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6年第8期，作者劉超，原題《那些優秀的清華“未畢業生”們》。
【清華初期的“未畢業生”】
歷史上，老清華長期以卓越的教育質量而名聞遐邇，培養過成千上萬的畢業生。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清華歷史上也出現過相當數量的“未畢業生”，其中不乏各路才俊，不少人甚至成就卓著、蜚聲中外。
1911年，清華學堂正式開學。不久，辛亥革命爆發，京中混亂，清華也隨即停辦。部分學子他就，其中吳宓和張志讓等考入滬上的聖約翰大學。1912年4月，清華復學，吳宓等回校重拾學業，但張志讓卻並未北歸，而是留在上海繼續就讀，畢業後留學美、德等國。1921年後，張氏回國後任北洋政府司法部參事，後歷任北大、東吳、復旦等校教授，在堂弟張太雷影響下，他積極投身革命事業。共和國成立後，張志讓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成為新中國第一任大法官，並任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法學院教授。1954年，他參加制訂新中國第一部《憲法》。
1912年9月，清華爆發學潮，美籍教師無理辱沒因病缺考的中國學生，激起公憤。學生推舉了10名代表出面交涉，反釀致更大風波。最後，學校要求涉事學生“簽名悔過”方可復學，部分學生卻認為無過可悔。由此，清華一下開除了幾位未來的優秀人才。這其中，至少有一位知名的數學家（何魯）和兩位著名詩人學者（文史大家劉永濟、“碧柳詩人”吳芳吉），實屬可惜。其中，劉永濟、吳芳吉與吳宓均為好友，相互之間多有切磋，他們雖在清華揮別，但日後始終多有聯繫。另有部分學生顧及學業，表示“悔過”，繼續在清華學習。其中就有陳達和吳宓等。不過有意思的是，1916年，吳宓畢業時因體弱而未能通過嚴格的體育考試，被留校一年，在文案處任翻譯員，次年才予放行赴美；他的另一位知交湯用彤，則因醫治沙眼未能成行，也被留校任國文教員，併兼《清華週刊》總編輯，隨後方得放行。幾年後，二人才得以在哈佛園重聚。
【過渡時期清華的“未畢業生”】
1925年，清華學校改制，新設大學部和國學院，留美預備部則停止招生。自此，清華正式向一所正規大學過渡。此後，許多人紛紛報考清華，或轉學進入清華。但也有人因故作別清華，其中頭一年中就有張光人。1925年夏，張光人考入當時被許多青年尊為“文化聖地”的北大讀預科。但他在北大得不到滿足，翌夏又插班考入以“新鮮健康”馳名的清華英文科。進入清華後，他覺得清華環境確實清新，勝於北大。張光人在清華也參加過政治活動，但感覺甚為寂寞。而對學校規定的功課，張光人沒興趣，上課更覺吃力。正在無所適從之時，北伐軍佔領了湖北，南方的革命熱潮澎湃，他與人商量後，毅然決定棄學奔革命。臨行前，為了辦手續，張光人去找當時清華的教務長梅貽琦。梅和他談了一個多小時，勸他留下來安心讀書，一樣會有前途。然而人各有志，此時的張光人去意已決，沒有聽取苦勸。1926年11月初，張光人與北大的同學朱企霞一起離京南下，回鄂參加革命。大革命退潮後，張光人也意氣低落，彷徨無路，乃於1929年東渡日本繼續學業。1933年，張光人因組織抗日文化團體被驅逐出境，回到上海後，他逐步以“胡風”的筆名而聲名鵲起。魯迅非常欣賞胡風的人品與思想，二人過從甚密。胡風一度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部長、行政書記，並迅速成為左翼文壇中最重要的文藝理論家和評論家之一，在翻譯、詩歌創作等方面頗有建樹，被譽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作為左翼文壇的領導者之一，他發現、培養和團結了一大批優秀作家、詩人。抗戰期間，他所創辦的《七月》就網羅了一批新老名家，其中就有不少出自清華（聯大）的新人（如呂熒），甚至連沈從文的愛徒汪曾祺也曾在該刊露臉。新中國成立後，胡風成為文藝界的頭面人物之一，卻也因種種緣故而備受坎坷。
