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人民政府在东冶

人们大都知道,华北人民政府在平山县王子村诞生。但鲜为人知的是,距王子村不远的东冶村,也曾经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等人办公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通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选举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在王子村成立后不久,为了防御国民党军队的轰炸,迁移到阳泉和井陉。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迁移到东冶村。因为东冶村紧挨冶河,非常隐蔽,并且水网密布,不仅有肥沃的土地,而且河滩上有上千亩水稻田,可以为革命政权和人民解放军提供足够的给养。所以,董必武、蓝公武、杨秀峰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以及主要机关移驻这里。而且,华北人民政府第三、第四次重要政务会议都是在东冶村召开的。

华北人民政府在东冶村办公的历史,鲜有记载

1948年11月11日,华北人民政府抵达东冶村后,秘书厅即召开厅务会议,对这次转移行动进行总结,并讨论安排此后的工作。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到会讲话,指出:“这次行军是完成了任务。”他提出要总结成绩,找出缺点。随后,华北人民政府秘书长陶希晋强调:“此次厅务会系安家讨论,如何安置工作。如有困难应尽速解决,否则工作积压,不能迅速办理。”从秘书室厅议事科的工作日志看,经过紧张筹备布置,到11月13日,秘书厅的主要科室,已可以正常办公运转,领导人使用的会议厅等场所也基本布置就绪,同时各种建章立制工作全面展开。

此前,关于华北人民政府在东冶村办公的历史,鲜有记载。为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东方巨龟苑景区董事长范海庭六进北京,访问在世的原华北人民政府的老干部,查阅中央档案馆的一系列重要历史档案。

经过多年契而不舍的努力,范海庭等联合原来为华北人民政府工作过的老人,通过查阅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终于搞清了东冶村作为华北人民政府主要机关驻地的历史。

1949年2月中旬,华北人民政府离开平山迁往北平。此后,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行政处驻石家庄、平山等地留守负责人,先后与驻地地方有关部门办理了物、产移交手续。移交清册主要以原驻地各村为单位,王子和东冶等村的移交清册至今仍被档案部门保存着。范海庭将从中央档案馆复印回的移交清册,制成宣传画展示在东方巨龟苑景区的一个小型展览馆里。

在范海庭创办的华北人民政府展室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中央档案馆复制的1948年12月24日华北人民政府的会议通知和会议签到表,会议通知中明确显示“在东冶村大庙院内召开”,签到表上,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蓝公武、杨秀峰、秘书长和副秘书长金成等人的亲笔签名。

范海庭等人还从中央档案馆找到了1949年5月华北人民政府迁往北平之后,政府机关向第四专属经手人移交东冶村相关财务的交接表。这些历史档案弥足珍贵,对于印证华北人民政府在东冶的这段历史提供了坚实可信的佐证。

如今,范海庭创建的“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展室,无声的向人们讲述着东冶村那段光辉的历史。东冶,这个有着光荣历史的村子像王子村一样,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

同样醉心研究这段红色历史的,还有一位老人,他叫杨凤连。

早些时日,在筹建华北人民政府旧址时,专家和学者们忙碌着搜集和整理相关史料,杨凤连并未引起任何单位和个人的注意。但大家都在寻找着一个了解那段红色历史的人。

1947年,杨凤连还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这一年,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央机关。彼时,晋察冀中央局公安部从阜平迁到了东冶村,社会部和公安部虽是两个牌子,但都是一套人马。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为一年后华北人民政府做前期的准备。

公安部当时选择在村北的一处废弃的寺庙内办公。而且,当时村民们对部长许建国印象深刻,而这种记忆不是来自他个人,而是他有一辆“高级的、崭新的进口自行车”。并且,这辆自行车是公安部唯一的交通工具。

董必武等人的平易近人,给东冶村父老乡亲留下了深刻印象

董必武搬到东冶以后,住在东冶村小后街东头路南孔青山家南房屋,由于不能闻煤火味,便将屋内的取暖方式重新更改。这项工作交给村民孔喜仓来完成。孔喜仓在屋内掏成了一个地洞,连接屋外的火炉。这样,火虽然在外面烧,但是里面也会发热。

