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走了，从住院到离去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 其实他早就得了病，只是没有去医院诊断罢了。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平时有个头疼脑闷的，吃两片药就挺过去了。这次却不同，半年多来，他总感觉到浑身乏力、头晕，干起活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得心应手。虽然年过七旬，可他这些年在体力上从没服过谁。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辈子粗茶淡饭、粗布衣衫，老了身体好、心情好、想得开。可谁也没想到，可怕的“白血病”竟降临到他的身上。查出病的那段日子，人们想瞒着他，告诉他是贫血。可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得出，他心里明白得很。我几次到医院看望他，他都谈到了自己的一生，谈到了死，那表情平静的让人心酸。
-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出院以后。家里人告诉我，他心情坏得很，不想见任何人，可听说我来了，他精神立刻好了起来，要我赶快进去见他。他侧身靠在里屋的炕上，面前放着一张小炕桌。灰白的头发蓬乱着，面部已经浮肿。他当然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可眼睛里仍然含着微笑，思路一点也不乱，说话底气也很足。他谈到村里的情况，谈到自己这一生很知足，谈得最多的是对我工作的希望，说我做什么样的工作更合适，还希望我好好教育孩子。半个多小时，都是我在听他说，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话来安慰他，只是默默地点头。他嘱咐我不要再来看他了，不要耽误工作。说完了，他长嘘一口气，面带微笑地仰靠在被筒上，轻轻地闭上眼睛休息。看得出，他有一种轻松的释放感。看他回来后的第十天，他去了。我组织了十几个同学一起去给他送行。灵前照片上的他很年轻，也很清秀，一派书生气。我凝视着他，眼前变得模糊起来，心头涌起的不仅是悲伤，更多的是一种哀怜……
- 他是我的本族叔叔，也是我的高中老师。确切说，这层师生关系表现的更深重一些。他师范毕业后，一直在一个离家很远的公社中学任教。1977年，我考上高中，就在本公社办的高中班上学。这个时候，他调回了本公社中学，正好任我的班主任。因为有一层同族的关系 ，在敬畏的同时，也多了几分亲近。那时候，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人们压抑了十年的求知欲望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我们这些农家子弟也仿佛看到了走出乡村、出人头地的希望。“为本世纪末实现四化发愤读书”的口号弥漫在大街的广播、报纸，学校的标语、墙报和我们的日记、作文中。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也仿佛感到了身上的压力和责任，没黑没白的靠在我们班上，从早操到晚自习，仿佛我们不是高中生，倒象幼儿园的孩童。那“头悬梁、锥刺骨”、“穿壁引光”的故事不知讲过多少遍。几十年过后，我们都能有板有眼地说上几段来。
- 忘不了窗外那双注视的眼睛。别的老师上课或者上自习课时，他总在后窗外盯着，观察学生们的上课表现。开始时，同学们没有发现，当有几次上课时爱说话、看小说的同学被陆续叫到他的办公室训话后，才明白被老师发现了。他常常这样在窗外站着，一站就是大半个小时。有一次上课时我有事出来，见他站在窗外，身上落满了雪花，睫毛上有几片雪叶，那眼睛里分明有着几分担忧，也有着几分希翼。我看着他，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涌出来，想说话，却又哽咽了。我不敢说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老师，起码学校不会提倡老师这样的督学。那日我问起正上高中的儿子，他们的班主任是否也这样盯着学生，儿子只是不礼貌给了我三个字：“有病啊？”现在想来，那时我们刚从“开门办学、停课闹革命”的环境中跳出来，一时还不能适应突然而来的紧张气氛，欠缺的就是刻苦自学和约束克制的能力，严管厉教出成绩只能是唯一的选择。前些日子有几个同学聚会，大家都深有感触，特别是那几个有所发迹的同学感叹更甚：多亏当年老师管得严，不然我们只知道玩，哪有今天啊！我的恩师！
- 记得那时候我们早操特别早，天还黑乎乎的，有时甚至朦朦胧胧。因为没有钟表，也不知道时间，起床几乎是靠生物钟和父母的喊叫。他总是第一个站在我们班门口，等全班学生到齐，他就自当排头，领着我们跑步。每一次早操下来，我们都累得东倒西歪、气喘吁吁，可他仍然是精力旺盛、谈笑风生。他常说我们，要学习好，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就这两年，几乎是风雨不停坚持锻炼，我们班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上去了，班级体育也是名列前茅。
- 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喜欢听他讲释古文，那如醉如痴地徜徉在“桃花源”、“岳阳楼”，感悟那文人墨客的愤世疾俗和风雨情怀；喜欢听他领读课文，那身临其境般地观赏“荷塘月色”、高吟“白杨礼赞”，为“海燕”欢呼，向自由“呐喊”。那谈不上标准的普通话虽然有些南腔北调，但也显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声。我最喜欢他讲评作文，因为那是我最得意的时候。我从小喜欢语文，从上高中后，在他的启发下，更激起了写作的兴趣，我的作文几乎每一篇都能成为班上的范文。他读我的作文时，很像在欣赏一幅好看的风景画，又象在咀嚼一餐可口的美味，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喜形于色。这时候，我往往低着头，感受着四周羡慕和赞赏的目光，体会着成功与幸福的喜悦。看着作文本上他用红笔作出的修改和那热情的批语，特别是文头那令人激动的“甲”、“甲＋”字，几天按耐不住兴奋的心，也鼓舞了我埋头写作、苦练笔头的信心。那时候书刊很少，除了几本薄薄的课本之外，几乎看不到什么课外读物，他总把自己精心整理的剪报给我看，那全校唯一的杂志《山东教育》也常借来给我阅读。两年间，我的写作水平大有长进，每每布置下作文题，我总能超额完成，而且常常自找题目练笔。那几年的各省高考作文题，他都搜集来，让我写了个遍。一九七八年，全县高中知识竞赛，我的语文成绩名列第三，尤其那篇作文“我的母亲”得到了众多评卷老师的一致好评，也成了他此后若干年语文教学课上的必讲作文。毕业时，他把我高中期间写的几十篇作文汇总起来，留在了他的案头。参加工作许多年后，回到老家，那些跟他上学的孩子们见到我还在说，老师常念你的作文，我们都能背得过几篇。其实现在看来，那些作文实在是稚嫩得很，还带有许多时代的印记，放在当时还能拿来品玩，今后是切不能误人子弟了。