在清華來去匆匆的還有徐鑄成。1926年，徐鑄成憑藉他人文憑進入清華，開始學習生涯。然而不久，作弊一事敗露，他被學校除名。稍後，徐鑄成考入北平師範大學。1929年，徐鑄成奉命到太原採訪馮玉祥、閻錫山，時逢兩人醞釀反蔣，中原大戰在即，徐初次以《大公報》記者身份採訪政治新聞，寫成一系列優秀的通訊稿，深受胡政之、張季鸞褒獎。1938年，徐鑄成赴滬出任《文匯報》總主筆，一舉成名。1939年7月《文匯報》停刊後，他重返《大公報》，歷任港版編輯部主任、桂林版總編、滬版總編。1949年，徐氏應邀“知北遊”，參加政協會議併成為首屆政協委員候補代表，隨後主持《文匯報》在滬復刊。
日後成為著名學者的黎東方也有類似經歷。黎東方出生於江蘇東臺舉人之家，少年就讀於上海南洋大學附中，後考入清華學校大學部，攻讀史學。但他同時也在國學院追隨梁啟超，為梁氏最後的及門弟子。黎東方未及畢業就離開清華，後留學法國，1931年取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獲“最榮譽記名”（據稱，黎為20世紀獲得該校榮譽之第一人）。1931年8月黎東方回國，同時在北大、清華主講歷史、哲學；1937年至開封，任東北大學教授。抗戰期間，他在重慶任職，並常在中央大學、朝陽大學、復旦大學兼課。抗戰期間，物價飛漲，教授生活極為困窘。到1944年，黎東方的日子也不好過，“一個月一份專任薪水只買得了一雙皮鞋。買了皮鞋，便無錢買米”。這種窘況下，很多知名學者都無法專心治學，為了養家餬口，他們都各顯神通。昆明的馮友蘭在賣字，聞一多在治印；詼諧幽默、口才出眾的黎東方，想到了賣票講史。他憑藉廣泛人脈，租了場地、刊登廣告，開始講史。
1944年9月24日，黎東方在重慶的黃家埡口實驗劇場賣票“品三國”，每張門票定價法幣40元，相當於2美元，這在當時已屬高價，沒想第一天居然就來了300多名聽眾。黎氏連講十日，場場爆滿，門票收入相當於他做教授幾年的薪水總和。這次意外的成功之後，黎東方講上了癮，老百姓也聽上了癮，所講內容越來越廣，所去之處也越來越多。黎氏“講史”藝術精彩絕倫，內涵豐富，他也因詼諧的風格，被譽為“現代東方朔”“現代東方講史第一人”，成為一時美談，不少學界大佬也不由得對他刮目相看。其老友、歷史學家鄧廣銘讚道：“我當時身居北碚的復旦大學，距重慶百多華里，竟也經常有為這番講史的叫好聲傳到耳邊，經常為這一轟動效應所震動。”抗日勝利後，黎東方應賽珍珠之邀赴美；1954年，他與林語堂在新加坡共創南洋大學。黎氏晚年定居美國加州，專注寫作，直至1998年病逝。
與大學部並存的還有清華國學院。這一時期，清華國學院負有盛名，招收了不少優等生，但其中很多因故未能畢業。其中有個叫吳金鼎，是李濟在國學院唯一的嫡傳弟子。中國考古界，老輩中有著名的“四堂”，新輩中則有知名的“二鼎”：一個是吳金鼎，一個是夏鼐，兩人都出身清華，都曾受益於李濟的指導。1928年春，吳金鼎兩次前往山東章丘龍山鎮調查，1929年又先後4次前往調查龍山鎮城子崖的遺存，經發掘、研究，命名為“龍山文化”。這一發掘與命名，在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如果說吳金鼎是清華國學院註冊而未畢業的校友的話，那麼蔡尚思等人則是國學院未註冊而同樣卓有成就的學子。蔡尚思乃福建德化縣人，1925年夏，看到上海報章載有關於清華國學院招生的消息，便不顧父親逼婚和家貧如洗，毅然決意獨立冒險北上。他本想投考清華國學院，由於家庭阻撓及閩南戰事，又因路途遇匪仗，等他隻身抵京時，早已耽誤考期。心急如焚的他通過吳宓引薦，拜見了國學院導師王國維，他向王國維學習治經，又向梁啟超求教。梁讀到其關於先秦諸子的書稿後，回信贊其“足見深思，更加覃究”，並鼓勵其成“一家之言”。蔡尚思自此立志“專治思想史、學術史、文化史”，學墨子的“先述後做”，成一家之言。蔡尚思遂拜梁為師，開始他的思想史研究道路。在清華學習一段時間後，他一面去北大自由聽課，一面考入孔教大學研究科。在京期間，他還曾向陳垣等名家拜師問學。在蔡元培的舉薦下，蔡尚思登上了大學講壇，日後長期任教於復旦大學。1978年，蔡尚思任復旦大學副校長，直至1986年以81歲高齡退休，成為該校有史以來年齡最高的副校長。
那個時代，在許多青年學人奮鬥和成長的背後，都可以看到梁啟超、胡適等前輩名流的熱情援手。當時的知識共同體如此寬鬆、包容，當時的許多文化領袖如此識才、愛才，此種文化生態，不能不令人動心。
【清華園中來去匆匆的文藝名家】
