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寫作，也只能是一場找不到出口的個人突圍，是一次走不到邊際的自我放逐。
——刁斗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鼎叢書第一輯最後一期推送。
圖書信息
書 名：鼎叢書第一輯
作 者：刁斗
出版發行：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08
書 摘
《絕望的寫作》
幾年以前，在我讀到卡夫卡那段話的前後，我的確很絕望。
大概是從一九九一年初開始，頸椎病的突然加重使我苦不堪言。痠麻疼脹的不再只是脖子，左小臂也不依不饒地向我發難，而且整個後背那種無以言說的不適感讓我畏懼一切需要採取坐姿的活動：喝酒、玩牌、開會、閱稿、聊天，當然更包括讀書和寫作。很長時間裡，我沒法不想到一些可怕的字眼，偏癱、萎縮、強直、壞死這樣悲慘的結局好像是擺在我面前的下一級臺階，把那隻已經抬起來的腳放上去是我唯一的選擇。我知道頸椎病是許多同行的職業病，但似乎我這病嚴重得有點不近情理，醫生甚至聲稱我這是六十歲的症狀。我想我完了。我剛剛三十出頭，我還應該再寫三十年的，可是這個倒黴的身體卻採取如此不合作的態度，真像一個脾氣乖戾的性愛夥伴。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讀到了卡夫卡的那段話：
“我這麼寫，肯定出於對我的身體和有關這個身體的未來的絕望。”
卡夫卡是個蒼白清瘦的幽閉男人。好多年裡，他一直身體不好，精神憂鬱，只在世間存活四十一年。卡夫卡活著的時候，小說沒有給他帶來金錢和名望。但是對於小說的寫作他始終精益求精，甚至在他臨死的時刻，他所關注的也只是他的遺稿，他希望友人將它們焚燬。
與卡夫卡結識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了，可我一直也搞不明白，這個孤僻而又脆弱的終生未婚者，他的寫作圖的是什麼。事實上，任何一個作家都無法迴避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寫作？我斷定每個作家都曾深入而且反覆地考慮過它，只不過，並不是每個作家都願意讓別人瞭然自己的真實答案。記得我讀到過一本薄薄的小書，它的名字就叫《世界100位作家談寫作》。那一百位當代亞非歐美的大小作家們關於“為什麼寫作”的回答五花八門，其間不乏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見和詼諧風趣的隱詞妙語。可不知為什麼，那些精彩的表述常常在我大腦裡變得雜亂無章，只有後來從卡夫卡的日記裡找到的這句樸實無華的自言自語，才讓我總是難以忘懷。
“絕望”是一個令人悲觀的詞彙，它是人類所獨有的一種感受。在生活中，我們總是貼近希望而遠離絕望。但是絕望實在不是一個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妓女婊子，絕望是我們腹中的食物和枕畔的情侶，在與它的相伴中我們才存在。對於絕望的關注是對於終極的關注。
人在這個世界上，本質上是個弱者。人越是能夠充分地認識自己和認識自然（或者通過宗教，或者通過科學），他的弱小無助也就越加明顯。他要面對地震洪水這樣一些外部災難，更要面對生老病死這樣一些內部禍患；他得迎接戰爭擊打經濟困擾和政治迫害這樣一些人為事端，更得經受權力喪失財富匱乏與性慾無法滿足這樣一些身心折磨。就一般意義來講，列夫·托爾斯泰的論斷已經得到了廣泛認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深入推敲，我們得允許託翁提供的是不完全真理。一個日進斗金的家庭和一個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家庭的幸福可能南轅北轍，一個兒女成群的家庭與一個翁婆相伴的家庭的不幸也許並無二致。換一種說法應該更為準確：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人肯定有相同的不幸。那麼什麼是相同的不幸呢？愛的消亡，死的威脅，善的淪落，真的泯滅……相同的不幸導致了相同的絕望，而相同的絕望又宣示了世界的荒謬與無意義。
基於此，我們似乎沒有了討論小說的任何理由。
但是且慢，我們得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人類的生存不需要理由。
古希臘有這樣一則神話。半人半鳥的海妖塞壬用迷人的歌聲誘惑航海者，使肩負使命的航海者們每每在情醉神迷之際喪失理智，駕船觸礁，溺水身亡。希臘英雄俄底修斯聽從一位女巫的建議，用蠟封住了同伴的耳朵，讓同伴們把他綁在粗大的桅杆上。這樣，他成了第一個聽到塞壬的歌聲而沒有死去的航海者。海妖塞壬因魔法失效而在絕望中變成了岩石。在這裡，塞壬的惡毒、殘忍、詭譎、狹隘，全都一目瞭然。但是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卻在她的短詩《塞壬的歌》裡告訴讀者，塞壬之所以總是唱這首“能置人死地的無價的三重唱”，是因為她渴望自由和新生，她是要用這首“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歌”呼喚世人向她伸出援手，她的歌“實際上是呼救：救救我！”從阿特伍德筆下的塞壬那裡，我們其實也聽到了人類的歌聲。
