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遷都洛陽並開鑿大運河，這條運河不僅承擔著南北水運交通、經濟、文化的重任，作為隋朝的“生命之線”，隋唐大運河一度成為了“運糧河”，為古都洛陽的糧食供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作為隋唐時期的“天下糧倉”，含嘉倉、回洛倉成為了當時中國古代最大的糧倉，也是大運河最重要的配套設施之一。
本次，行走隋唐大運河考察組來到了洛陽的回洛倉與含嘉倉遺址，探尋曾經天下糧倉的歷史傳奇，揭開大運河糧倉遺址的神秘面紗。
01探尋回洛倉
“含嘉倉、回洛倉因為地勢高和離水近，一度成為國家的糧食基地，供應著整個洛陽城官民乃至隋朝的軍需，今天成員們要一睹”天下糧倉“的真實面目。”車子行駛在去往回洛倉的路上，指著地圖，張秉政教授說道。
說到回洛倉的位置，即使是熟悉洛陽曆史的人，也只能往小李村的方向指一下，或者拿出《資治通鑑》上的記載來答覆：“洛陽北七里。”出發前，考察組聯繫到了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研究室副主任王炬，他為考察組成員揭曉了答案。
上午九點多，隊員們來到瀍河回族區瀍河回族鄉小李村西的考古發掘工地，王炬接待了考察組，並帶領大家來到發掘現場以及展覽陳列館。
在問到回洛倉的具體位置時，王炬說，此前，文物部門對回洛倉城遺址進行了兩次發掘，但一直沒有找到倉城的城牆，所以無法準確推斷出其具體位置。在新一輪的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找到了一條南北向、寬約25米、長約30米的漕渠遺址。
“當時，糧食應該是通過漕渠運送至回洛倉的，漕渠的發現助我們推斷出回洛倉的西邊應當是緊臨瀍河的。”王炬說，不僅如此，考古人員還在漕渠附近發現了一些埋在地下的城牆遺址，由此更加確定了倉城西牆的位置。
此外，考古人員還在倉城的中間位置找到另一條15米至20米寬的漕渠遺址，而這條漕渠指向古谷水方向。經過考古人員對整個倉窖區的普探，最終確定了回洛倉的具體位置在小李村、馬坡村以西，呈長方形，310國道橫穿而過。
王炬介紹說，關於倉城的大小，史書中記載的並不一致。《資治通鑑》中提到“倉城週迴十里，穿三百窖”。而《文獻通考》卷二五“國用考”中記載“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由於發掘手段和資料有限，此前的考古發掘並未弄清。
2009年7月，洛陽市文物部門對回洛倉城遺址進行勘探時認為，回洛倉呈長方形，東西長646米，南北寬355米，東南角距隋唐城北牆1000米，西南角距北牆1100米。根據考古人員對倉窖直徑及間距的推算，倉城內的倉窖數量為300座左右。
“這次的考古鑽探和發掘工作最為詳細，各種數據也最為準確。”王炬說，倉城呈長方形，東西長約1000米，南北寬約355米，倉窖710座左右。
根據陳列館的介紹，考察組得知，截至目前，考古人員已布大小探方11個，發掘總面積4000平方米。正在發掘倉窖兩座，已清理出倉窖兩座及周邊12座倉窖的開口位置、兩條主要道路。
王炬說，東西方向的道路踩踏面寬28米，路面起薄層，踩踏面明顯，僅在道路南側發現車轍痕跡一組，轍痕無窪陷，寬約12釐米至15釐米，兩車轍間距1.2米；南北方向道路踩踏面寬40米，路面踩踏明顯，在路面上發現車轍痕跡三組，其中偏西部的轍痕較多且明顯，轍痕無窪陷，寬約12釐米至15釐米，兩車轍間距1.2米。
“從路土的厚薄及車轍痕的情況看，這兩條道路使用時間均較短暫。”王炬說。考察組在現場看到，準備用作保護展示的其中4座倉窖上已搭起保護棚，有兩座發掘完畢的倉窖壁面上還蓋有防寒的草墊。
王炬解釋說，目前的發掘距離窖底還有大約1米，由於在發掘中發現了木板遺留下的木灰遺蹟，擔心寒冷的天氣會破壞木灰遺蹟，所以用草墊蓋了起來，待天氣暖和時再向下發掘。
登上二層的觀光臺，四個倉窖盡收眼底，4座倉窖中有一座被挖開了一半，王炬說，這是為了將來遊客參觀時，可以較清晰地瞭解整個倉窖在不同年代的淤土堆積情況。此外，還有一座倉窖只挖開了一個斷面。王炬說，按照保護展示工程的方案，這座倉窖將被作為公眾考古基地。屆時，將有專業的考古人員帶領遊客進行現場考古。
在問道下一步對回洛倉的保護與發掘，王炬回答道，除了這4座倉窖，倉城南部還有一部分考古發掘現場。這是為了弄清每座倉窖的周圍有無柱洞，如果有，則證明當時倉窖上方或搭有保護棚，而柱洞則用來埋柱子。接下來，考古人員還將依據現有資料，對倉城內道路的走向、分佈等情況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02溯源含嘉倉
