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格斯報告 》把理論研究根置於經濟實際，為中國經濟問題的觀察與研究開創了一個新模式、研究方法及維度。報告以理論與實務為導向、以數據與計量為手段，為經濟實際規劃和管治，尤其是供給側改革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依據 。
生孩子給女性造成的成本無論從個人事業還是整個生命週期的收入來說都很大。生育成本包括三類，工作中斷導致的技能衰減、收入中斷和工作經驗積累滯後。即使是尚未生育的女性，未來將會生育的預期也會對現在的職業選擇產生影響。由此產生的問題是，生育給女性職業生涯帶來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2016年10月發表於《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論文對此展開了討論，其作者包括來自博科尼大學的Jérôme Adda、來自倫敦大學學院的Christian Dustmann和來自悉尼大學的Katrien Stevens。論文題目是《孩子給女性職業生涯帶來的代價》（The Career Costs of Children）。
研究結果表明，研究結果表明，女性生育與否使其未來收入出現了較大的差別，在20歲時，已生育的女性的收入僅比未生育女性高5%，而到40歲時，未育女性比相同年紀的已生育女性的收入高10%。具體來看，生養子女的成本是母親整個生命週期收入貼現至15歲時的淨現值（NPV）的35%，其中四分之三源自勞動力供給量減少、四分之一源自低工資。因此生育成本的主要來源是工作中斷導致一段時間沒有收入來源 。
數據選擇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分成兩組，第一組來自IABS數據庫（German socialsecurity records，德國社會保障記錄），第二組數據來自GSOEP（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德國社會經濟調查小組）。第一組數據提供了被研究者的工資、離職、職業選擇、教育水平、年齡等數據。其統計特徵如下圖1所示：
圖1 IABS數據統計
從第二組數據中，研究者構建了一個數據庫，該數據庫包括被研究者的就業狀況、從事的是全職還是兼職工作、每週實際工作時間、每週協議工作時間、個人淨收入及孩子數量等。其統計特徵如下圖2所示：
圖2 GSOEP數據統計
由於職業選擇的數量過大，研究者將所有職業選擇劃分為三大類：
（1）routine（日常類）
這一類別的工作的要求不隨時間而變化，比如超市售貨員和縫紉工，她們需要做的就是記住商品的信息或者掌握縫紉技巧，這些要求不會在短期內產生很大變化；
（2）abstract（抽象類）
這一類別的工作的要求會隨時間產生很大變化，比如銀行職員，由於信息技術和金融產品不斷更新迭代，工作中斷將導致嚴重的技能衰退；
（3）manual（手工類）
這一類別的工作類介於routine和abstract之間，比如藥品銷售，因為新藥的開發需要相對長的週期。
對所獲得的樣本的工作按照上述分類進行劃分，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3 樣本職業選擇按類別劃分
研究者對所得數據庫做初步分析，分析結果如下圖4所示：
圖4 樣本分析結果
從上圖可以看出，與從事routine類和manual類工作相比，從事abstract類的工作不僅初始待遇更高，而且隨著經驗的積累工資增速更快。
此外，研究者發現生育帶給從事abstract類工作的女性的收入損失最高，帶給從事routine類工作的女性的收入損失最低。
從事abstract類工作的女性更傾向於沒有或只有一個孩子，且在生育第一個孩子時的年齡更大。但上述分析只能證明職業選擇與孩子生育之間存在相關性，卻無法證明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因為也可能是生育傾向弱、工作能力強的女性主動選擇了生育成本更高的abstract類工作。因此研究者建立模型做了進一步分析。
模型建立
研究者以青春期晚期到生命結束為生命週期建立了以下模型：
該模型包括了個體的職業選擇、工作與否以及生育選擇（生育孩子數量及生育時間）。其中，Et代表了在時刻t依照所輸入的信息的期望值，β為貼現因子。模型設定每一期時長為6個月，結束時間為被研究者80歲時。在每個時間段中，女性需要做出以下決策：消費量和儲蓄量、是否生育、勞動力供給量和職業類型。
研究者進一步將下述各因素加入模型進行考慮：
（1）能力和偏好：能力、休息偏好、子女偏好、不孕的可能性。模型假設具有相同能力的女性的休息偏好一致；子女偏好與能力（和休息偏好）相關；個體不孕情況無法被觀測（unobservable），但隨個體年齡增長，不孕可能性提高；
