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 组图/李林冬
原本，我担心这会是一场极为“艰涩”的采访。
因为主题是“哲学”，采访对象是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批评家邓晓芒。
但恰恰相反，哲学在这里变得有血有肉，并跟一个人的生命血肉相连。
“真正的哲学是拿命活出来的。”
这是邓晓芒说过的一句流传很广的话。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邓晓芒下乡当知青。
“政府每月用50斤谷、9元钱‘安置’我们，大家都不怎么出工，成天在各个知青点之间流窜，互相打秋风”。
邓晓芒遇见了一位与众不同的知青“张某”。
他能摔跤，会游蝶泳，歌唱得好，写得一手楷书，还看过不少理论书。他长相威猛，眉宇间一股傲气逼人，要么根本不看你，要看你眼神就让你受不了，活脱坚定的革命知识分子拉赫美托夫。
“熟悉之后，我和几位朋友就有几分崇拜他。”
并记住了他说过的话，“我们现在二十来岁，正是学习的大好时光，应当多看些书，多增长些见识，以后的道路还长得很……”
在这一时期，邓晓芒还读到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19岁时写的文章，被他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所震慑。
“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过去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那位19岁青年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
成为一个“有预见性，有判断力，能行动的男子汉”成为邓晓芒开始发狠读书的最初动机。
当时，知青组里有几本砖头厚的理论书，邓晓芒从马列著作单行本中挑了一本最薄的开始读，“但麻烦立刻来了。以我的初中文化水平，书上的字虽然都认得，句子再长也可以勉强读下来，但就是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意思”。
看了几天，根本看不进去，眼皮直打架。邓晓芒认为自己“不是这块料”，打算放弃，仍然每天和大家一起打扑克、唱歌、练举重。
过了十来天，他在县城买菜时又遇见了张某。张某一见面劈头就问“最近读了什么书？”“我便将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和苦恼都和他说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这句话对我的震动很大。”
他思考，“为什么要学习？脑子里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对政治，对人生，对前途和命运。但最大的困惑归结为一点：我为什么在一切社会事件面前像个没有头脑的白痴，没有自己的见解和选择，只有愚昧和盲从？人应当自觉地活，才不枉为人一世。因此这是我生死攸关的事。至于读了有什么用，是否能为将来要干的事做准备，这是其次。总之，读书是为了‘成人’。”
从此，邓晓芒下了最大的决心，用最笨的办法，即在小学、中学里学过的分析文章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办法，一段一段地去啃。渐渐地，他发现自己“也常能发表些自己的见解，而过去我是从不开口的”。
哲学让邓晓芒“越来越沉得住气，不为眼前的东西所惑乱”。
当时的知青们纷纷去学一门手艺，有的还赚了大钱，“我比较笨，不太愿意，老老实实干了十年农活，返城后又去干最简单的挑土与搬运”。
“当看到别人赚钱的时候，心里有波动么？”我问他。
“没有，做体力活是我的自由选择，它符合我自己的生活准则和安排，体力劳动既锻炼身体，又休息脑筋，还接触社会底层，出一身大汗后，可以安安静静地看书。我很满意于自己的设计，以至于后来单位领导要把我从搬运工调到办公室搞供销，被我断然谢绝了。”
今天，社会喧嚣，充满了各种诱惑。但邓晓芒说：“如果内心有一个底气，会过两重生活。在社会中过一种生活；晚上回来做一种新的思考，内心会得到安宁。”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人心中最缺乏的似乎就是内心的“安宁”。
谁升官发财了，谁的女儿嫁入了豪门，谁的儿子成了董事长，都容易引发听者内心的波澜。
“在哲学包罗万象的词汇中，您认为普通大众最需要的哲学词汇是哪一个？”我问。
“做自己”，邓晓芒答得快且利落。
“每个人都要做自己，你要做自己，就要晓得自己是谁，自己的特长，自己的能耐，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缺陷，认识自己是人一辈子的功课，认识自己之后才知道如何做自己。”
然而，这第一步认识自己何其难也！《哲学起步》提出了一个关键词“自我意识”。
我们知道安全意识、环保意识，是对安全和环保的认识理解，可是什么是“自我意识”，是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么？
邓晓芒说，“当我说‘我是谁？’的时候，我已经把自己对象化了，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来追问了，这个时候自我意识就产生了。”
人们可能会说，难道我还不知道“我是谁”么？莫非我连自己都不认识？
然而，当你随手打开一个热点事件的留言栏，键盘侠们对新闻当事人的“嬉笑怒骂”，动辄骂人“脑残”的字眼比比皆是，好像“世人皆醉我独醒”。
实际上，邓晓芒认为，这恰恰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表现。因为当人真正有了自我意识，就会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将心比心。
“把自己换成别人，又把别人换成自己。一方面用他们的眼光来看我，另一方面用我的眼光去看他人和世界，进一步体会他人、体会整个世界。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产生。”
“而微博上的跟帖表现出中国人心中的戾气，都想赢在别人之上，不愿意换位思考，每个人都想老子天下第一，都想发泄一下残暴，想要骂娘……缺乏用旁人的立场看待自己，我行我素似乎显示某种自信，但实际上是虚的。”
于是，在《哲学起步》中，邓晓芒特别提出了“后悔”与“忏悔”的区别。
他说：“后悔追究的是所犯的错误，而不追究为什么会犯错误；忏悔则对罪恶的原因加以反思，它比一般的后悔深刻得多。”
比如，一个小偷偷了东西被抓了，他很后悔。可能他后悔的是偷东西被抓带来的糟糕后果，如被拘留限制了人身自由，被世人耻笑脸上无光。如果小偷真正开始忏悔，他可能会深刻认识到内心深处想“不劳而获”的贪婪，认识到人性深处“作恶”的欲望，深刻认识到它们的客观存在，并对此负责任。
因此，邓晓芒说：“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坏人其实就是一个好人，他知道自己有错有罪，且勇于承担自己的罪。他知道人性的劣根性、有限性是不可改变的，但愿意为自己的有限性承担责任。这样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即使他做了伟大的事业，他也不会盛气凌人，也不会自封圣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就会更加宽容地、更加人性化地去对待他人。”
有人说：“谁谁谁一辈子都在假装好人。”
邓晓芒说：“那就是个好人，他一生没做坏事，不管是出于恐惧还是胆小，我们不去追究，但能够一生不做坏事，那就是个好人。”
在《圣经》中，一个卖淫的妓女被带到耶稣面前，要对她采用“石刑”——就是用石头把她砸死。耶稣说，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去砸她。结果那些人面面相觑，纷纷扔下石头走掉了，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
那么，如果键盘侠们有“自我意识”，认识到自己也是“有局限的”，并尝试一下“把自己换成新闻当事人，又把新闻当事人换成自己”，设身处地地想想，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邓晓芒说：“中国人的信仰，由于没有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做支撑，常常沦为对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服从，甚至一种功利性、实用性的机会主义的考虑。而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就体现在对自我的反思以及自我忏悔的精神中，这是中国人从来所不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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