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概述：傳統醫療機構的醫生們正被一股被稱為互聯網力量或者叫互聯網思維的東西推向醫療服務的自由市場。儘管新醫改的實施還存在諸多難點，但是互聯網正在重構新的新醫患關係，對醫生的評價權又開始回到患者手中，自由創業的醫生們也開始通過互聯網渠道迅速搭建起個人品牌、擴散影響力。
雖然嬉笑怒罵，仍然哭笑不得。
“哪個兩會代表幫我反映一下，接受正規八年制醫學教育的博士畢業生，在大型三甲醫院工作12年的大夫，想通過正規途徑辦個正規的診所怎麼那麼難？你們上頭造（知道）嗎？”今年兩會期間，新浪微博紅人“急診科女超人於鶯”（粉絲超過270萬）、原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主治醫師於鶯在微博上說。
自從2013年6月8日，於鶯從工作了十多年的協和醫院辭職，“不願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評判體系玩了”，她一直想開設自己的私人全科診所，但卻進展緩慢。她在淘寶上開了一家店，銷售母嬰服裝、奶粉等產品。
於鶯說了一個業內存在很久，但一直很難解決的公共問題：儘管名義上允許醫生開診所、自由流動，但醫生從“單位人”成為“社會人”阻力重重。若想開辦診所，必須符合“規定和規劃”。然後，拿著選址去問衛生局，直接一句你選的地方不符合規劃了結。“至於北京市可能5月份出臺的在職醫生允許辦診所一事，且看著吧……”於鶯說。
在眾多放棄體制編制、投奔自由市場的醫生中，程莉已經沒有於鶯那樣的煩惱。打開她診室的門，可以看到落地窗、書櫃、辦公桌、雙人沙發、內診臺、B超機，電腦屏幕上是一張預約病人的病歷，與她原來所在的山西大醫院擁擠的場景完全不同。2013年，程莉離開家鄉，沒有像別的同事跳去北京的醫院，而是南下深圳，加入卓正醫療，一個民營醫療創業團隊。
整個診所有1000平方米，地點卻在一座寫字樓的五層。卓正醫療創業合夥人朱巖說，他們多次到香港考察，認為港式社區診所是一種可借鑑的理想模式。“香港醫生自由執業的環境非常成熟，專科診所、全科診所林立，選址多半貼近居民社區或者寫字樓，收費上實行包藥制，靠技術和服務取勝。”朱巖曾經是協和醫院的知名腎臟內科主治醫師。
“在全世界90%以上的國家，醫師都是自由執業。”原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醫師張強說，“像我現在這樣與一家或數家醫療機構簽約是其中一種，還有合夥開診所，以及最為主流的medical-group形式，即組建醫療團隊聯合執業。”
無論是於鶯、朱巖還是張強，正被一股後來被稱為互聯網力量或者叫互聯網思維的東西推向醫療服務的自由市場。
重構醫患關係
2013年開始自由執業，張強用一年時間搭建上海、北京兩支團隊，分別簽約上海沃德醫療中心和北京和睦家醫療中心，並驗證了自己的觀點：假如改變扭曲的醫療價格構成，允許充分的市場競爭，醫生可憑自己的技術和服務口碑，獲得職業尊嚴。
還在東方醫院時，張強就經常跨界交流，參與互聯網圈子的沙龍。他創辦過一個叫“中國靜脈網”的網站，提供科普教育、公開醫生出診時間、跳槽去向等信息。他曾經打算做一款App，專門做醫患溝通和疾病諮詢，後來他發現微信功能已經能夠滿足諮詢的需求，於是開了公眾賬號“血管”，並升級了後臺支持系統，可以把每個諮詢的等待回覆時間縮短到5分鐘之內。
張強專門寫文章教患者如何在微信正確上傳照片、造影膠片，體表疾病表現的局部拍照方法等。目前，張強團隊的運作模式也是通過線上多渠道打造血管團隊的品牌，在簽約的外資醫療機構進行線下診療。
