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控”之惑，央企國企民企競相爭奪牌照
從大型央企、金融機構、民企、互聯網公司到地方政府，近年來，各類主體對“金控”趨之若鶩，有誘惑，亦有風險，且其潛在風險已進入官方視野。不過，在官方提及須待關注的眾多金融風險點中，金融控股公司潛在的風險仍是未知數，也因為未知，所以對於我們而言，未來也更具探尋空間。
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牌照已然成為企業眼中的香餑餑，涉足金融行業成大型產業集團標配。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統計，目前約有13家國有產業集團和25家民營產業集團涉足銀行、證券、保險等核心金融領域，涉足融資租賃、P2P、小額貸款、第三方支付等領域的公司更是數不勝數。
“經濟新常態下，傳統實體企業又累又不掙錢，在輿論影響下覺得金融錢好賺，就一窩蜂的扎進去。”1月4日，望華資本創始人戚克栴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也有產業公司希望通過資本運作，實現金融與產業的協同發展。”
衍生而來，鑑於金融牌照審批趨嚴，金融牌照套利成為一個十分賺錢的熱門生意，早一批金融牌照掮客賺得盆滿缽滿。2017年12月底新力金融公告稱擬23。79億元收購擁有支付牌照的海科融通100%股份，進一步刺激了市場對牌照的渴求。
“一個公募基金銷售牌照可以炒到3000萬，一張支付全牌照價格更是在10個億以上，更不用說保險、證券、銀行等牌照了，幾十億起步，有錢也買不到。”1月5日，北京地區某私募基金經理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2、泛金控模式起源與發展
縱觀全球金融發展史，各國金融業都經歷了從分業到混業的過渡， 中國莫不如是。在過去近20年中，伴隨著國企改革、金融管制放鬆，金融領域全牌照混業經營是一大趨勢，金融控股集團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市場主體。
金控的“崛起”最早可追溯至本世紀初，作為金融改革的一部分，2002年國務院批准中國光大集團、中信集團和中國平安集團作為金控試點。
此後若干年，試點成效逐步顯現，各類金控集團亦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統計，目前包括由央企、金融機構、民營企業、地方政府以及互聯網巨頭主導的金控集團超過60家（目前業界對金控概念未有統一認識，本文所指金控為泛金控概念）。
其中央企控股和地方政府主導的金控平臺均是伴隨著國企改革而推進設立的，目的是為整合國有資產，尤其金融資產，利用集團內部各板塊的協同效應，整合產業資源，服務經濟。
但初衷與實踐有悖離。由於與政府部門之間千絲萬縷的糾葛，以及
分業監管背景下對金控集團主體監管的缺位，風險隱現。從最新的政府動向來看，針對金控集團的監管呼之欲出。3、試點成效顯著 爭議風險積聚
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包括中信集團、光大集團、中國平安等數十家大型金控集團。其中，首批試點的金控公司，中信集團、光大集團、中國平安成績可謂顯著。
且以利潤計，中國平安等擁有令人豔羨的資本，2017年前三季度，中國平安實現淨利潤人民幣752.19億元，同比增長16.1%。
但中國平安金控之路頗為曲折。時間追溯至1993年，當年，國務院頒發《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對證券業、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業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兩年後，第一部《保險法》明確，同一保險人不得同時兼營財產保險業務和人身保險業務。這意味著，包括中國平安在內的四家綜合性保險公司都需要進行調整。
在隨後的幾年時間中，中國人保、中國太保、新疆兵團保險先後完成分業改造，但是中國平安遲遲未動。究其原因，
中國平安董事長馬明哲更為鐘意綜合金融模式。不過，由於監管層一再強調分業經營，中國平安也開始著手分業準備，但方案几度上報都未通過，轉機出現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監管層終於同意了中國平安的分業經營模式，即由集團擁有若干子公司，並對相關決策進行統一管理。至此，中國平安成為繼光大集團、中信集團之後的第三家金控集團。
中信集團、光大集團的故事同樣精彩。2002年，中信集團進行體制改革，成為國家授權投資機構。2011年，中信集團整體改製為國有獨資公司，併發起設立了中信股份。2014年8月，中信集團將中信股份100%股權注入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實現了境外整體上市。至2016年12月31日，中信股份總資產達港幣72380億元，當年營收為港幣3808億元，歸屬於普通股股東的淨利潤為港幣431億元。
光大集團則以貿易起家。1990年至2003年，光大集團業務開始向國內及金融領域傾斜，同時進入香港資本市場，先後成立了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光大銀行、光大證券，在香港、新加坡收購改組了光大國際、光大控股、光大科技和光大亞太四家上市公司。
