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写作，也只能是一场找不到出口的个人突围，是一次走不到边际的自我放逐。
——刁斗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鼎丛书第一辑最后一期推送。
图书信息
书 名：鼎丛书第一辑
作 者：刁斗
出版发行：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8
书 摘
《绝望的写作》
几年以前，在我读到卡夫卡那段话的前后，我的确很绝望。
大概是从一九九一年初开始，颈椎病的突然加重使我苦不堪言。酸麻疼胀的不再只是脖子，左小臂也不依不饶地向我发难，而且整个后背那种无以言说的不适感让我畏惧一切需要采取坐姿的活动：喝酒、玩牌、开会、阅稿、聊天，当然更包括读书和写作。很长时间里，我没法不想到一些可怕的字眼，偏瘫、萎缩、强直、坏死这样悲惨的结局好像是摆在我面前的下一级台阶，把那只已经抬起来的脚放上去是我唯一的选择。我知道颈椎病是许多同行的职业病，但似乎我这病严重得有点不近情理，医生甚至声称我这是六十岁的症状。我想我完了。我刚刚三十出头，我还应该再写三十年的，可是这个倒霉的身体却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态度，真像一个脾气乖戾的性爱伙伴。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卡夫卡的那段话：
“我这么写，肯定出于对我的身体和有关这个身体的未来的绝望。”
卡夫卡是个苍白清瘦的幽闭男人。好多年里，他一直身体不好，精神忧郁，只在世间存活四十一年。卡夫卡活着的时候，小说没有给他带来金钱和名望。但是对于小说的写作他始终精益求精，甚至在他临死的时刻，他所关注的也只是他的遗稿，他希望友人将它们焚毁。
与卡夫卡结识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可我一直也搞不明白，这个孤僻而又脆弱的终生未婚者，他的写作图的是什么。事实上，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写作？我断定每个作家都曾深入而且反复地考虑过它，只不过，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愿意让别人了然自己的真实答案。记得我读到过一本薄薄的小书，它的名字就叫《世界100位作家谈写作》。那一百位当代亚非欧美的大小作家们关于“为什么写作”的回答五花八门，其间不乏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和诙谐风趣的隐词妙语。可不知为什么，那些精彩的表述常常在我大脑里变得杂乱无章，只有后来从卡夫卡的日记里找到的这句朴实无华的自言自语，才让我总是难以忘怀。
“绝望”是一个令人悲观的词汇，它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感受。在生活中，我们总是贴近希望而远离绝望。但是绝望实在不是一个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妓女婊子，绝望是我们腹中的食物和枕畔的情侣，在与它的相伴中我们才存在。对于绝望的关注是对于终极的关注。
人在这个世界上，本质上是个弱者。人越是能够充分地认识自己和认识自然（或者通过宗教，或者通过科学），他的弱小无助也就越加明显。他要面对地震洪水这样一些外部灾难，更要面对生老病死这样一些内部祸患；他得迎接战争击打经济困扰和政治迫害这样一些人为事端，更得经受权力丧失财富匮乏与性欲无法满足这样一些身心折磨。就一般意义来讲，列夫·托尔斯泰的论断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深入推敲，我们得允许托翁提供的是不完全真理。一个日进斗金的家庭和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家庭的幸福可能南辕北辙，一个儿女成群的家庭与一个翁婆相伴的家庭的不幸也许并无二致。换一种说法应该更为准确：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人肯定有相同的不幸。那么什么是相同的不幸呢？爱的消亡，死的威胁，善的沦落，真的泯灭……相同的不幸导致了相同的绝望，而相同的绝望又宣示了世界的荒谬与无意义。
基于此，我们似乎没有了讨论小说的任何理由。
但是且慢，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的生存不需要理由。
古希腊有这样一则神话。半人半鸟的海妖塞壬用迷人的歌声诱惑航海者，使肩负使命的航海者们每每在情醉神迷之际丧失理智，驾船触礁，溺水身亡。希腊英雄俄底修斯听从一位女巫的建议，用蜡封住了同伴的耳朵，让同伴们把他绑在粗大的桅杆上。这样，他成了第一个听到塞壬的歌声而没有死去的航海者。海妖塞壬因魔法失效而在绝望中变成了岩石。在这里，塞壬的恶毒、残忍、诡谲、狭隘，全都一目了然。但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却在她的短诗《塞壬的歌》里告诉读者，塞壬之所以总是唱这首“能置人死地的无价的三重唱”，是因为她渴望自由和新生，她是要用这首“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歌”呼唤世人向她伸出援手，她的歌“实际上是呼救：救救我！”从阿特伍德笔下的塞壬那里，我们其实也听到了人类的歌声。