南京政府成立後，清華大學在羅家倫治下改組為國立大學，水準迅速躍升；尤其是進入上世紀30年代後，隨著清華水準和聲譽的急速猛進，有越來越多的尖子生報考清華。此時，清華的學術環境、生活環境極好，令人豔羨。隨著制度的日趨規範和完善，純粹因為學業原因而被清退的學生大為減少，學生們主動或被動的退學，往往另有情由。
但在清華改為國立大學之初，就有一位學生主動退學，他即日後成為著名哲學家的張岱年。張岱年於1928年考入清華大學，但不堪忍受羅家倫所倡行的極為嚴苛的軍訓，退學考入北平師範大學。1932年張岱年大學畢業，進入清華大學哲學系任助教，很快成長為國際知名的哲學家及哲學史家。
另有一位著名的“未畢業生”，是當時全校聞名的外文系才女兼美女姚錦新。姚錦新生於上海，幼年喪父，自小聰慧好學，能歌善舞，音樂天賦極好。姚錦新中學時就讀於上海中西女塾（一所著名的貴族學校），在校八年中受到了極優的西式教育，其英語水準出類拔萃；更幸運的是，她還在良師指導下奠定了鋼琴藝術的紮實基礎。1930年，姚錦新考入清華政治學系，次年轉入外文系。在完成學業的同時，她繼續醉心於鋼琴。
姚錦新自入清華始，就已是影響一時的風雲人物。同班同學季羨林曾在日記中多次提及：“姚錦新很有名，清華曾經選過校花，我入學後，不選了，姚錦新就屬於未經加冕的校花，她會彈鋼琴，有些花花公子整天圍著她轉，比如她彈琴，總有一個西裝筆挺的男士為她掀五線譜，我這樣的野小子、土包子，當然夠不上她的邊，連話也沒講過。”為了能真正踏進音樂的聖殿，姚錦新在1932年忍痛中斷了在清華的學業，漂洋過海，奔赴歆慕已久的音樂之鄉德國留學深造。
五度春秋後，姚錦新以優異成績從柏林音樂學院畢業。翌年，她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鄉。1940年春暖花開時節，姚錦新抵達香港。是時，故國正硝煙瀰漫，在此亂世飄搖之中，香港幾乎是個太平舒適的“和平綠洲”。隨即，她舉行了一次鋼琴獨奏會（這也是她首次舉行音樂會），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由此認識了喬冠華博士。喬也是清華出身，也曾留學柏林，也對古典音樂造詣深湛。姚在柏林學音樂時，喬也在柏林學哲學，只是從清華到柏林再到香港，繞了大半個地球，他們才相識。一個才貌雙絕，一個風流倜儻，這對風華正茂的青年男女之間有了一種別樣的情愫。可惜，彼此的好感未及昇華就擦肩而過。不久，姚錦新赴美留學，從此二人相隔太平洋。姚錦新進入耶魯大學學音樂，未久，她又被迫決定立即回國。正在等候回國船票的日子裡，太平洋戰爭爆發，姚錦新自忖歸國無期，只好暫居一位女友家中，豈料她就在那裡邂逅了青年陳世驤。這次邂逅改變了她的一生。陳乃北大當年的高材生，一表人才，風度不凡，在短暫接觸中，姚錦新為陳的外貌和滔滔不絕的辯才所吸引、所征服。幾個月後，二人就在華盛頓舉行了婚禮。消息傳來，喬冠華無限神傷。
婚後，他們來到舊金山。1943年，姚錦新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作曲和音樂理論。但因感情不合，二人在顧孟餘和湯用彤主持下正式離婚。此後，姚錦新返國，先在清華任教，旋入解放區華北大學音樂系執教。到20世紀50年代，姚錦新已是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的名教授，也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女鋼琴演奏家，在相當長時期內，她叱吒中國樂壇，許多當代著名作曲家和音樂理論家都曾深受她的教澤。
與此同時，喬冠華也成為了享譽世界的“外交才子”。1971年10月，喬冠華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聯大會議，載譽而歸。而此前的5個月，陳世驤已在美國悄然病逝。只是，此時的喬、姚早已有各自的人生，不便再見。離休後的姚錦新，在北京一個偏僻的小院裡安享晚年，直到逝世。有意思的是，姚錦新以肄業生身份離開清華，乃弟姚克廣也同樣以此身份離開清華，他日後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姚依林。
