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中有過一個精彩的比喻叫做“抽梯子”，講的是“當一個人登上高峰後，就會把身後的梯子一腳踢開，以免別人跟上來”。
大概是從去年起，開始有國內外的經濟學家拿30年前的日本與當下的中國相對比，還引發過不少的討論;今年初，美中毛衣摩擦剛剛拉開序幕的時候，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曾在媒體上發言，他借用日本《廣場協議》後的日本市場，向中國發來了他作為過來人的“警示”。
“歷史不會重演，但會驚人的相似”，不知道馬克吐溫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參考的是哪段歷史，至少近兩年的現實卻是驗證了他的判斷 。除了上面兩篇文章中提到的本幣被升值、出口量增高、人均GDP水平、民眾消費水平等等現象外，最近發生的一件集全國人民目光的大事，再一次將30年前的套路，重新搬上了歷史的熒幕。
對一個國家來說，股市、樓市漲漲跌跌非人為可控，但科技始終處於主導地位，凡是依賴科技領域實力的國家，在歷史的長河中總能保持不錯的競爭力。無論是當今的互聯網技術、5G革命，還是過去的計算機技術、半導體革命，信息儲存器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哪怕是上世紀20年代，人們用打孔技術來記錄信息，IBM公司的打孔器銷售都能佔到公司利潤的30%，更別提後來飛速發展的磁帶、磁盤和芯片了。
二戰過後，美國憑藉軍事、黃金方面的絕對優勢，在科技方面也是一馬當先。1947年美國科學家首次發明了可以替代龐大電子管的晶體管，這對無線電技術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不過那時美方主要將其用於軍事方面。
50年代，索尼Sony集團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在美國出差的時候瞭解到了晶體管這項技術，不過他想到的是將其用在當時時爆紅的高科技產品——收音機。這項新型技術的引用讓索尼乃至整個日本的電子行業成為了世界的領頭羊和模仿對象，日本也成為收音機產品最大的製造國和出口國。1959年，僅收音機一款商品，向美國出口的數量為400萬臺，1965年則達到了2400萬臺。
1959年，美國德州儀器的工程師傑克·基爾比Jack Kilby 發明了集成電路(具體好在哪兒金庫君也不完全明白，總之是將半導體技術向微小型化、智能化和可靠方面又進了一步)，並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但那時美蘇仍處於“冷戰”時期，哪怕IBM在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的基礎上，研發出了計算機中使用的內存芯片，也始終用於軍事裝備的改進。而在這時日本大力出口的收音機也被看做是低端產品，沒有引起重視。
到了60年代美國軍方在半導體上的需求超過了供應量的50%，集成電路超過了72%。美國搞出集成電路的兩年後，日本也做出了自己的集成電路和內存芯片，雖然技術稍遜但日本憑藉著最大的優勢——人力成本低，在生產方面佔盡了優勢，產量巨大，面向全世界搞出口。到了70年代，在貿易方面日本對美國的順差已經很高了，美國為了解決赤字問題，開始搞事情。
日本有家卡西歐公司主打計算器製造，當時在美國電子產品市場中佔比超過80%——這是一個很好的靶子。1972年，美國藉口卡西歐公司違反《反傾銷》法案，拒絕向日本繼續提供核心IC，這是半導體技術的核心材料。自此日企遭受了重大打擊，卡西歐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也曾一度跌至27%。
日本國內當時採取的方法是“不給賣我就自己做”。由國家牽頭，集合東芝、三菱、富士通、NEC等電子企業，共同出資成立了“DRAM製法革新”項目，研發資金高達737億日元。行業龍頭聯手+國內市場保護的模式還是很有效的，到了1980年美國惠普公司的芯片測試結果表示，“日本的良品率遠遠高於美國”，加之製造大國的優勢，日本超越美國重回半導體行業的霸主地位也是順其自然。
根據在“冷戰”對抗的經驗，美國執政者一致認為即使有貨幣優勢、貿易優勢，對於高科技的壟斷地位才是美國霸權的基石，而電子、芯片產業對軍事和國家安全有著重大的意義。所以美國必須保護本土芯片業的市場，至此，美國政府針對日本的“芯片戰爭”拉開了。
上世紀80年代起，美國針對日本在芯片和汽車行業的貿易制裁達到巔峰。首先在1985年6月，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就日本電子產品的傾銷問題提起了訴訟，根據著名的“301條款”：
在和美國進行貿易的國家中，如果美國覺得哪個國家存在不合理或不公正的貿易行為，美國可以對該國進行調查，調查結束後美國總統可實施單邊制裁，比如徵收額外的關稅、限制進口等等。
事實上，一旦啟動“301調查”後，美國則開始與對方國進行協商，希望對方給予貿易補償或消除貿易壁壘;如果沒能達成一致，美國總統可下令實施制裁。一般調查會持續一年左右的時間，也就是說美國可以用這一年的時間去討價還價。
但就像前首相福田康夫說的那樣，“當時的日本不僅對美國，對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貿易盈餘”。那是因為出口的產品物美價廉，而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本在於國內巨大的財政赤字，本應該自我反省，但他們採取的手段是脅迫日本簽下了《廣場協議》，試圖利用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升值，減少他們的出口量，緩解本國貿易赤字。
搞事情的第三步。市場上開始飄蕩著一種傳言：日本電子企業間存在一個“九人委員會”，他們定期坐在一起開會，討論如何給芯片定價以及如何擴張芯片市場，以此達到控制、壟斷的目的。日本政府否認了這個傳聞的真實性，美國政府沒有繼續提供證據，但仍然以此為談判藉口，最終在1986年9月，與日本簽訂了《半導體協定》。
《協定》要求：一、日本停止在美國市場的傾銷，要保留成本記錄，制定公平價格，日本貨在美國市場只能等於或者高於公平價格;二、美國企業將獲得日本20%的市場份額。
加上《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的這一套組合拳，讓日元升值卻不能低價出口，這造成了日本國內芯片製造商的內部競爭。原本佔據著全球半導體市場80%的份額，突然出口這條路被攔截，導致產量過剩，只能調整價格降低出口最低價。意料之中的，美國因此認定日本沒有執行《半導體協定》中的公平價格，以傾銷的名義，在1987年3月對日本執行了3億美元的懲罰性關稅。1991年6月，嚐到甜頭的美國與日本簽訂了為期五年的《新半導體協議》。(1997年提出第三次續簽，但沒有達成協議)
在日本半導體企業自顧不暇的時候，美國照搬了日本的研發模式——政府牽頭，14家廠商組成“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一家獨大的形勢下，技術短板很快被補上了，到了1992年美國本土公司重新奪回了半導體行業的全球市場，在日本的份額也達到了20%。1993，美國取代日本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出口國，再後來韓國、中國也在這個領域嶄露頭角，日本雖然一直在奮鬥但再也難見80年代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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