為了應對外來的恐懼，任由其他恐懼因素的發展。如評論家尼古拉斯•李恩曼所言：“人們不僅容易忘記新政時期美國國內以及國際形勢是多麼危險，也容易遺忘這一時期各種政策的後果如何使我們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紐約書評》）“新政”打造的美國國家機器，主宰了戰後的世界，但也變相地把恐懼因素輸出到整個人類社會。
制度恐懼：以毒攻毒的“新政”權力體系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打擊下的美國如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充斥著對前景的絕望氣息，工廠企業“像死火山一般沉寂，陰森可怕”，顛沛流離者“蜷縮在用油紙紮起的棚屋或鋪上錫紙的洞穴裡”，整個國家正處於“極度絕望的情緒之中”（47頁）。而與此同時，德意法西斯在歐洲異軍突起，墨索里尼誇口稱：“法西斯主義意味著果敢行動……自由民主國家註定要滅亡。”（第3頁）這與傳統自由民主體制下拖延頹唐的協商審議制度形成了鮮明對照，民眾普遍感到政府“缺乏指導行動的能力”（40頁），連羅斯福自己也深表憂慮。在1938年競選廣播中，他指出：“人們不可避免地要在兩種制度之間進行選擇和比較……如果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美國民主不再繼續前進，不再夜以繼日地追求和平事業，改善廣大民眾的福祉，法西斯主義和歐洲其他極權就會迅猛地在我們土地上成長起來。”（55頁）
羅斯福
今天我們被告知，美國靠“新政”擊敗了法西斯獨裁，羅斯福就職後，未來的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從新德里的英國監獄中向他致敬，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稱讚他是“最值得託付和信賴的”，小說家斯蒂芬·茨威格說：“儘管歐洲最終可恥地背叛了自己的神聖使命……我們寄希望於美利堅合眾國這樣的年輕國家來拯救整個世界。”（第4頁）對此，卡茨尼爾森追問道，驅除法西斯制度恐懼的代價，又是什麼呢？
保持自由民主體制、捍衛自由民主價值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和成本，便是“新政”下眾望所歸的“合法獨裁”——將希特勒推向權力舞臺的各種力量，與將羅斯福推向總統位置的各種力量幾乎完全一樣。就連羅斯福的好友李普曼也建議說：“擺在你面前的形勢太嚴峻了，親愛的富蘭克林，除了獨裁，你或許別無選擇了。”（154頁）在“新政”開啟之際，羅斯福自己也暗示：“我將不可避免地為了全國人民的利益，行使自己應盡的職責……如果國會不採取行動或行動不當，我將行使自己的總統職責，並立即採取行動。”（457頁）
在“新政”實施後的戰前歲月裡，美國與法西斯主義關係遠沒有今人想象中那樣勢不兩立。1933年意大利法西斯領導者、墨索里尼的紅人巴爾博空軍元帥駕機訪美時，受到了美國各地民眾的熱烈歡迎，羅斯福盛邀他共進午餐。羅斯福政府甚至派公共管理方面的高材生赴羅馬學習墨索里尼政府的管理模式，並試圖以此組建總統行政管理委員會，重組聯邦政府，終因國會否決而作罷（65頁）。“新政”通過《全國工業復興法案》和飄揚著藍色鷹旗的國家復興管理局，開創了通過法律程序授予國家行政機關臨時權力，以應對和處置緊急狀態的模式，極大擴展了聯邦當局行政機構的權力。在緊急狀態下，總統獲得了超乎尋常的支配權和決策權，這使得羅斯福享有了巨大的權威，並在案例法傳統的美國為後世政治家所借鑑。共和黨議員批評說，“與《全國工業復興法案》授予總統的權力相比，最大的獨裁者墨索里尼有點像古埃及的木乃伊了”，甚至聲稱華盛頓當局正一板一眼地以權力管理經濟，“效仿莫斯科”搞“五年計劃”（317頁）。