結束了回洛倉的考察，考察組驅車前往含嘉倉。含嘉倉，一個在文獻裡屢屢提到，卻給墨甚少的名字，直到上世紀70年代，含嘉倉才在洛陽市老城區北部被髮掘。從此，人們對它的認識不再停留在“天下第一糧倉”的概念化符號上。
考察組成員們沿環城北路來到古倉街，看到一道斜坡通往洛陽車輛段的大門。沿坡道上行，眼前出現一扇鐵門，大門附近有一塊石碑，石碑上刻著“含嘉倉遺址”。走進院子，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處大型倉窖遺址。該遺址就是入選大運河申遺的含嘉倉160號倉窖遺址。
王炬介紹，據勘察，含嘉倉內已勘探出糧窖287座，其中160號倉窖保存有約50萬斤炭化穀物。“50萬斤糧食在當時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水平下，約合近千農民一年辛勤勞動的果實、數千農民一年的口糧，可見含嘉倉規模之大，儲糧之豐富。”他說。據有關史料記載，唐玄宗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全國主要大型糧倉的儲糧總數為12656620石，含嘉倉就有5833400石，佔了將近1/2。
說起含嘉倉的發掘過程，不得不提一塊銘磚。上世紀70年代，洛陽車輛段進行基礎建設，施工中，工人們挖出了一個圓形窖口形狀的古蹟，他們立即向洛陽市文化局和洛陽博物館彙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撥專款對含嘉倉遺址進行重點考古發掘。當時，在洛陽博物館工作的餘扶危參與了整個發掘過程。
隨著發掘工作的深入，餘扶危和同事在19號倉窖底部發現了一塊長32.5釐米，厚6.5釐米的銘磚。“銘磚的前三個字就是‘含嘉倉’，看到這三個字，我和同事們心情激動極了——這裡果真是含嘉倉！”除證實了含嘉倉的“身份”，這塊銘磚還記錄了出土倉窖的位置、儲量、存入日期、倉吏姓名等信息。如今這塊銘磚就在洛陽博物館“運河中樞——大運河與洛陽”的展廳內，它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含嘉倉160號窖遺址中出土的銘磚記載了儲糧的時間、數量、品種、來源、倉窖位置及授領糧食的官員姓名。含嘉倉是唐代“天下第一糧倉”。含嘉倉又叫含嘉倉城，東西寬612米，南北長710米，總面積43萬平方米，是隋唐東都城的重要組成部分。唐代建立後，基本沿用了隋代的廣通、黎陽、太原等倉，同時又增置了幾處糧倉，其中最大的就是含嘉倉。
王炬說，原來位於洛陽城北的回洛倉，曾是李密、李世民攻打洛陽時爭奪的焦點，後因城外糧窖被佔據，洛陽終因嚴重缺糧而被攻破。為了增強糧倉的守衛能力，並保證特殊情況下洛陽城內的糧食供應，唐王朝從隋末戰亂中吸取教訓，採取了變革措施，將含嘉倉建於都城之內。
同時，唐王朝還規定，東都洛陽以東的租米都先集中在含嘉倉，再由含嘉倉通過陸路運至陝州，含嘉倉因此成為全國最大的糧倉。1971年，在報請國家文物局批准後，含嘉倉考古發掘正式開始。此次共發掘了5個倉窖，其中160號倉窖是重點，因為它還保存著一部分糧食。
讓考古人員意想不到的是，當時考古人員在倉窖的木板縫隙中，發現了一些穀子樣的顆粒，取出來後第三天竟然發芽了。後送到原洛陽農科所培養，第二年竟長到膝蓋高，還結出了果實！
“之所以能保存得如此好，在於其獨特的建倉方法。”史家珍推測，當時人們修建含嘉倉倉窖時，先將挖好的倉窖用火烘乾，並把草木灰順勢攤在窖底，上鋪木板，木板之上鋪席子，席上墊穀糠後再鋪席子；窖壁也照此處理，即先用兩層席子夾一層糠，裡面裝糧食，邊裝邊往上升。到離地面半米處鋪層席子，席子上一層糠，糠上又是層席子，然後封土，一個糧窖才算完工。
由於地處隴海鐵路要道，160號倉窖遺址兩側均緊鄰鐵路，想要對遺址保護展示，難度極大，不過，市文物部門還是克服了地理困難，除改建保護房，還為160號倉窖搭建了一個小小院落，增建了機房、辦公用房、衛生間、花圃等，地方雖然不大，但功能相對齊全，目前已基本完工。
“民以食為天，糧食關係國家生死存亡，是國之大事，糧倉儲量的豐富反映了當時社會安定、國泰民安。同時，對於考古而言，糧倉也折射了當時的軍事信息，漕運情況，建築、防潮技藝、糧食管理制度等等。”張秉政教授說，含嘉倉充沛的儲糧量是大唐盛世的一個證明。
離開了兩個糧倉，考察組意猶未盡。兩個糧倉的發現，佐證了隋唐大運河的漕運在溝通南北交通經濟的紐帶，也證明了開通大運河的作用和意義。從而證明洛陽市為隋唐大運河的中心城市，通過實地瞭解，天下糧倉是一個有著嚴密制度保存的，糧食安全得到了充分保障的儲糧倉，彰顯了運河開鑿的巨大歷史作用，是真真正正的“帝國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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