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成学术讲座第二讲
“高宗谅阴”考
陈鸿森教授
2018年11月19日，由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次“康成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举行。本次讲座，北大礼学中心邀请了苏州大学文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陈鸿森先生作了题为“‘高宗谅阴’考”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陈壁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孟琢副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华喆副教授担任报告评议人。出席本次讲座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丰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吴国武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安文研博士、中央民族大学顾超一博士等学者以及三联书店出版社的钟韵老师。
吴飞教授
报告正式开始前，吴飞教授对康成学术讲座的基本情况和设立这一讲座的用意做了简要说明。吴飞教授指出，经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在郑康成先生的努力下才真正成为体系的，故以“康成”命名讲座，首先是为了向郑康成先生致敬，设立康成学术讲座的目的，并非清人所谓的“佞郑”，而是意在发扬康成先生对待经典的态度，并推动学术界教学相长。为了保证讲座的质量，康成学术讲座一年只举办一次，所邀请的都是海内外最重要的学者，在讲座上给出的是尚未正式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当前各种学术会议、讲座纷繁乃至泛滥的背景下，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希望通过举办高质量的讲座来推动更为严肃认真的经学、礼学研究。
随后，报告正式开始。陈鸿森教授先对“高宗谅阴”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加以说明。他指出，从孔子以降，由“高宗谅阴”所涉及的对“三年之丧”的理解对古代的丧服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关联到丁忧制度，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陈教授认为，传统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解，很可能是对于“高宗谅阴”含义的误解，而自己报告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第一，从先秦语料考证“高宗谅阴”的“谅”字；第二，从西汉新君即位的历史来推测“高宗谅阴”的历史含义，由此看到口传历史时代史事传讹的样态；第三，说明“高宗谅阴”和“三年之丧”的衍生关系以及儒家“三年之丧”之说形成的痕迹。
刘丰研究员（右）陆胤副教授（左）
陈鸿森教授引述了涉及“高宗谅阴”的秦汉文献做了简要说明并相互参照。他指出，《论语·子张》与《礼记·檀弓下》的相关条目，文字不同但文意基本相同，两者互证，表明子张问“高宗谅阴”应为孔门实事。检索先秦与西汉的文献，凡言“谅阴”，所载皆为殷高宗，并没有其他君王服丧称“谅阴”的情况。子张所问“高宗谅阴”一事，本于《尚书·无逸》，《无逸》文本恐怕为成王创业之初安于逸乐，周公作以告诫，其中列举了殷代三位明君，武丁在即位之后，“乃或谅阴，三年不言”。陈先生认为，“谅阴”应该是一个特意的行为，所以才在先秦两汉的学者中频频引以为话题。参看《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中的相关部分，两条材料皆强调“高宗谅阴”的“不言”，未涉及“居丧”。而在《史记·殷本纪》中，涉及武丁相关的历史没有提到“谅阴”二字，“三年不言”主要的目的是武丁为了复兴殷却“未得其佐”。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相关部分直接引用了《尚书》文本，对于“谅阴”也没有解释。陈教授认为，从文本提供的信息看，高宗谅阴的实质在孔门与司马迁时代并不是特别清楚。
讲座现场
陈教授接着梳理了前人对于“谅阴”二字的解释。他提出，“谅”字应训为勉强的“强”，“谅阴”即强迫自己不说话。“高宗谅阴”表示武丁“久劳于外”后即位，强迫、克制自己不说话，思考复兴之道。陈教授又结合西汉新君即位的史事理解其意涵。如王吉在昌邑王正式入主前就曾奏书，以“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之言加以告诫，暗示霍光把持朝政，入主后当以隐忍为要，对霍光应敬顺听从，“慎毋有所发”。据此，回看《尚书·无逸》中的“高宗谅阴”，就可以大致还原出其所传达的历史信息。冢宰迎回“久劳于外”、长期远离权力中心的武丁，本就是为了能够继续把持朝政，所以才有武丁思欲复兴，却“未得其佐”的说法。武丁谅阴（即强默不言），听命于冢宰，并非因为服丧哀痛，而是应对权臣、等待时机的策略。从《史记》、《汉书》的史实参看《尚书》，关于“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含义，就可以得到仿佛。
