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當時疆域最大的國家之一和東亞文明的中心。作為強大帝國的統治者，李唐皇室在宮廷中匯聚了眾多的財富和珍寶，有宮廷作坊製作的精美器具，有來自異域的奇物異產，也有地方官民進奉的金銀貢品。這些遺留至今的珍寶令人驚歎不已，顯示了唐朝發達的金銀工藝和奢華的宮廷生活。
何家村窖藏是20世紀中國考古重大發現之一，共出土金、銀、銅、寶石、玉、玻璃、錢幣、藥品等1000餘件。這些文物內涵豐富，不論是邠（bīn）王府遺物，還是與租庸調使劉震有關，亦或為大明宮瓊林庫庫藏，都應屬於唐王朝皇家寶藏。窖藏中出土一套完整的藥具和多種藥物，有貯藏藥物的罐、盒，煎藥的鍋、鐺、銚，煉丹的石榴罐，服藥的杯、碗、壺，以及大粒光明砂、丹砂、硃砂等藥物，是迄今為止唐代藥具和藥物最系統的一次發現，為研究中國古代醫藥史和道教煉丹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4件銀石榴罐，形制基本相同。罐壁厚重，口部是將銀片打製成圓筒狀然後焊接在罐口之上。在圓筒的底部有一個直徑為0.5釐米的小孔，孔內有一個棍狀塞子。據宋代的《金華衝碧丹經秘旨》記載，以及書中繪有使用時將石榴罐倒置在坩堝上的圖樣，有學者判斷何家村出土的石榴罐是古代煉丹用的簡單蒸餾器。
鏤空蓋銀盒捶揲成型，盒蓋與盒身以子母口相合，均刻有花紋，盒蓋中心透雕四瓣花形。唐代盛行將煉丹原料盛放在金銀器中，認為染上金銀之氣的藥物，能鞏固和提高藥效。
金銚直壁、平底，口沿一側有流，與流垂直相鄰的一側有柄。柄由金質的短柄和銀質的活頁長柄兩部分組成。金銚的內底有3行墨書題記：“舊涇用，十七兩，暖藥”。說明金銚的使用者是“涇”；金銚的重量為17兩，約為每兩40.18克；金銚的用途是用來溫藥或煎藥。有學者分析，這個“涇”可能為唐肅宗的第七子李梃，其在至德二年（公元756年）十二月被封為涇王，興元元年（公元784年）薨。李梃當涇王近30年，這件器物可能是涇王府的用物，涇王死後被收歸皇家內庫。
古代文獻中熬藥用金、銀鍋，何家村窖藏共出土4件提樑銀鍋，其中有一鍋底墨書“四兩一分”。結合何家村窖藏分析，可推斷這批提樑銀鍋主要用於黃白之術。
素面雙耳銀鍋系捶擊成型，通體光素，腹部向外鼓出一週凸稜。口沿有使用痕跡。此鍋形制與盛唐纂《太清石壁記》所記藥釜同，當為藥釜或丹釜。
此為“大粒光明砂”銀盒，盒內所裝的“大粒光明砂”民間稱為“硃砂”，也就是煉丹術中被視為至尊之物的“丹砂”。丹砂、麩金都是煉製丹藥的原材料，也是重要的醫用藥品。
盒內所裝物品及數量分別以墨書寫在盒蓋的內外壁上。外壁共計有4列23字：“大粒光明砂一大斤/白瑪瑙鉸具一十五/事失玦真/黃錢卅”；內壁共計5列48字：“大粒光明砂一大斤/白瑪瑙鉸具一十五/事失玦真黃錢卅/黃小合子一六兩內有麩/三兩強/釵釧十二枚共七兩一分”。
折腹銀碗，素面，碗底內有墨書“十一兩一分強”6字。折腹是西方陶器、金銀器上比較流行的做法，不僅對中國的金銀器形制有影響，唐代的三彩器上也有模仿這種金銀器的造型。
何家村出土了39類446枚錢幣，其中金開元通寶30枚，銀開元通寶421枚，是仿照早期銅開元通寶的版式製造的。
金開元通寶出土時存放在“大粒光明砂”銀盒中，從銀盒的墨書題記可知，當時稱其為“真黃錢”。金、銀開元通寶不是流通貨幣，為宮廷用物，具有喜慶、占卜、壓勝的作用。
雙獅紋銀碗，外壁捶揲出10朵相連的三出雲曲紋，透印到內壁上。碗底內心焊有一塊高浮雕的裝飾圓片，使器物形成雙層底。內底鏨魚子紋地，中心飾鎏金雙獅，相對銜以纏枝花，雙獅下方為共用花頭的折枝花。外框是一週繩索紋，是薩珊銀器中慣用的“徽章式紋樣”，再外是一圈海浪紋。
這件銀碗借鑑了西方銀器的製作技法和裝飾紋樣，又有著本土化的獅形圖案和中國傳統圖案中常用的對稱佈局，是一件中西合璧的藝術精品。
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為六曲葵花形，窄平折沿，淺腹平底，捶打成型。盤心飾隱起飛廉紋，細部陰鏨。飛廉紋作鼓翼揚尾、偶蹄雙足、牛首獨角、鳥身鳳尾的動物形象。
何家村出土文物中，還有鎏金熊紋六曲銀盤、鎏金蜂鳥紋六曲銀盤、鎏金雙虎紋雙桃形銀盤和鎏金龜紋桃形銀盤。這5件銀盤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以植物的花或果實形狀作器形，動物形象做紋飾。這種類型的銀盤在唐代很常見，而此件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最具代表性。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2件造型、大小、紋飾基本一致的鎏金蔓草鴛鴦紋銀羽觴。均為橢圓形，長方形雙耳，平底。
羽觴是戰國時創造的器形，在考古發掘中這種橢圓形帶耳的杯子出土很多，有漆、銅、金、銀、陶等材質。
因為有耳，考古學界亦稱其為“耳杯”，也有引用古語稱作“羽觴”。唐代羽觴主要仿自漢代漆器，唐以後罕見羽觴。
注1：文中照片皆為作者四庫全叔拍攝。
注2：文字參考展覽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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