越來越多的年輕醫生從公立醫院出走，一部分與職稱評審體系有很大關係，舊模式限制了他們的成長速度。一位醫生從進入醫院到獨立手術再到成為主治醫師，需要非常漫長的過程。“以我個人為例，在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工作15年，作為外科系統的醫師，我大概花了10年才逐漸成長為一個獨立手術的醫師，而在美國這個過程就是住院醫師培訓4年時間。”龔曉明說。他從協和離職，去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任職，唯一要求就是要允許他多點執業，並嘗試搭建新的醫師培訓體系。
中國於2009年啟動的新醫改中，一個核心方向是讓醫生多點執業，從而通過市場化的競爭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優化醫療資源配置，解決看病難問題。儘管這種做法目前尚存實際操作上的難點，比如審批上的困難和公眾的信任程度，但已經導致一些大醫院內部的裂變，每年都有大量醫生“出走”。《南方週末》2013年6月報道稱，僅2011年，上海某公立三甲醫院就有20名醫生辭職，北京協和醫院內科曾一年內有10名醫生辭職。而外部，由互聯網正在重構新的新醫患關係，對醫生的評價權又開始回到患者手中，自由創業的醫生們通過互聯網渠道迅速搭建起個人品牌、擴散影響力。
合夥創業
掙脫了制約醫生自由執業的枷鎖，與張強的個體戶式創業不同，朱巖嘗試合夥創業的可能。“這與我們各自的學科特點有關係，外科多需要手術，並且張強已經有很大名氣可以嘗試團隊化。”
朱巖早在2010年前後就重新思考自己的行醫之路。他對香港的醫療模式非常感興趣，曾嘗試去香港行醫。每天在公立醫院面對擁擠不堪的門診，情況複雜的醫患關係，還有讓人無奈的炒號黃牛，朱巖有些厭倦了。
真正離開的時間是2012年7月，那時他32歲，正是在公立醫院奮鬥的好時候——朱巖在北京協和醫院醫學院攻讀腎臟病學碩士，進入協和醫院內科學習和工作9年時間，從醫學院學生、住院醫師，再到腎臟內科主治醫師，臨床經驗豐富。如果不是選擇創業，他會在主治醫師的崗位上獲得光明前途。
他遇到了另外兩個合夥人，曾在花旗環球金融、摩根大通投資銀行部門工作多年的王志遠，和曾擔任騰訊在線保險、醫藥等生活服務電商高級產品經理的施翼。後兩者對醫療服務類創業項目比較看好，從2010年開始，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做宏觀分析、調研商業模式、瞭解監管政策，但他們需要尋找一個適合做合夥人的醫生。朱巖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醫生成為合夥人，意味著他也可以享有公司分紅權。“在醫生群體裡，這還是一個比較大膽的想法，所以他們接觸了十多位醫生後還沒找到一位答應做合夥人。”朱巖說。
三人創業團隊一起約見了各自領域裡資深的天使投資人，反覆溝通，最終選擇了河山資本作為早期戰略投資者。但對於具體投資金額與比例，雙方均未透露。河山資本成立於2009年，以地產投資為主，旗下還包括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財務顧問兩類業務。
“第一看好團隊，我和志遠是熟識。”河山資本董事長曹少山說，“跟他們聊的時候，我發現三人各有專長又很踏實，這是成事的基礎。醫療服務並不像其他一些行業能短時間爆發式增長，需要一步步深耕細作。”
曹少山曾在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工作過，他認為醫療服務是目前僅有的沒有完成市場化改革的領域，未來大有可為，並且醫患矛盾已經到了非常嚴峻的時候，提供好的服務一定有市場。而寫字樓是卓正連鎖診所的選址目標，未來在合適的時候，他們也會考慮與河山資本投資的地產業務打通。