當然，“新政”初期高度簡化的立法程序，在1935年最高法院叫停《復興法案》時便恢復原狀，但實際權力從國會轉移到總統及行政部門，公共管理機關擴大的局面由此成了美國的永久特徵——從羅斯福就職到二戰爆發的六年裡，聯邦政府員額從五十七萬兩千人擴編到九十二萬人，開支由四十六億美元增長到八十八億美元，整個政府膨脹了一倍；更不要提以後歷任美國總統在位時呼風喚雨、不可一世的權勢。而即便是轉移了權力的國會本身，又通過確保立法權及對擴大的行政系統的控制權得到了補足。
總而言之，為了捍衛“自由制度”，聯邦政府通過權力轉移和擴大，成功佔領了美國國父們為民眾保留的“自由”。美國在對法西斯的恐懼中生存了下來，但也使這塊“自由大陸”的民眾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勢政府，一個權力空前提升的總統位置。對外部制度的急切恐懼，演變為了對內部制度的長期恐慌。今天美國境內圍繞民權、州權與聯邦政策的種種矛盾爭議，正是“新政”下制度恐懼的遺產。在長袖善舞的治者手中，如此“利器”有時仍難掩鋒芒——古巴危機中的肯尼迪，越戰時的卡特，拋出“星球大戰”計劃的里根，無不用一己意志敲擊著全世界的神經；“新政”所打造的聯邦政府、總統的強勢權柄，在特朗普這樣特立獨行的統治者手下會引發社會怎樣的激烈反應，也就可想而知了。
戰爭恐懼：總體戰與原子毀滅下的“新政”暴力機器
沒有什麼比血流成河的戰場更能激發人類內心的恐懼。有趣的是，人們經常不時天真地想象，覺得對戰爭的恐懼自會保障和平——不單是在“核恐怖平衡”的今天，也在過去：1910年的《劍橋現代史》信心滿滿地宣稱：“大量軍事裝備的存在是和平的有力保障，這讓每一個家庭隨時想到戰爭的可怕後果；一想到龐大的武裝力量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嚴重性，政治家及全國民眾就會對戰爭感到畏懼顫慄。” （133頁）誠然，“畏懼”確實存在，後來的歷史進程卻大相徑庭。
美國得天獨厚的地緣位置，使其難以被迫捲入任何外部戰火中去。和平之地的宿命，使得美國早期的軍事發展模式與眾不同：與爭相維持龐大常備軍的歐洲列強相相比，內戰、一戰結束時美國都有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陸軍，但每次戰後都要進行大規模的裁軍，並且力主限制軍備發展。“新政”初期，儘管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潛力，但其陸軍僅二十三萬人，在美國推動的《華盛頓海軍條約》下，美國海軍實際規模不及意大利一半，而軍費開支僅是同時代蘇聯的四分之一（137頁）。1938年，美國的轟炸機數量不及日本一半，是各大國中空中力量最弱的國家。1940年德國入侵法國時，美國現役兵力僅與被迅速征服的比利時相當（381頁）。為了實現一戰就已初露端倪的總體戰規劃，各交戰國爭相把經濟支配權賦予政府，只有美國例外。
然而，二戰前所未有的陰霾之下，對戰爭的恐懼改變了美國，羅斯福認為：“這不奇怪，許多民眾感到極度恐懼。他們擔心世界上的一些國家重演二十年前的愚蠢行為，將人類文明拖入戰爭泥潭，使全球復興的希望化為泡影”（428頁）。於是，針對這一恐懼，他主持下的“新政”迅速將美國的軍事技能、科學研究和企業管理有機結合，熟練掌握了實施“無限戰爭”（473頁）的藝術，使得美國轉瞬之間從一個孤立主義的和平國度變成了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如今大名鼎鼎的五角大樓當年僅用十六個月就完成竣工，開始進行全國戰爭動員的協調指揮（504頁）。美國軍費開支佔GDP比例從1939年的百分之一點四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三，軍工業生產了三十三萬架飛機、一千零六十艘艦船、一百五十萬挺機槍、五十一萬六千門火炮、兩百四十萬輛軍用卡車，並且研發成功了核武器（466頁）。軍工發展反過來推動了“新政”，美國經濟得到提升，失業問題幾乎消失。二戰的恐懼似乎被“新政”驅散，美國不但從中獲益，更憑藉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力站到了領導全球的地位。