只有有人聽到了塞壬的歌唱，塞壬才有獲救的可能；可是聽到塞壬歌唱的人又必然會死掉，所以塞壬還是不能獲救。這是一個不可調和的兩難結果，它與人類的置身絕望又要向絕望抗爭毫無差別。或許，這則被阿特伍德解釋過的古希臘神話，是對前路渺茫的人類還得存在下去的唯一解釋。絕望令人悲觀，但悲觀並非必然指向虛無。絕望既然是從希望之中脫身而出的，那它在終結了舊有的希望以後，也就總是要設計出新一輪的希望供我們憧憬。就此我們可以斷言，小說賴以存活發展的依託，是而且只能是人類世代生息繁衍的本能。
現在我們有理由和小說邂逅了。
事實上，絕望潛伏在每個人身上，享用它並不只是小說家的特權。某一部具體的小說選擇了某一個具體的小說家作為它誕生的產道，還因為小說家持有了那把叫做技術的助產的鉗子——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我現在要說的，只是在一個人類苦難高度專門化的時代裡，小說家要通過個體經驗的呈示，來撥動整個人類的心絃，他最基本的溝通法則只能是使他的心靈與他人的心靈息息相通，休慼相關。前面我們說過，相同的不幸產生相同的絕望，但我們不應該忽視，相同的絕望也會使觀照者與被觀照者得以更便捷地對視、互感、貼近和融合，由此小說才能成為人類精神的耀眼折光。人類存在下去的唯一條件，是有一顆強壯的靈魂，小說所肩負的，恰恰就是這個強壯靈魂的悲壯使命。
司湯達在動筆寫作《紅與黑》那年，幾乎是發瘋般地連續六次立下遺囑，絕望使他活下去的勇氣已經細若遊絲；勞倫斯幫助身患癌症的母親喝下摻有嗎啡的牛奶（母親於三天后死去）以後，徹底墜入了精神的深淵，《兒子與情人》是他絕望中的救命稻草；川端康成雖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樣巨大的榮譽，可是純美至美的可望而不可即，還是逼使著他把致命的煤氣管含在了嘴裡……在我的閱讀範圍裡，好像優秀的小說家都是絕望這艘挪亞方舟上的倖存者。但正是他們，在西西弗斯滾石上山式的勞動中獲得了意義和希望，他們創造了於連·索黑爾、創造了查泰萊夫人、創造了伊豆的舞女……使我你他們，都看到了自己的存在，於是，他們，司湯達勞倫斯川端康成們，又成了挪亞方舟上的救生員。
我不知道意大利小說家伊塔洛·卡爾維諾有沒有傳記，即使有，我斷定從他的歷史中，也難以找到與司湯達勞倫斯和川端康成們相近的痕跡。我對卡爾維諾的瞭解十分簡單，在我對他粗淺的認識裡，我敢肯定他是一個樂觀的人——至少表面上會是這樣。卡爾維諾的父母都是搞農藝植物的科學家，他從小受到大自然的陶冶，熱愛一切生命。由於少年時代便身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風風雨雨，從大學時代起，他就熱衷政治，不論辦報紙還是搞出版，都是積極分子。他曾經在意大利共產黨裡待過二十多年，他曾經興趣盎然地在小說寫作的高峰期花費大量精力收集整理編寫出版了兩卷《意大利寓言故事》，他的行文風格始終以流暢、明朗、舒展見長。我想，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觀察卡爾維諾，他都應該是一個與“絕望”沒有瓜葛的人。可是，順著卡爾維諾的筆和心看下去，我發現我差一點犯了一個以貌取人的錯誤。當我讀了他的《阿根廷螞蟻》、《我們的祖先》三部曲、《寒冬夜行人》、《帕洛馬爾》這樣一些風格各異的小說以後，我感悟到卡爾維諾的絕望絕不比司湯達勞倫斯川端康成們更微弱渺小。卡爾維諾的絕望是一個在刀刃上表演的舞蹈，比較準確的解釋應該接近於對“黑色幽默”派小說的形容：含淚的微笑。順便說一句，在我對卡爾維諾有限的閱讀中，我認為“在樹上攀援的男爵”柯希莫，應該是絕望家族中的傑出典型。
從對卡爾維諾的理解中，我再一次驗證了那個在霍桑、福樓拜、普魯斯特身上更容易驗證的譬喻：有個人胳膊折了，可是傷愈以後，他幾乎連失去胳膊的不便都少有感覺；另一個人只是在手背上劃了一個小口，甚至連血都沒淌，可是此後一生，那個小口始終以越來越強烈的精神的疼痛影響著他。我想，真正的小說家，肯定就是那個為手背上的小口疼痛永世的人。
現在，我們又可以重新面對卡夫卡了：“我這麼寫，肯定出於對我的身體和有關這個身體的未來的絕望。”
卡夫卡悠遠的聲音讓我為之顫抖。我終於明白了，認同卡夫卡這件事情，跟我身體的疾患已經沒有了關係，我不應該愚蠢到把病理解剖當成精神標尺的地步。如果那樣的話，倘若小說寫作者卡夫卡長命百歲並且身強體壯，難道我們還得去刪改他那顆敏感博大的心靈不成？從那悠遠的聲音裡我聽得出來，孤獨的卡夫卡並不是在顧影自憐地唉聲嘆氣，他是在啼血迸淚地向他的同類大聲疾呼。卡夫卡不僅把他自己的心靈與肉體看成了人類這棵大樹上的一株弱枝，更把自己看成了人類這棵大樹本身。為這棵重痾在身的病樹贖罪與受罰，便是掙脫絕望獲得拯救的唯一途徑。毫無疑問，這是一項孤獨的事業，這是一種終極的追尋，它所包容的龐大的悲憫、堅韌與愛，也即是一個小說家、一個人最寶貴的信與誠。而就我個人來說，在有了如上的思考以後，我明白了頸椎病在我身上，其實完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對於一個嚴肅的小說家來說，絕望，從來也不是心靈以外的冠冕或贅疣。絕望的寫作，只能屬於恆久地向存在致以祝福的人。（刁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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