陈教授认为，孔子以居丧三年释高宗谅阴，实际上大为失实。由于孔门对此的误解和战国儒家的演绎，“高宗谅阴”成为他们推动三年之丧的重要依据。通过分析《孟子·滕文公》中滕文公欲行三年丧而遭群臣反对、汉代服丧而至毁瘠灭性的史实以及《论语》中孔子与宰予关于三年丧的争论，陈教授指出，三年之丧并不是向来有之，而应当是基于一般的丧礼与服丧期限逐渐累增的至隆之礼。
钟韵老师
报告结束后，讲座进入评议环节。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陈壁生教授从两个角度谈论了自己的感受：一是从经典解释的角度看，《论语》中的“高宗谅阴”，涉及到大量经典文献。但这些文献也无法为“谅阴”提供确切而令人满意的解释。可以说，《论语》的历代注解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往往语焉不明。就算是较为古老的汉人注解，也没有明确一致的理解方式，马融以为“信默”，这么理解与下文的“三年不言”语意重复。郑玄不赞同这一解释，对文意上无法理解的问题，则从其他文献中寻找证据，因此根据伏生《尚书大传》，说谅阴之意是“谓凶卢也”。杜预则认为这里只是心丧三年，并以此为据宣扬短丧。博学如朱子者，在注《论语》时直接说：“未详其义”。由于字义和制度的不确定，为这句话的提供了极大的解释空间。陈先生解释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论语》中孔子明确说是居丧，而《尚书》从文意上看未必是居丧，故而，居凶卢和强默不言就导向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向。也就是说，《尚书》和《论语》是不一样的，如果认为孔子引《尚书》教弟子，那么可能孔子误解了《尚书》的意思。陈先生从两个经典的叙述差别引出了经学中的这一大问题，并且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二是从方法上看，陈先生以“强默”训解“谅阴”采用的实际上是高邮二王以来以文字求经义的方法，而以汉人引经之文理解经义，则与刘宝楠《论语正义》中的导向更为接近。据此，陈壁生教授指出，陈鸿森教授今天的报告，展示的基本上是民国老派学者的学问进路，这在今天是特别少见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深入学习和体会的。最后，陈壁生教授强调，这场讲座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启发，虽名为评议，实际上更多是学习的体会。
陈壁生教授
接着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孟琢副教授进行评议。孟琢副教授指出，近年来，汉语史路径成为了训诂学的一个基本方向，从汉语史的角度看，经典文献与偏僻文献的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而，学界针对经典中核心的训诂问题进行的讨论是越来越少了。陈先生直接面对前人聚讼不明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论述，体现了明确而集中的问题意识，非常值得学习；从方法上看，陈先生从语音和文字的角度进行训诂，征引大量文献进行语理和事理进行互证，文史贯通，功力雄厚，恰如陈壁生教授所言，是老派学者的风范在当下的一次展现，令人心生敬意。
吴国武副教授
关于具体的训诂问题，陈先生以“强”来训“谅”，孟琢副教授表示对这一点自己有些许疑问。首先从声音上看，鲸、姜、强等字都可以表示“强大”的语义，但并不是所有的京声都与“强”有关，比如“凉薄”的“凉”。此外，章太炎在《文始》中对与“谅”有关的字的系连，还是指向“信”，如明亮的“亮”、明朗的“朗”、善良的“良”。即便是同“强”相系连，因为“强”和“梁”音声上相近，郑玄的说法也是能够解释的通的。针对声音上这样一些不同的材料，应当如何看待？其二，“谅”训为“信”是有大量的语例和训诂传统的，如何回应这个训诂传统？在陈先生征引的文献中，有几条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如《诗经》中的“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以及《论语》中“匹夫匹妇之为谅也”，传统的解释未必能一定是错的，我们还是期待有文献上的铁证——即只有谅解释为“强”才能通，解释为其他不通——从而使陈先生的观点得到确证，成为千古不易之说。此外，“谅”训为“强”，实际上有两个义项的——强迫、强悍，这两个义项之间的沟通，也希望能稍加说明。希望陈先生有以指教。
孟琢副教授
孟琢副教授发言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华喆副教授进行了评议。华喆副教授表示，早在2007年在清华上陈先生的课的时候，在同陈先生的交流中获知了陈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大致结论，但是对于具体的论述过程并不了解，今天的报告可谓是满足了自己多年以来的期待。华喆副教授先是补充了郑玄关于居庐的说法。他指出，郑玄之所以要以梁和楣来训释，是因为三年丧并不只是丧服与丧期，而是围绕生活方方面面展开的具体的制度。郑玄在此的训释体现的其实是他对于丧服制度性的思考：丧服是一种自天子达于庶人的礼节，不能仅仅用信默的方式去概括。陈先生的新解，考虑高宗谅阴的历史情境、子张问孔子的历史情境指出，在孔子和周公的时代，三年丧并没有成为定制，据此来看《仪礼·丧服》一篇，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此篇作者显然就不可能是周公。传统经学建立的经学史图景，关于《仪礼·丧服》的作者是谁、乃至《仪礼》的作者是谁，这些问题实际上被陈先生的研究撬动了一角。因此，陈先生的讨论并不仅仅限于对“高宗谅阴”这个问题的解释，而是关系到如何理解传统观念中经书纂述以及传承的基本构图。陈先生的研究，不仅是对聚讼纷扰的问题提出的新解，而且会成为未来经学史中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起点。