然而，恐懼並未消失，反而空前擴大。
美國不但有史以來第一次未能實現戰後的大裁軍——“新政”後美國在西方陣營裡的“中流砥柱”地位，要求其不得不繼續維持龐大軍力與蘇聯對峙。而核武器的研發與使用更是使得戰爭恐懼更新換代，核戰爭的威脅迫在眉睫。早在1948年，丘吉爾就已催促繼承了羅斯福核遺產的杜魯門政府對蘇聯採取核打擊，而次年蘇聯原子彈的試爆更是把“使用核武器”的恐懼推向了“互相毀滅”的高度。秉持著“新政”戰時軍工體系的美國軍隊不得不盲目積累核彈威力與數量，靠高高展現李梅將軍口中那些“一柱擎天的傢伙”（cocked weapon，615頁）與蘇聯進行毫無意義的毀滅性軍備競賽。
核威脅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也反過來促使“新政”改革後的美國國家體制發生變化：1949年，國會加強了中央情報局權力，全面組建了國防部，幾乎無限的權力與保密權限被授予國家安全部門。而這一切在二戰末期已然開始：作為參議員的杜魯門在調查“曼哈頓計劃”時受阻，是美國憲政歷史上一去不復返的關鍵轉折點，與作為總統的杜魯門決定將“小男孩”投向廣島完全是兩碼事。經受過戰爭的恐懼、“新政”的洗禮，美國從一個時而宣揚門戶開放、時而高呼孤立主義的非武裝和平國度，逐漸變成了一個依賴於龐大暴力機器來暗地決定自己走向的軍工國家，被卡茨尼爾森稱為“羅斯福的軍事獨裁主義”。
而恐懼則被無限放大，並擴展出去：如果說一、二戰還因多少有些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交戰規則的因素存在，使得部分國家、人群產生了戰後願景、利益訴求或倖免於難的希冀，針對核戰爭毀滅性後果的恐懼則是全人類空前一致的，不為階層所區分。如政治學家克林頓·羅西特所說：“在原子時代，人們面臨嚴重恐懼，而這種恐懼正變得越來越難以掩飾，它已經觸及到對其一無所知的人們。”（635頁）而這一點對“新政”後的美國尤其諷刺：“新政”下研製的用於保護民主制度的“致命武器”，勢必會以“核按鈕”的形式將國家乃至全人類的生死存亡交給一念之間絕對獨裁的決定。
恐懼與自由
制度與軍事層面的危機引發了“新政”下美國的變革，但如果說這二十年時間裡有什麼始終未變，那可能會讓人跌破眼鏡：種族歧視。1854年，亞伯拉罕·林肯在皮奧瑞亞市的演說中強烈抨擊奴隸制，但同時也吐露：“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解放黑人，使之享有與我們同等的政治和社會權利？從個人感情上來說，我不能接受這一觀點。”（185頁）塔夫脫總統告誡人們謹慎對待黑人參政問題，因為“這種任命可能引發的種族主義情緒反彈和上升”的壓力要遠超“對於種族平等的鼓勵和倡導產生的積極作用”，開啟了聯邦政府對南方種族主義的不作為時代（180頁）。在國際上以和平使者享譽全球的威爾遜總統，在白宮裡大搞種族隔離，對三K黨表示讚揚，併成功抵制了《凡爾賽條約》中譴責種族不平等的條款（192頁）。
跟這些前任一樣，對羅斯福而言，“新政”在這方面的選擇不多：來自十七個南方種族隔離州的國會代表在參眾兩院舉足輕重，是政壇上重要的否決者；而即便到1938年，非裔美國人獲選舉權的比例也不到百分之四。“新政”的存在為美國自由民主政治留出了存續空間，但其本身卻困在這一“南方牢籠”（16頁）之中。羅斯福的“新政”不得不取悅南方政客以獲國會通過，也就不得不將種族問題視為一塊“秘密的隔離地帶”（17頁）視而不見。在羅斯福和杜魯門執政時期，南方代表所佔據的民主黨眾議院席位從來沒有低於過百分之五十，參議院中的政黨輪換也極為緩慢——直到杜魯門政府末期，參議院民主黨席位仍有百分之六十三為南方代表佔據。羅斯福和杜魯門總統所提出的任何國內、國際政策方案都必須通過他們主導的表決才能實施，這本身便在國會表決中註定了“新政”會對種族問題“在關鍵時刻故意色盲”（24頁）。