2012年4月，卓正醫療成立，朱巖、王志遠和施翼分別擔任卓正的醫療運營總監、執行董事和商業運營總監，作為核心行政團隊負責為加盟卓正的十多位醫生提供行政支撐。“行政支撐的概念就是，讓醫生能夠不受其他事務的束縛，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臨床上，讓優秀的醫生髮揮專業水平，最終提升患者的就醫體驗。這是我們必須要做到的，否則我們跟公立醫院有什麼區別，為什麼要離開鐵飯碗？”施翼說。
卓正模式
醫生的出走和創業，其實是投資醫療服務機構熱潮的一種表現。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有20多年時間，2009年以來，鼓勵社會資本辦醫院再次成為新醫改主要內容之一。
今年3月25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今年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鼓勵社會辦醫、社會探索，發揮市場作用。擴大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破除以藥補醫，理順醫藥價格，創新社會資本辦醫機制。健全分級診療體系，加強全科醫生培養，推進醫師多點執業，讓群眾能夠就近享受優質醫療服務。
4月9日，國家發改委、衛計委、人社部公佈《關於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有關問題的通知》，放開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鼓勵社會辦醫，對符合醫保規定的非公立醫療機構，應按程序將其納入基本醫保等社保服務，並執行與公立醫院相同的支付政策。
醫改的春風吹動了資本的湧動。過去兩三年，很多私募基金成立了專注於醫療行業的投資團隊。進入醫療服務領域的企業也形成了不同模式，如華潤集團、中信集團、復星集團鳳凰醫療等，主要參與公立醫院的收購與託管；方正集團、長庚等更傾向於參與新建大型綜合醫院；而像和睦家、美中宜和等外資背景的醫療機構則多以專科切入。
這其中，中高端、港式診所模式的連鎖醫療機構領域，還鮮有進入者。朱巖及其創始團隊希望把中高端的醫療服務與大多數人的基礎診療需求結合起來，讓一部分有自費意願、使用商業保險的患者獲得更好的服務。“和睦家的客戶以擁有高端商業保險的外國人為主，那我希望我們的費用在和睦家的三分之一左右，300多元解決一些常見病的問題。”朱巖說，“通過較溫和、規範的治療解決患者常見病問題，這種收費標準一般的中等收入家庭都能承受得起，來我們這兒看病的主要是相對比較西化、知識水平比較高的人群。”
成立於1994年的北京和睦家醫院是中國第一家外資醫院，目前在北京擁有2家醫院(一家綜合醫院、一家康復醫院)，運營和管理6家衛星診所，其門診量近幾年年均增長率都達到20%以上。“新的模式可以帶來更多的活力和借鑑，尤其是給醫生和患者更多的就醫選擇。”在給《商業週刊/中文版》的郵件回覆中，和睦家如此評價卓正醫療的模式。
卓正的服務主要項目為兒科診療、兒童保健、內科、婦科，對大部分常見病實行香港的包藥模式，即打包統一收費380元（含3日常用藥及一些診療需要的基礎檢查）。“我們希望卓正未來像患者的家庭醫生，一般的常見病都可以由相對固定的醫生解決，醫生較瞭解病人的病情，也能夠實現長期跟蹤管理病人的身體狀況，如需要大型設備的檢查、住院治療或手術，卓正也有相應的部門為病人提供轉診的便捷服務。”朱巖說。
信任，還是信任
新的醫療服務機構最難的是能否取得信任，是否經受得住質疑。患者的考量最為直接,“醫生有執照嗎？”“藥品是不是正規渠道？”“辦了會員卡你們會關門跑掉嗎？”“放著三甲醫院主治醫生不當，來小診所坐堂是不是出過什麼問題？”……卓正剛開始營業時，醫生和護士沒少做解釋。
