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由全國工商聯指導，全聯房地產商會、精瑞人居發展基金會聯合主辦的全聯房地產商會2018年會在北京舉行。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餘斌作了關於“2019年經濟發展展望”的主題演講。
餘斌表示，前不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全面總結今年經濟發展的同時，深入分析了明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提出了明年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主要經濟指標的預期目標和宏觀經濟政策。其中，在對明年經濟發展形勢的判斷上，中央經濟工作會講了三句話：第一，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第二，外部環境複雜嚴峻；第三，經濟面臨下行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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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隱患會在目前集中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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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斌在對“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分析時認為，今年GDP增長6.6%應該說是處在預期目標的合理區間，總體經濟發展保持了大體穩定。
但其中的“變”究竟是變了什麼？從國內來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速增長階段的起點，就是短缺經濟憑票證供應，供不應求，所以高速增長階段就是一個增量擴能的過程。
但今天我們面臨普遍的產能過剩，供給大於需求，過度競爭，惡性競爭，這標誌著以數量擴張為主的階段已經結束。所以當中國經濟經過了4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我們今天轉入以質量提升為主的新階段。這一轉變，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從“有沒有”向“好不好”的轉變。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們要利用技術創新和規模效益來形成我們新的競爭優勢。
餘斌表示，過去我們通過大規模的投資，推動基礎設施，推動重化工發展，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需要根本性的改變。新的增長動力，一方面來自於利用新技術對傳統產業、傳統動能的改造和提升，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大力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加快新動能的成長，從而實現新舊動能的平穩轉化和接續。
餘斌說，這種轉變會帶來長期積累的風險隱患，也會在目前的階段集中地釋放。“高速增長階段相當於是漲潮了一樣，當潮水湧來的時候，經濟運行當中存在的矛盾風險和挑戰會被潮水所掩蓋。高速增長階段結束，當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這就相當於是退潮了一樣。當潮水退去之後，各種矛盾、風險和挑戰則可能集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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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摩擦不是短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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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斌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發展的環境更加複雜，不確定性更大，風險挑戰更多。大眾可能更多地把這個變化理解為中美經貿摩擦的不斷升級。事實上，中美經貿摩擦會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存在。“雖然我們有可能在某一個階段上雙方就有些問題達成一致，讓這種摩擦不再升級，但我認為從中長期來看它不是一個短期的問題，而是一箇中長期的問題。”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餘斌表示，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說的是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目前轉型升級處在攻關期，也就是處在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
餘斌說，在中美經貿摩擦升級的過程當中，尤其要引起重視的問題是，在美國、墨西哥、加拿大重新簽署自貿協定之後，美國、歐盟、日本開始就WTO改革進行密切的磋商，在磋商過程中逐步形成一些共識。比如，對中國叫“三不”：中國不再是發展中國家。
第一，特朗普認為，如果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話，美國肯定也是發展中國家，因為美國在很多方面跟中國比相去甚遠。他們認為，儘管從平均水平來看，比如人均GDP中國不到9000美元，跟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但問題是參與全球競爭的不是中國的落後地區，不是中國的農村。參與國際競爭的全部是來自於中國的發達地區，而這些發達地區比發達國家還要發達。如果說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仍然為其提供優惠的話，那將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第二，他們認為中國不是市場經濟。他們認為，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儘管中國政府強調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但實際上大量的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直接配置資源。
第三，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與WTO的規則不兼容。比如知識產權保護，大量的國有企業、產業政策，還有政策不透明等，與WTO的基本規則是不相符的。
“儘管今天我們只是表現為中美兩國在經貿領域的衝突，但是它有可能演變為中美兩國除了經貿之外的，比如金融、投資、技術、人員交流、供應鏈等眾多領域的全面對抗。而且還有可能中美兩國之間的衝突演變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全面圍堵，這都是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餘斌說。
餘斌表示，從短期來看，很多企業採取的是短期的應對措施，但很顯然這是一個長期問題，需要站在長期的角度來看待應當如何應對。如果中美經貿摩擦長期化，那麼它將會加快全球供應鏈的重構，這對中國的影響將是深遠的。
“很多企業，尤其是大企業，需要重新調整它在全球的供應鏈佈局，把原來佈局在中國的生產基地，向南亞、東南亞，甚至墨西哥等地方轉移，來規避中美雙方的高關稅以及其他非關稅壁壘措施。很顯然，這不僅會對短期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影響，而且會對中長期的經濟發展產生明顯的負面衝擊。”餘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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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增速下降導致消費實際增長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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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經濟下行壓力從何而來時，餘斌表示，觀察今年以來的經濟發展狀況，分析明年經濟發展的內外形勢，可以看到投資增長的下降仍然是經濟下行壓力的主要來源。在過去的40年中投資的增長保持在20%～30%的高水平，但是最近這幾年投資的增長大幅度下降了。
投資的增長為什麼大幅度下降呢？餘斌說，主要原因是在過去的5年中，中國通過大規模地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製造業、房地產投資下降所形成的缺口，從而達到了穩投資、穩增長的目的。
但是當基礎設施投資增長遠遠高於財政收入增長的時候，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增長就一定會帶來政府債務的快速擴張，而當我們嚴格控制地方政府債務增量，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存量的時候，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快速回落就不可避免。當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快速回落的時候，它就會帶來整體投資增速的快速下降，形成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在投資增速下降的同時，今年以來消費的實際增長也呈現出快速回落的趨勢。
餘斌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保持6%以上的經濟增長，主要應當在以下兩個方面發力：一是大幅度地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二是在強化政策落地見效上，要加大力度。“在過去的一年中，針對企業困難、預期不穩、信心不足，黨中央、國務院先後採取了一些措施。有些措施在落實的過程中，有些措施還沒有真正地貫徹落實，導致政策效益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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