那麼，為何政治經濟長期落後的南方反而會在“新政”時期把持美國政壇？針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法西斯主義社會根源的學術研究表明，決定地域政治前途命運的往往並不是富國強邦，反而更受歐洲大陸最貧窮落後地區的選民和領導人的抉擇影響——他們經受最嚴重的經濟困難、族群衝突，對主流社會抱有疏離感，更容易被煽動起來（這與當今歐洲的難民問題何其類似！）。而在大蕭條下的美國，南方政治力量正是政治“紙牌屋”中的這樣一張“百搭牌”。改變地域命運的使命驅使南方積極投入政治，並且在“新政”這樣的改革中更加容易對總統的威權決策加以配合，從而推動其籲求的局勢變化。
南方議員對經濟改革和維護美國利益的戰爭的堅定支持，也迫使羅斯福及其繼任者不得不在種族問題上更進一步表態：1942年，在黑人踴躍參與二戰的背景下，埃德加·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卻發動了美國重大國內安全調查項目“卡格爾調查”，以監視“受國外組織煽動的美國黑人動亂分子”，因為“黑人尤其容易對政府不忠”（461頁）。而在二戰後，南方民主黨議員憑藉對政府“新政”與戰爭的支持，得以在政府權力擴大的情況下繼續積極參與決策，從而主導戰後的發展，繼續推行種族隔離與壓迫政策，直至美國社會因民權問題爆發危機。作為權宜之計，“新政”犧牲了黑人二十年的自由，以維護美國的“自由大業”。
胡佛
在“新政”下為“自由大業”付出代價的，並非僅有非裔美國人。隨著美國向戰爭和意識形態對峙的邁進，“公民自由”似乎成了必然的代價。1940年，羅斯福不顧胡佛的直接上司，後來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美國審判官羅伯特•傑克遜的強烈反對，授權FBI對美國公民實施竊聽，為美國情報機構之後數十年的“竊聽風雲”開啟了先例。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等特務組織在“新政”之下如魚得水，親日、親德、親蘇各種罪名層出不窮，到尼克松水門事發，連反對黨都成了特務竊聽的對象。1954年，被認為親蘇但查無實據的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被逐出美國原子能研究計劃，而實實在在為納粹研製了V1、V2飛彈的布勞恩一躍成為美國火箭研究最受擁戴的傑出領導者，“自由”與“正義”似乎已到了分道揚鑣之處。恐懼通過監聽法案、特務政治與反共運動，逡巡在政府與公眾之中——政府提心吊膽地防備著臆想中的“第五縱隊”，招致了麥卡錫主義下冤假錯案的橫行；而民眾在經歷了長久的壓制後，在民權與反戰運動中迸發出了力量。
結語
“新政”的實施使美國排除了走上另一條歷史道路的可能，美國式的民主制度賴此存續；“新政”下的美國恢復了往日的繁榮，繼續保持著凝聚力，堅守憲法規定的準則。但是，“新政”拯救了國家制度，卻並未維護其立國理念：大政府取代了小聯邦，空前的暴力機器取代了“守望相助”的國防思想，種種顛覆建國理念的變化不一而足。
卡茨尼爾森告訴我們：羅斯福新政這輪明月，自初生之時便有暗面，其原罪便是對南方種族主義的容忍和退讓，並通過二戰與冷戰演化為新的制度壓迫。“新政”的清冷月光照亮了前路，卻遠談不上光明——它所造就的美國社會既未引導種族制度走向變革，也沒有推動戰後國際格局恢復和平；它捍衛了美國的民主制度，也嚴重踐踏了公民權利。舊的恐懼被驅散，新的恐懼滋生出來，且更容易被感知。從這個意義上講，羅斯福波瀾壯闊的“新政”猶如二十年堆砌的“紙牌屋”，更多是政治上的因勢利導見招拆招，並未從根本上消除人們的恐懼心理，反而在不斷將其加劇，乃至更新換代。
到1953年艾森豪威爾就任為止，美國人的內心始終無法擺脫恐懼襲擾下的脆弱感。“新政”的各項舉措實際上是美國社會在痛苦抉擇中無奈進行的，充滿了為解決危機而製造危機的隱患，始終伴隨著世界動盪不安的威脅。大蕭條之前在白宮翹著二郎腿抽雪茄的柯立芝，與“新政”時代告終之際面對著浩蕩大軍和林立核彈宣誓就職的艾森豪威爾所領導的，已不是同一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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