（2）職業選擇和勞動力供給：假設不同的職業具有不同的回報和報酬增速；不同的工作類型在失業後拿到新的offer的可能性不同；女性可以選擇全職、兼職、辭職或不再參與勞動；
（3）
預算約束：t+1時間段的總資產=（t時間段的總資產）+（t時間段的收入）-（t時間段的消費）；（4）技能和工資：模型假設每全職（兼職）工作1年，技能增加1（0.5）單位；工作中斷時，不同類型的工作在不同中斷時點產生不同程度的技能衰退，由此可以模擬生育時間的決策；工資取決於技能、職業類型和能力；
（5）婚姻狀況和丈夫收入：在每個時間段中，女性結婚的可能性取決於年齡、技能和子女偏好；結婚女性同樣面對離婚的可能，離婚可能性取決於年齡和子女情況；丈夫收入取決於妻子的年齡、職業和能力，並作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出現在預算約束中。
每一個新的時間段t伊始，女性將基於她們已有的信息和麵對的預算約束選擇時間t的消費量、勞動供給量、職業類型以及是否生育來最大化個人效用。當女性超過60歲時，她們將退休並無需再進行職業的相關決策。基於該動態模型和已有的數據，研究者預測出每個樣本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每個時間段所做出的職業和生育決策。
實證研究
（1）生育預期與職業選擇
研究者對生育預期與職業選擇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5 生育預期與職業選擇
由上圖5，研究者認為，
預期未來不會生育的女性更傾向於選擇abstract類職業，證明即使在做出生育決策之前，對於未來生育情況的預期已經影響了女性的職業選擇，產生了相應的成本。（2）生育與收入
研究者對生育孩子之後的女性收入展開了分析，結果如下圖6所示：
圖6 生育與收入變化
研究表明，在20歲時，已生育的女性的收入僅比未生育女性高5%，而到40歲時，未育女性比相同年紀的已生育女性的收入高10%。
（3）生育成本
研究者對因生育帶來的收入減少展開了分析，分析結果如下圖7所示：
圖7 生育成本
研究表明，生養子女的成本是母親整個生命週期收入貼現至15歲時的淨現值（NPV）的35%，其中四分之三源自勞動力供給量減少、四分之一源自低工資。因此生育成本的主要來源是工作中斷導致一段時間沒有收入來源。
（4）生育補貼的作用
在歐洲很多國家，由於生育率較低，政府出臺了生育補貼希望提升生育率，基於上述分析，研究者對這一政策的效果也做了討論。
如下圖8所示，在政策出臺的第一年，孩子生育數量有較大的提升，但之後開始下滑。
圖8 政策出臺後孩子出生數量
研究者將政策出臺後的所有女性群體分成三組：剛剛開始職業生涯的、不受政策影響的以及處於二者中間的。統計結果如下圖9所示：
圖9 生育補貼的影響
結果表明，這一政策只能激勵人們更早生育，對女性生育的子女數量沒什麼影響。
雖然這類生育政策不直接增加個體的子女數量，但由於人們生育年齡提前，在同一個時間段中出現更多的代際，從長期來看仍然刺激整個國家的人口增加。
研究結論
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來預測女性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職業決策和生育決策如何相互影響。根據個人能力和生育偏好，女性將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她們的職業選擇、工資、儲蓄和生育情況。同時由於存在風險規避的傾向，女性將面臨在事業早期積累財富經驗和在最適孕年齡生育的權衡取捨。
研究結果表明，預期未來不會生育的女性更傾向於選擇abstract類職業，證明即使在做出生育決策之前，對於未來生育情況的預期已經影響了女性的職業選擇，產生了相應的成本。生育與否的女性在未來收入上也有較大的差別，在20歲時，已生育的女性的收入僅比未生育女性高5%，而到40歲時，未育女性比相同年紀的已生育女性的收入高10%。具體來看，生養子女的成本是母親整個生命週期收入貼現至15歲時的淨現值（NPV）的35%，其中四分之三源自勞動力供給量減少、四分之一源自低工資。因此生育成本的主要來源是工作中斷導致一段時間沒有收入來源 。
此外，研究者發現，目前出臺的生育補貼政策只能激勵人們更早生育，對女性生育的子女數量沒什麼影響。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人們生育年齡提前，在同一個時間段中出現更多的代際，從長期來看仍然刺激整個國家的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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