只有有人听到了塞壬的歌唱，塞壬才有获救的可能；可是听到塞壬歌唱的人又必然会死掉，所以塞壬还是不能获救。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两难结果，它与人类的置身绝望又要向绝望抗争毫无差别。或许，这则被阿特伍德解释过的古希腊神话，是对前路渺茫的人类还得存在下去的唯一解释。绝望令人悲观，但悲观并非必然指向虚无。绝望既然是从希望之中脱身而出的，那它在终结了旧有的希望以后，也就总是要设计出新一轮的希望供我们憧憬。就此我们可以断言，小说赖以存活发展的依托，是而且只能是人类世代生息繁衍的本能。
现在我们有理由和小说邂逅了。
事实上，绝望潜伏在每个人身上，享用它并不只是小说家的特权。某一部具体的小说选择了某一个具体的小说家作为它诞生的产道，还因为小说家持有了那把叫做技术的助产的钳子——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我现在要说的，只是在一个人类苦难高度专门化的时代里，小说家要通过个体经验的呈示，来拨动整个人类的心弦，他最基本的沟通法则只能是使他的心灵与他人的心灵息息相通，休戚相关。前面我们说过，相同的不幸产生相同的绝望，但我们不应该忽视，相同的绝望也会使观照者与被观照者得以更便捷地对视、互感、贴近和融合，由此小说才能成为人类精神的耀眼折光。人类存在下去的唯一条件，是有一颗强壮的灵魂，小说所肩负的，恰恰就是这个强壮灵魂的悲壮使命。
司汤达在动笔写作《红与黑》那年，几乎是发疯般地连续六次立下遗嘱，绝望使他活下去的勇气已经细若游丝；劳伦斯帮助身患癌症的母亲喝下掺有吗啡的牛奶（母亲于三天后死去）以后，彻底坠入了精神的深渊，《儿子与情人》是他绝望中的救命稻草；川端康成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巨大的荣誉，可是纯美至美的可望而不可即，还是逼使着他把致命的煤气管含在了嘴里……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好像优秀的小说家都是绝望这艘挪亚方舟上的幸存者。但正是他们，在西西弗斯滚石上山式的劳动中获得了意义和希望，他们创造了于连·索黑尔、创造了查泰莱夫人、创造了伊豆的舞女……使我你他们，都看到了自己的存在，于是，他们，司汤达劳伦斯川端康成们，又成了挪亚方舟上的救生员。
我不知道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有没有传记，即使有，我断定从他的历史中，也难以找到与司汤达劳伦斯和川端康成们相近的痕迹。我对卡尔维诺的了解十分简单，在我对他粗浅的认识里，我敢肯定他是一个乐观的人——至少表面上会是这样。卡尔维诺的父母都是搞农艺植物的科学家，他从小受到大自然的陶冶，热爱一切生命。由于少年时代便身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风雨雨，从大学时代起，他就热衷政治，不论办报纸还是搞出版，都是积极分子。他曾经在意大利共产党里待过二十多年，他曾经兴趣盎然地在小说写作的高峰期花费大量精力收集整理编写出版了两卷《意大利寓言故事》，他的行文风格始终以流畅、明朗、舒展见长。我想，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观察卡尔维诺，他都应该是一个与“绝望”没有瓜葛的人。可是，顺着卡尔维诺的笔和心看下去，我发现我差一点犯了一个以貌取人的错误。当我读了他的《阿根廷蚂蚁》、《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寒冬夜行人》、《帕洛马尔》这样一些风格各异的小说以后，我感悟到卡尔维诺的绝望绝不比司汤达劳伦斯川端康成们更微弱渺小。卡尔维诺的绝望是一个在刀刃上表演的舞蹈，比较准确的解释应该接近于对“黑色幽默”派小说的形容：含泪的微笑。顺便说一句，在我对卡尔维诺有限的阅读中，我认为“在树上攀援的男爵”柯希莫，应该是绝望家族中的杰出典型。
从对卡尔维诺的理解中，我再一次验证了那个在霍桑、福楼拜、普鲁斯特身上更容易验证的譬喻：有个人胳膊折了，可是伤愈以后，他几乎连失去胳膊的不便都少有感觉；另一个人只是在手背上划了一个小口，甚至连血都没淌，可是此后一生，那个小口始终以越来越强烈的精神的疼痛影响着他。我想，真正的小说家，肯定就是那个为手背上的小口疼痛永世的人。
现在，我们又可以重新面对卡夫卡了：“我这么写，肯定出于对我的身体和有关这个身体的未来的绝望。”
卡夫卡悠远的声音让我为之颤抖。我终于明白了，认同卡夫卡这件事情，跟我身体的疾患已经没有了关系，我不应该愚蠢到把病理解剖当成精神标尺的地步。如果那样的话，倘若小说写作者卡夫卡长命百岁并且身强体壮，难道我们还得去删改他那颗敏感博大的心灵不成？从那悠远的声音里我听得出来，孤独的卡夫卡并不是在顾影自怜地唉声叹气，他是在啼血迸泪地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卡夫卡不仅把他自己的心灵与肉体看成了人类这棵大树上的一株弱枝，更把自己看成了人类这棵大树本身。为这棵重疴在身的病树赎罪与受罚，便是挣脱绝望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孤独的事业，这是一种终极的追寻，它所包容的庞大的悲悯、坚韧与爱，也即是一个小说家、一个人最宝贵的信与诚。而就我个人来说，在有了如上的思考以后，我明白了颈椎病在我身上，其实完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于一个严肃的小说家来说，绝望，从来也不是心灵以外的冠冕或赘疣。绝望的写作，只能属于恒久地向存在致以祝福的人。（刁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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