這期間，清華還有一名“未畢業生”，日後成為成就卓著的文藝名家，那就是何其芳。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四川萬縣人。他1930年考入清華外文系，但不出半年，就由於沒有高中畢業文憑而被學校開除。失學期間，他還經歷了一次“無希望的愛戀”，在失學又失戀的雙重煎熬中，他閱讀並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直到1931年秋才被北大破格錄取。進入北大後，何其芳很快迎來了創作的高產期，陸續發表了一系列佳作。1931年秋，何其芳發表《預言》而一舉成名，成為詩壇新秀之一，出版了《燕泥集》和《畫夢錄》等著作。1938年，何其芳北上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共。此後，他一度任魯藝文學系主任及朱德的私人秘書。由於受到器重，其文風大變，充滿時代的革命強音。延安時期，何其芳的寫作重心逐步由文藝創作轉入學術研究。此後，他曾兩次被派往重慶，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從事文化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何其芳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及全國人大代表，同時擔任文藝界的領導工作，並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此時他主要從事文學批評、研究和教學工作。後來在對胡風的政治運動中，何其芳措辭激烈，與胡風公開交惡。但何本人在“文革”中也未能倖免，被打為“走資派”。稍後於何其芳，還有幾位學生曾在清華短期學習，日後成為著名作家，其中就有端木蕻良、黃秋耘等。
【在學生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未畢業生”】
到1930年代中期，隨著政治風潮的加劇，越來越多的清華學子投身革命運動。因政治因素主動或被迫離開清華的學子也大幅增多，這在當時甚至成為常態。而其中許多人物在社會運動中得到長期歷練，日後也成長為政學等界的知名人物。
1930年夏，有個叫胡鼎新的青年考入清華物理系，因其喜歡文科，入學後隨即轉入史學系。當時中國政局變幻，各種思潮風起，胡鼎新進入清華後，一面讀書，一面參加社會活動，入學半年後即於1930年底加入了共青團。之後，他更加積極地投身革命活動，並鼓動同學一併參與。然而不久，他的身份暴露了。時任代理校長的翁文灝找到他，勸誡道：“你現在演的戲太危險，會使戲臺倒塌。我作為校長，只能提出兩種方案供你選擇：一是交出你的組織名單，保證在學校裡不進行那些危險的政治活動；二是離開清華大學。”他選擇了後者，於1931年8月離校，成為職業革命者，擔任了共青團北平市委委員、西郊區委書記等職，並在“九一八”事變後參與領導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不久，他因所謂“同情‘託派分子’”，被調離崗位。胡鼎新回到家鄉鹽城後，於1932年加入中共。在國民黨特務的追捕中，胡鼎新準備再赴北平繼續革命，但迫於父命，他只得繼續求學，於1933年秋進入浙江大學插班讀二年級，並繼續開展政治運動。1934年底，校長郭任遠以成績不及格為由，將胡鼎新等十餘名進步學生開除。胡鼎新不為所動，繼續留在浙大開展革命工作，直到1935年10月才離杭赴滬。抵滬後，因受周揚欣賞，他被委以重任，迅速成長為黨在上海工作的領導者之一，並以“喬木”為筆名而為人所知。1937年夏，胡喬木抵達延安，此後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抗戰時期，胡喬木與其鹽城同鄉、清華校友喬冠華並稱一南一北兩個“喬木”。