2003年至2014年，光大集團開啟改制重組的征程，先後成立了光大實業、光大金控資產，完成光大證券A股上市、光大銀行A股及H股上市，實現光大永明保險成功重組、收購組建光大興隴信託，同時在香港企業實現戰略轉型。2014年，經國務院批准，光大集團由國有獨資企業改製為股份制公司，並完成更名。
2014年至今，光大集團推進集團聯動與有效整合業務資源，資產規模已經突破4萬億元。近日，財政部更是批覆同意共青團中央直屬企業中國青旅集團公司、中國青年實業發展總公司100%國有產權劃轉至光大集團。
不過在大型金控集團取得令人豔羨的成績時，對其潛在的風險擔憂也從未消退。
對於金控集團的發展，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近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綜合化經營的優點在於能使金融體系更有效率，發揮金融各個領域協同作用，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滿足企業和個人多樣化的金融需求。不過，最有爭議的一點是，容易積聚金融風險。實際研究表明，這種質疑缺乏依據，綜合化經營並非風險的源頭，但對綜合化經營的監管需要進一步協調和深化。”
“尤其是隨著金融業綜合經營深入發展，跨市場、跨行業、跨領域的交叉性金融產品不斷湧現，金融風險更趨隱蔽性、複雜性和傳染性。為消除監管套利，防範系統性風險，必須強化監管統籌協調，並實施穿透式監管。”董希淼續稱。
4、地方金控今年來加速湧現
在發展與質疑聲中，國內金融控股集團版圖亦逐漸成型，除了耳熟能詳的大型央企金控外，地方政府主導的金控公司近年來發展迅猛，尤為值得關注。
地方金控指的是，由區域內一家金融機構佈局多項金融業務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團。從時間上來看，2000年左右，最早一批地方金控集團相繼建立，包括天津泰達、廣東粵財、上海國際集團和重慶渝富，隨著監管政策放開，2008年金融危機後地方金控集團籌建加快，2015年迎來爆發期，當年有5家金控平臺掛牌成立，是近20年來掛牌數量最多的一年。
這期間，需要提及的是，2009年3月 ，銀監會、央行聯合公佈《關於進一步加強信貸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地方金控平臺由此如雨後春筍出現。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統計，2000年以來成立的地方金融控股公司有20家左右。不僅省級政府參與，地區一級的政府也在整合當地典當行、擔保、小貸等金融資產佈局金控。山東、天津、廣東等地區均有不止一家金控集團。
地方金控集團公司大多由地方政府主導，其出現和發展是伴隨著國企改革而推進的，地方政府組建地方金控集團的初衷在於提高區域金融資產的效率，整合地方產業，服務本地經濟，解決當地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
“地方政府組建金控公司，最大的好處或者說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多元化融通資金，打造融資成本窪地，並通過產融結合推動和促進當地實體經濟發展。”近日，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PPP專家庫雙庫專家、江蘇現代資產投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丁伯康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不過，在實際運作中也存在適得其反的效果。近日，一位金控集團旗下信託板塊業務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理論上金控平臺通過內部各板塊的協同似乎可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的效率，但其實集團金融主要是為內部企業提供便利，內部企業就算資質不好也照樣提供資金，這樣從整體上看反而不利於資源的合理分配，效益並不好。
但多個文件的出臺進一步激發地方的金控熱情。早在2013年，銀監會就印發《關於加強2013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銀監發（2013）10號），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管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風險。10號文激發了一些綜合實力比較強的城投公司組建金控集團，以擺脫對政府信用和政策的依賴。2017年以來發布的諸多財預文件進一步收緊了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繼續倒逼城投平臺的市場化轉型。
具體模式上，2014年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43號文）是個轉折點，此前，城投公司主要採取參股控股的方式來佈局覆蓋金融行業。43號文後，產業基金成為城投佈局金融板塊的新方向。
從收緊銀行貸款到限制非標，再到剝離城投信用和政府信用，地方政府融資受限越來越大。一位非銀金融分析師對記者表示，城投的市場化轉型是這種監管方向的一個必然結果，擁有優質金融資產和經營性資產的城投公司會選擇轉型為金控集團，減輕對銀行貸款和政府信用的依賴。