在东冶村时,但凡接触过董必武的人,对他的印象都很深:“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次,董必武从外地办公回东冶,路上遇到了村民孙多多。董老在车内和他打招呼,并让司机停车。看他拿着很多东西,董老下车把他扶上车。孙多多觉得自己满身灰尘,还带着很多东西,实在不好意思,坚持不坐车,董老便伸出手拉着他的手一起上车。

华北人民政府在东冶的日子里,工作人员们紧张而兴奋。紧张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激烈进行,兴奋的是捷报频传,大家心潮澎湃。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全国就要解放了!

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在东冶村召开第三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办事通则》。会议还讨论通过或原则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令、法规。这些法令,包括在解放区政权建设方面的《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草案)、《华北区村县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条例》(草案)等;在财政经注方面的《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命令》、《华北区工商业申请营业登记暂行办法》、《华北区商标注册暂行办法》、《华北人民政府金库条例》等;在教科文方面的《华北人民政府关于颁发普通中学师范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令》、《华北区奖励科学发明及技术改进暂行条例》、《华北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古迹文物的训令》等。可以看出,华北人民政府迁到东冶村后,工作已处于全面开展阶段。同时,从其当时抵达东冶村的初期安排情况看,华北人民政府领导层准备长住此地。

在东冶时期,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除继续指导支前、生产等中心任务外,最集中就是的抓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全面进行华北人民政府的行政、法制建设,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打基础。按照董必武指示,在东冶期间,各部门几乎都全力集中调研,制定行政规章制度事宜。第二是1948年12月1日发布了著名的《华北人民政府布告》,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即日起发行人民币。董必武和薄一波、杨秀峰等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中国统一货币做了一系列的细致准备。这就是说,华北已为全国胜利做了经济方面的超前准备。后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自豪地对人说,我党是带着人民币进京的。

华北人民政府在东冶为行政法制建设做了前期准备

河北省第一任省主席秘书赵秀山回忆说,华北人民政府党组会几乎大部分时间是在审查重要的法令、规章制度。在十三个月里,华北人民政府共发布过重要法令、规章文件260多件。其中在东冶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就制定并发布过80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的文件,其中不少是很重要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司法部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谢觉哉起草的《华北区村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就是在东冶村讨论定案的。华北的区域、各级政府编制也是在这一时期规范的。此外,财政、民政、公安、司法、文教等方面也都有新法令出台。华北人民政府还为接收平津等大城市作了具体准备。董必武共主持召开过四次政务会议,其中两次是在东冶举行的。1948年11月18日召开的第三次政务会议就是讨论接管大城市,特别是平津两市抽调干部的问题,为培养华北工业建设及职工运动骨干,这次会上还决定成立华北职工学校。

在此前后,华北人民政府为接收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保定、太原以及安阳、新乡、大同等城市多次研究安排。为直接接收平津,华北人民政府及时组建了财经、政法、文教类的接收班子。当时考虑到中央布署,平津将先于太原解放,便急调原已准备接收太原的华北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华北财委副主任、华府公营企业部部长黄敬转去天津。黄敬等人从太原附近回来后,在东冶和杨秀峰等领导人会谈,并继续抽调了一些华北人民政府干部,集中在东冶附近,然后到达胜芳,待天津解放进驻天津。与此同时,也为接收北平的经济、政治、文教以及公产做了准备。

赵秀山回忆说,在东冶时期,华北人民政府还奉中央之命,以华北人民政府名义专门招待过一次从全国各地来到平山、建屏,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高级民主人士。华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董越千具体负责,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出席接待,这一活动,当时的《人民日报》曾予以报道。

1949年元旦和春节,华北人民政府都是在东冶度过的。元旦的时候,全体工作人员还集中在村边一个谷场上举行了团拜会。这让东冶村上了年纪的人记忆犹新,津津乐道。1949年春天,华北人民政府离开东冶迁往北京。(平山县委宣传部邢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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