患者對公立醫院服務水平怨聲載道，部分與醫生超負荷工作有直接關係。朱巖說，卓正採取預約服務制，單次診療服務時間不低於20分鐘，希望用有保證的診療時間來改善服務質量。但從經營的角度來講，單店接診量有限，需要更多醫生和診所來擴大服務的覆蓋面，同時建立一套運營體系來支撐連鎖化經營的效率與質量。
醫療服務行業很特殊，如何選址、辦證都很有講究，需要深諳政策門道。施翼回憶道：“在選址上，政策規定500米之內不能有兩家醫療機構。早期我們花了兩個月時間選址，一直找不到好地方。”之所以選在深圳，是因為深圳市居民雖然消費能力比較強，但這兒醫療資源稀缺，很多深圳人都去香港看病，對香港就醫模式有一定認知度。三人創業團隊覺得深圳政府在醫療方面的政策相對開放。
“後來地方政府慢慢把條款放開，變為500米內不能有兩家同類的醫療機構。如果樓下有一家牙科診所，允許再開一家兒科診所。”施翼說。卓正前三家診所都位於深圳的高檔寫字樓內，最小的面積是150平方米，最大的有200平方米。
在香港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民營醫院百強榜中，前十位有3家民營醫院來自廣東，而深圳民營醫院所佔比例全國最高。目前深圳有公立醫院53家，民營醫院71家，公立醫院與民營醫院為1:1.34，而全國這一比例為1:0.44。
另外，深圳民營醫院門診服務量和住院服務量所佔比例都非常高，2012年民營醫院門診服務量佔全市醫院21%，是全國比例的兩倍，2012年民營醫院住院服務量為全市醫院的16.9%，高出全國這一比例的3倍多。
在細節方面，施翼在診所規劃時就考慮，“比如小孩來到卓正兒科診所，怎麼讓他不哭？怎麼讓他少受一點疼？採用哪種軟件支撐診所之間的信息互通，提升就醫效率等等。”在診所裝修階段，卓正在兒科上花費了最大功夫，增加卡通元素，每個診所的兒童診室都有玩樂安撫區域，並配有用於做兒童保健的大診室，與普通診室相通。
社交媒體正成為新的醫療服務機構打造品牌的重要渠道。卓正在微博、微信公眾賬號上持續推送科普知識、常見病預防治療方法等，在線下進入社區，組織不同疾病領域的講座。卓正醫療市場總監張東生說：“從醫療機構的角度來說，本就應做醫學常識教育，幫助患者平時做疾病預防，瞭解一些及時的疾病處理方法，而這本身也讓大家認識創新的醫療服務理念。”
自由之路
位於深圳海岸城的卓正診所在寫字樓十層，位置相較於傳統醫療機構算得上隱蔽，卻每週都被患者提前約滿。
按照醫生一天工作八小時制，一位病人診療20分鐘，約滿的情況下每天一位醫生要服務20位病人。“我們現在的客戶積累比預想的好很多，很多患者都是朋友介紹過來，幾位醫生已經有自己的客戶粉絲團。”朱巖說。
從醫生的角度，他們更希望能有充分時間提供完整的醫療服務，過去平均五六分鐘接診一位病人的工作模式，幾乎等同於機械化重複勞動。“我在湘雅醫院時，一天的門診量大多超過一百人，我學到的一些東西沒辦法傳遞出去，質量上絕對是要打折扣的。”卓正醫療兒科醫生殷萍說。
足夠的診療時間只是保證服務質量的一部分，是否使用國際標準規範作為醫生臨床診療的用藥原則，也考驗市場化醫療服務機構的醫德。國際上公認的符合循證醫學的用藥原則是，用藥時能選擇口服的不選擇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選擇靜脈輸液。目前，卓正醫療收治上千例寶寶發熱，包括若干例肺炎的寶寶都是採取口服藥物、霧化治療、吸痰護理治癒。“我們兒科診所開業一年多，沒有一例靜脈輸液。”殷萍說。
家住福建廈門的一位陳姓媽媽為學習“怎樣帶寶寶看病”，在微博上關注了一些知名度高的兒科醫生，由此注意到了卓正醫療。“女兒才1歲，每個月都會生病感冒，感冒一去看醫生就開藥，很多科學育兒的知識都沒有給我們解答，如寶寶為什麼生病？是病毒性還是細菌性？如果不用藥能自己痊癒嗎？而卓正主張不過度醫療，這正是我想要的。”她對《商業週刊/中文版》表示，“我一直想帶女兒去給靠譜的醫生檢查看看，所以帶她去香港打疫苗的時候順便去了卓正做兒童保健。”她看重卓正的獨立診室，將生病的寶寶和未生病的寶寶分開，這樣能避免交叉感染，而長達1小時的兒童保健，解決了她平時積累的大量育兒困惑。