- 前年的冬天，也就是我毕业后的第二十四年，那时候，他早已退休。我回到老家，带着儿子去看他。他从一个陈旧的书柜里面拿出一本封皮发黄的厚厚的本子，递给了我。我接过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当年的作文合订本，封底是一块16K作文本大小的人造板，封面是一本杂志的硬板纸书皮，上面端正地写着我的名字。打开看，里面的条格纸已经褪色，有些钢笔字也变得模糊。他笑着对我的儿子说，孩子，这是你爸爸上高中时写下的全部作文，我保存了二十多年，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也算是该物归原主了，你一定要象你爸爸一样啊！我端详着这沉甸甸的作文本，心头一阵酸楚，竟流出泪来，为他的这份厚爱、这份深情，也为他的这份寄托和热望。 初中时，我曾有一个将来在本村当一个民办教师的想法，只要不去累死累活地干那庄稼活也就知足了。恢复高考后，哥哥姐姐都考上了学，我亲眼看见父母为了筹集他们每学期几十元的费用而费尽了周折。高二下学期，面临高考，我的学习情绪出现了波动，总感觉哥哥姐姐还没有毕业，我不能再给父母增加负担。凭我的学习成绩，如果正常发挥，考中录取是绝对没问题。我给自己松下劲来，不想再走出家门，毕业后干脆就争取当民办教师了。这段时间，我上课看小说，下课更不复习，考试成绩落到了从小学到高中以来最低的年级第六名。学校黑板报上登出的考试成绩前六名“光荣榜”，我位居最后。虽说是“光荣榜”，可我明显地处在一个“扛榜”的位置，这一次应该说我上学以来最大的“耻辱”了。他当然觉察到了我的变化，第一次找我，他情绪激动，铁青着脸，手指戳着我的脑门，连喊了几声“看看你这点出息”。我从没见他发这么大火，简直有些声嘶力竭。后来他又找我长谈了一次，我把自己的担心和打算告诉了他。他沉思了片刻说：“放弃了这个机会，你的一生可能就再也没有希望。眼前是有些困难，可毕竟是暂时的，只要你考出去，将来有出息了，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贡献的，父母的付出也会得到你的回报。”此后几天，他还多次到我家中，和我的父母谈到我的学习，让他们鼓励我打消原来的念头，排除干扰参加高考，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样，我又轻装上阵，满怀信心地完成了最后几个月的考前冲刺，实现了人生路上的第一个跨越。应该说，我这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关键时刻他在我的背后着着实实地猛推了一把。
- 他任教四十年，没有离开过农村。从我记事起，他就住在那三间低矮的土屋内，一直到退休、到离去。他家属和四个儿子都是农村户口，孩子们小的时候，靠的只是他那微薄的工资。几个儿子长大后都没能走出农村，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只有小儿子参加了工作，单位效益也不好。孩子们都是手心手背上的肉，哪一个有难处，他也不能视而不见。还有那一帮孙子孙女整日里围着爷爷长奶奶短的，打点和接济了他们后，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一年，他刚刚办完了退休手续，见到我有些伤感，继而又自嘲地说：“如果说在岗时我还算个国家干部、人民教师的话，现在，我可成了实实在在、名副其实的农民了。”就在这一年，他的二儿子在套车下地时，被马车撞倒，不幸身亡，丢下了媳妇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在忍受极大的精神创伤的同时，携家育小的家庭责任和维持生计的经济负担又实实着着地落在了他的身上，那段时间，他的头发白了一多半。
- 真像他说的，他确实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每次回家见到他，多是从田里赶回，满身的泥土，一脸的汗水，头发上顶着杂草碎叶。三伏天的中午，他还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重复着那种最原始、最粗笨的锄地活计；秋风瑟瑟，年近七旬的他还象壮劳力一样，在那深一脚浅一脚的坷垃地里扶耧播种。他生活很简单，春夏季节，喜欢吃野菜，用他自己的话说，野菜无毒性，对身体有好处。我常劝他，年纪大了，少干点，吃点好的。他总是说，自己身体好，闲着难受，喜欢做点事，为孩子们受点累心甘情愿。
- 前年冬天见到他的时候，他消瘦了许多，衣服穿在身上显得有些肥大，脸色发黄，精神大不如从前了。我问他是不是有病了，他说，可能是有点贫血，休息一下，调节一下生活就会好的。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病魔已经侵袭到他的体内了。 听他的家人说，他住院的日子里，没有叫一声痛，谈到自己的后事，脸上也是带着淡淡的笑。后来是他自己坚决要求出院，他说，自己存下的那点积蓄不能都花在无为的治病上面，要给老伴留下今后的生活费用，也不能给孩子们增添新的经济负担。他又回到了那三间土屋，在熟悉的火炕上面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他走了，走的异常平静。一段时间，我不能排遣自己，总感觉人来到这个世上是负债而来，是来偿还什么的。可我知道，他感觉是充实的，是无怨无悔的，也许，他该好好休息了。我想，他一周年的时候，我该到他的坟上去说说话，烧一把纸钱……
- （文 /梁金生 图/梁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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