华喆副教授
针对三位评议的人的发言，陈鸿森教授进行了响应。陈鸿森教授表示，就训诂的问题而言，关于“谅”和“强”的声音、言语的讹变研究音韵的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问题，这里面有复辅音的现象。对于先秦的音声假借，我们是有很多未知的。参看《广雅》和《尔雅》，一音而多义同时存在，这个都是有所支持的。从强梁到勉强，本身有一个意义的发展，并不能说没有连带。声音语义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关注的更多可能应该是自己引述的材料能否支持“强”的训释，而不是三者在“强”之上的细微语义差别，因为从《尔雅》、《广雅》上看，不同语义并存是常见的现象，重要是训为“强”通还是故训文意更能疏通。相关的问题，自己关注了将近四十年。训诂要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文脉上的语境，另一个是文脉中过程的情境。陈先生表示，自己研究并不是只是一个训诂的问题，参看汉代史事、结合文本情境加以理解是自己更重要的思路。对于训诂具体的问题，自己会在将来发表的文章中做出详细的说明。
安文研博士（左）李晓璇博士（右）
陈鸿森教授的响应后，讲座进入提问环节。针对回到《无逸》文本语境如何考虑新解，一位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表示，按照陈先生的解释，“高宗谅阴”应理解为殷高宗面对权臣冢宰强默不言、等待时机的策略，回到《无逸》文本的语境，周公对成王说出这段话加以告诫的时候，其实恰恰与冢宰的角色相近，那么不就相当于周公教成王如何反对自己了吗？陈鸿森教授认为，从文本中看，周公告诫成王，这只是举例的史实典故中的几个例子，周公自己是否晓得真正含义也未必清楚，只是将其作为受传颂的典故加以使用，这里面可能会有口传历史造成的错误。对于这个文本的解释，还需要从事理的角度加以考虑，毕竟服丧期间冢宰全权执政三年，服丧后能够完全权力的归还交接，这需要高度文明的制度，而在上古这是难以想象的。孔子的解释是孔子的解释，经文本意是经文本意。孔子的解释并不代表绝对权威。对孔子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单纯训诂传经的问题，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现实考虑的，谈的都未必是真正的文意。陈鸿森教授指出，经学史固然需要以孔子为起点，但是孔子有没有删诗、有没有做易传，这些不是自明的，如果这些都不成立，我们如何理解尚书这段话？这个是本次报告的用意。
听众提问
一位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即，周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否考虑武丁当时的政治情境，是否一定把高宗谅阴当做商代的历史事实，还是一种宣教式的言辞；而师丹、王吉这些服膺等儒学的学者，又是怎么跳出孔子的解释，回到了陈先生所主张的《尚书》文本的原意？陈鸿森教授回应道，五经传统本质上都是汉代兴起的，因而汉代之前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依照常理，学术的传承不会都是单传的，所谓传承脉络，多为后人追溯性的反向建构。存在孔子这样的解释，也可能存在着其他的不同的解释流传，自己基于王吉、师丹等人的理解给出的解释也可能是被掩盖在后人架构下的其他的传经传统的解释。
学者合影
讲座的最后，陈鸿森教授展示了诗人风采，为大家朗诵了自己的诗歌作品《校勘学——读庄子》：
鲁鱼亥豕
每下愈况
我们寻行数墨
反复推敲
不敢稍有轻忽，甚至是
十目一行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沿途尽是歧义的人生
我们一次又一次
审时度势
权衡再三
像外交辞令般字斟句酌
就是不敢轻下案断
在我们的时代
左右形似 虚实相仿
积非成是 聚是成非
要勘正讹误
谈
何容易
心非口是 唯唯
昨是今非 诺诺
是是非非
形形色色
孰非？
孰是？
欲辨已忘
盐
两眼迷离
校不胜校
匆匆翻过一卷〈人间世〉
不着一字
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康成学术讲座圆满落下帷幕。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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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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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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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画家：黄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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