診後隨訪機制也成為服務創新機制。當客戶初次診療結束後，護士會按照醫生的要求，一一進行隨訪，瞭解他們用藥後的病情變化。“很多病人都會有這個經驗，去醫院開藥回家又有一些小狀況，去醫院怕麻煩，不去醫院又聯繫不上醫生。我們建立這個流程，關注患者康復狀況，也為醫生提供診療效果反饋，這也是臨床經驗的重要環節。”朱巖說。這樣做的效果顯而易見。新浪微博名為“阿紫0207”的網民就在微博上聲稱收到卓正醫生電話回訪後“驚喜萬分”。其實中國不缺市場，缺的是制度。
當專業人員丟掉體制枷鎖，就能釋放出很強的生產力。卓正醫療有個內部的醫生委員會，既是一個虛擬部門，又是一個專設制度，在制訂規範化診療標準、增加業務線、新藥採購評估等問題上，必須通過醫生委員會進行專業討論，最終形成解決方案。王志遠說，“我們行政管理層就是為醫務人員提供各種服務和支撐，只要是改進診療質量、改善客戶就診體驗的需求，都要儘量滿足。我們最終都是向患者負責。”
今年2月，程莉提出一個婦產科診療流程改造方案，在醫生委員會的雙週會上得到支持。她一直認為，“婦產科有很多病症不能單純憑內診和經驗判斷，需要把臨床知識、經驗和影像手段結合起來做判斷。但影像科是一個獨立科室，多數醫生不熟悉臨床，而有的婦產科醫生對影像學並沒有深入學習過，這中間會遺漏一些有用的診斷信息。”她的想法在公立醫院時因為複雜的內部程序基本被擱淺，現在派上用場了。“醫生委員會的目的是優化提議，並不是陷入到行政報批式的流程裡。”朱巖說,“追求高效是我們需要保持的優勢。”
靈活但尊重專業的管理機制，激活了醫生們曾被限制的想法。“沒有知名醫院的光環，自由執業的醫生必須把自己的優勢放大，在患者那裡形成口碑。”程莉說。接下來，她打算一年專注一個領域，今年的重點是優育課題，改變原來進醫院有病治病的思維，為有意願的婦科疾病患者定製個性化備孕方案。
提升患者體驗背後實際上也在考驗合夥制醫療服務模式。朱巖、程莉、殷萍等出走大醫院，進入民營機構，重要基礎還是在公立醫院有專業的臨床實踐。“我們不再有大醫院光環下排著長隊的病人，也沒有一級級醫師可以遞交臨床問題，要直面患者接受市場檢驗，既要有基礎也要繼續學習完全對自己的職業負責，所以我不建議過於年輕的醫生出來，臨床經驗不足很難真正得到市場認可。”程莉說。
開了四家分診所之後，卓正醫療不再急於擴張。“我們並不急於擴展業務線，畢竟要和開店速度、人員配置相匹配，只有客戶需求達到一定程度,我們才會有選擇地擴展。”朱巖說。
對於經營狀況，卓正醫療並未給出明確數據。“醫療投資的回報週期和客戶積累都比較漫長，忌諱急功近利。我們前期把規章制度、整個體驗流程等基礎打好後，發展是水到渠成的。”施翼說。王志遠認為，卓正一直圍繞規範化診療和人性化服務來提高服務品質，再做上二十年也還會有改進的空間。
不過，醫療市場化依然是敏感話題。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針灸科主治醫師張子謙認為，“開辦診所還必須遵從行政審批制，而不是採取國際通行的備案制。儘管政府名義上允許醫生開診所、自由流動，但在實際籌備過程中，各個地方政府的政策鬆緊不一，選址、資格審批等環節都可能遇到阻力，這也為醫療行業的權力尋租提供了一定隱蔽空間。”
自由之路，還很艱難。但解放醫生，資本流動，才可能推倒舊式醫院的高牆。撰文/劉燕 編輯/張婭 攝影/王濤 製圖/趙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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