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公交墜江”事故，今天有了交代。
一名女乘客錯過了站，要求司機停車，被拒絕後與司機爭吵，進而用手機攻擊司機的頭部，雙方發生了激烈的話語和肢體衝突，導致公交車失控。當時一共有15人在車上，目前已打撈出13名遇難者遺體，仍有兩人失蹤。
這樣的原委讓人無比心塞，又無比憤怒。
心塞於生命的消逝，憤怒於消逝之愚蠢。
有人說，這其實是冷漠的悲劇。
13名旁觀乘客之中，但凡有人挺身而出去阻止女子的無理取鬧，可能就不是車墜人亡的結局。
有人說，何不食肉糜，這是窮人的隱忍。
在大城市還選擇坐公交車的是“中下層人士”，他們的價值觀就是“小心翼翼，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
有人說，不能模糊焦點，這是“底層的互掐”。
越是貧窮的人脾氣越是暴戾，他們的價值是以尊嚴為支撐的，在你眼中微不足道的停不停車，在他們眼中就變成了尊不尊重，而當尊嚴得不到維護時，弱者對弱者的傷害會達到一種殘忍的地步。
還有人說，人性本就存在暗面，你就是會碰到垃圾人。
想要在黑暗森林中生存，或許必須一邊做個敏感而敏捷的利己主義者，一邊祈求老天爺賞臉給活路。
且不提以坐不坐公交車來判斷個人財富和階級到底是個怎樣的邏輯，調性而論以上都是非常精英式的反思，追根溯源的，但是一點卵用沒有。因為在思考的終點，除了巨大的失落，不提供任何建設性的意義。
你會發現劣根性是無法避免的，社會層級是無法改變的，你連讓老大爺別隨地吐痰都束手無策，對造成人群差異的經濟環境更是有心無力。這起事故只是會和其他瑣事一道，合併計入你成年人的無可奈何中去。
世上慘事，十有八九都可以歸於人性，畢竟是人幹出來的。而到了8102年，卻還像古希臘悲劇那樣，把人的選擇與能動性置於人性之下，突出命運的不可抗爭，真的非常過時。
人類在過去幾百年裡獲得了新技能，可以通過秩序建設與技術進步，去系統性地規避人性的弱點。
讓上帝的歸上帝之後，再來審視這起事故，就會發現這是公交車的設計缺陷。作為一個公共交通工具，竟然如此輕易地可以讓第三方入侵核心決策層，是一個高風險的安全bug，並且因為“自古已有之”，而長期被當作理所當然而無視。
不只在中國存在這樣的bug，其他地方同樣如此，但他們正在改變。
比如在新加坡，去年底注意到司機受襲的隱患正在提升，於是相關部門從今年1月起便引入司機保護屏，進行小範圍可行性試用；
而在美國，司機受襲問題嚴重得多，今年2月加州媒體曝光灣區很多司機會遭遇毆打、掐脖、甚至持械威脅之後，就有眾議員提出法案，要求公交車加裝保護屏，對司機進行培訓，並強制運營公司要跟蹤司機受襲案件次數，並上報交通部。
保護屏是一個必要措施。有人會擔心特殊情況，萬一司機過勞突發心梗，還沒有旁人能介入，這個 為了小概率暴力事件而增加的防護措施，會不會反而成為索命屏？
從社會公共安全收益成本的角度，或許有必要衡量司機心梗和司機受襲的概率。但更重要的是，現有的量產技術有沒有可能解決這樣的憂慮？
暢想一下，其實是有的。
在我們的私家車上，已經可以實現雲端遠程開解鎖車門、後備箱的功能，在幾萬塊錢的自主車型上就有，說明成本真不高。完全可以把乘用車上的那一套四化建設，儘快落地到公交車上，實現智能化、網聯化，控制中心可以監測到公交車的運行情況，和公交車可以進行溝通，發現問題可以解鎖讓乘客幫忙。
當然，終極的解決方案，一定是自動駕駛。
在本事故發生後，新京報曾挖出一組數據：
據相關研究統計顯示，2009年至2013年間，全國共發生公交車肇事的道路交通事故1.4萬起，造成3500人死亡，1.6萬人受傷。
公交客運交通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均佔全國道路交通事故相應總數的1%左右，但公交車保有量僅佔全國機動車保有量總數的0.2%，說明公交客運車輛事故率相對較高。
而93%的公交車肇事事故，是由駕駛人交通違法行為肇事導致。
這起事故將成為自動駕駛必要性的一個力證，它不是為技術而技術的雞肋改革，或是新一輪GDP的載體——自動駕駛是一項偉大的技術，它把公共安全從對個人能力的考驗、甚至對人性的考驗上剝離掉。你不能避免碰到垃圾人，但是應該通過機制和技術來杜絕垃圾人對公共秩序造成負面影響。
就像我們很喜歡舉的關於技術進步的一個例子，讓小偷失業的不是警察，而是支付寶。你沒有辦法抓完小偷，你不能指望給這些道德薄弱的人進行有效的精神文明建設，那就通過技術進步繞開身為人的陷阱。
我並不大喜歡的榮格，曾說過一句我非常喜歡的話：
神瞎了一隻眼，聾了一隻耳，秩序亂作一團。你們要對這殘廢的世界保持耐性，也別高估了自己的完美。
而技術，可以成為照亮殘破和不完美的迷霧的那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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