5、金控面臨四個方面的風險
轉型並不容易，丁伯康就認為，未來十年城投公司轉型為金控集團的概率非常小。首先，無論是轉型基礎還是發展條件都相距甚遠。其次，國有資產和城市資源的開發利用是分階段不斷提升的過程，金融行業的投資和服務只有平臺公司在地方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可能出現；另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脫胎於政府部門，資產、業務和團隊短時期內很難達到金融控股集團的要求。
多位金融行業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金融控股集團積累的風險主要有公司槓桿借貸入股導致負債率抬升，偏離主業導致經營不善，違規經營和監管套利、關聯交易，金融風險與產業風險交叉傳染四方面。
“一些企業為了入股甚至控股金融公司，會利用槓桿借款，但如果企業本身利潤不能穩定增長，入股的金融公司也不能快速創造利潤，那麼槓桿入股的資金利息就會成為蠶食企業發展的野獸，甚至拖垮一家知名企業。”1月4日，西南地區某城商行公司業務部經理表示。
“在經濟情況好的時候，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有條件實現雙贏，但風險是在經濟形勢下行的時候，產業部門違約率會上升，兩者有交叉傳染風險的可能。”北京地區某券商銀行業分析師表示，“比如上世紀90年代日本企業陷入危機的時候，想到的不是破產清算重組，而是通過關聯銀行追加貸款，暫時避免破產，但後果是殭屍企業增多，銀行不良上升，阻礙經濟復甦。”
戚克栴認為，所謂的“金融控股集團”大批量出現本身就是不正常現象，短時期內對參與的企業可能有好處，但對整個金融系統而言，一定是弊大於利。
“在成熟的西方資本市場上，很少出現如此多的所謂 ‘金融控股集團’。因為術業有專攻，何況金融是一個高風險，需要專業知識和長期業務經驗的行業。”戚克栴說，“雖然監管部門對銀行、證券、保險等公司的高管任職有相關規定，但股東尤其是控股股東對其發展仍然影響巨大。拋開違規交易的問題不說，你怎麼能放心讓一個沒有充足金融知識經驗的人參與到幾十幾百億的存款、保費或客戶資產的管理上呢?”另一方面，在產業資本快速進入金融領域的大背景下，銀行、保險、證券、融資租賃等卻分屬不同的監管部門，中國監管體系對於金融控股集團的監管尚屬空白。不過近期監管部門已關注到產業公司大規模進入金融行業這一現象，並對此表示一定擔憂。
6、套利是多拍照後的“天然能力”
金控集團已遍地開花，在分業監管的背景下，針對金控主體的監管處於缺位狀態，這也導致金控集團內部普遍存在逃避監管和監管套利的行為。
國泰君安非銀分析師劉欣琦就此表示，監管套利是擁有多張金融牌照後的天然能力，金控公司一般不會披露相關行為，監管套利如羚羊掛角，一跡難求，利用牌照監管差異可以實現資本的騰挪或減少資本消耗。
以地方金控為例，一位為地方政府融資的項目人士對記者透露一個情形，在監管收緊地方政府融資行為後，銀監會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名單》中的地方企業受到嚴格約束，但一些金控形式的平臺就會繞道操作，比如讓不在名單內的子公司進行融資，而金控母體為其擔保。
防風險是當前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綜合經營的風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上述非銀金融分析師指出，綜合經營規範的重點將是統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特別是近年來一哄而上的有潛在風險隱患的各類地方金控、民營金控。
金控集團應當如何監管？2017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將加快出臺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規則，確立市場準入、資金來源、公司治理、資本充足、關聯交易等監管要求，嚴格限制和規範非金融企業投資金融機構，從制度上隔離實業板塊和金融板塊，彌補監管制度短板。
有央行地方分行人士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金融控股公司應當作為金融機構接受監管，以確保金融監管信息的有效性，
儘快確定主要監管部門，一是可選擇資金支付體系的部門；二是選擇對金控集團旗下核心公司監管的部門作為監管部門。不過目前並不明確央行所指金控為何具體形態。董希淼指出，下一步，應在金融機構綜合化經營加快推進的趨勢下，由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牽頭，深化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創新，加強金融監管的統籌協調，強化綜合監管，突出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規範金融綜合化經營，讓綜合化經營更好地迴歸本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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