與胡喬木在清華的經歷類似的是陸璀。陸璀1931年在鄒韜奮建議下考入東吳大學，次年考入清華社會學系。1935年，陸璀擔任了清華大學學生救國委員會委員。“一二·九”運動當天，陸璀手持大號筒，站在西直門外的站臺上，向廣大民眾講話。她的這一形象被拍了下來，並作為這次運動最具代表性的照片而廣泛流傳，被譽為“中國的貞德”。“一二·九”運動的報道迅速傳遍大江南北，也把陸璀推到了歷史的風口浪尖上。迫於當局壓力，清華將陸璀開除，並送至他處加以保護。從此，她投入了更大的革命高潮。1936年，她任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宣傳部部長並加入中共，同年9月她受全國學聯派遣，到日內瓦出席首屆世界青年大會，把中國學生的戰鬥呼聲帶到了世界講壇。1938年底，陸璀在法國工作時結識了饒漱石，隨後結為夫婦。建國後，陸璀曾任全國婦聯常委兼國際工作部部長等職。
宋平於1935年轉學考入清華化學系，並於1936年春開始參加革命運動。抗戰全面爆發後，宋平隨校南下長沙，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但當學校西遷昆明時，宋平並未隨行，而是和許多革命青年一樣，直接赴延安參加瞭解放區的革命工作。1938年至1947年，他先後在延安、重慶和南京工作，在渝、寧工作期間還擔任了周恩來的政治秘書。
與宋平同齡的姚依林，則在上海讀高中時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後，他在地下黨員的影響下，加入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1935年11月，姚依林加入中共，並先後擔任北平學聯秘書長、黨團書記。1935年，華北危在旦夕，姚依林和黃敬、郭明秋等人具體組織和直接指揮數千名北平愛國學生，舉行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示威遊行，隨後又組織平津學生南下宣傳。1936年5月，姚依林奉調至天津工作，後任天津市委宣傳部部長、市委書記。日後，他在彭真、聶榮臻等同志的領導下，創造性地開展了大量工作。
在這一時期投身革命的清華學子中，熊向暉（原名熊匯荃）是個傳奇人物。熊向暉於1936年秋考入清華國文系，此後很快由官宦子弟轉型為革命青年。是年12月，在國文系學長蔣南翔和物理系學生楊學誠的介紹下，熊向暉秘密加入中共。七七事變後，熊向暉於11月赴長沙臨大報到。當時長沙正組織去胡宗南部的服務團，蔣南翔向周恩來推薦了熊向暉。由此，熊接受組織指示到胡宗南部“服務”，開始了為期12年的地下工作生涯。他以超人的智慧和膽識，巧妙地送出許多重要情報，屢立奇功。毛澤東盛讚熊向暉“一個人可頂幾個師”；周恩來則稱他為黨的情報工作戰線上“一人能敵萬千軍”的“後三傑”之一。新中國成立後，熊向暉長期從事統戰和外交工作，在諸多重要外交場合中均以“總理助手”的身份出現。“文革”期間，他參加了基辛格1971年的訪華會談，及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的訪華會談，為中美建交做了大量工作。1971年，他還擔任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的代表。
在清華有類似經歷的還有陳舜瑤、楊述、韋君宜、吳承明、陳其五（劉毓珩）等人。此間，不僅大批清華學子因為革命工作而放棄學業，北大、燕京等北平名校也有一批熱血青年為了革命而中止學業，其中不少人日後成為各界的優秀人才，如北大的鄧力群、陸平、袁寶華，燕京的黃敬、黃華、龔澎等。
新中國成立之初，因社會對人才的迫切需求，許多清華學子中止學業提前參加工作，其中就有冀朝鑄。冀朝鑄乃冀貢泉之子、清華校友冀朝鼎的弟弟，他生在美國長在美國。朝鮮戰爭爆發後，他於1950年毅然放棄在哈佛大學的學業，轉入清華化學系學習。1952年，因對美談判的需要，精通英語的冀朝鑄提前離校，赴朝進入工作的第一線。這位極為優秀的青年才俊，未能成為清華的正式畢業生，但日後成了“紅牆第一翻譯”。
【那些“未畢業”的研究生和留學生】
當時，清華還有一個“未畢業生”的群體，即清華的研究生及留學生，其“未畢業率”居於各類學生之首。當時碩士畢業生非常少，其中社會學系辦學多年，只培養了一名碩士，即費孝通。
清華研究院於1930年開始招生，入學者甚眾，而畢業者寥寥。據初步統計，當時清華研究生約有3/4未能畢業，更未獲得學位。如1930級研究生羅香林、姜書閣均未畢業。同年，被錄取為研究院新生的還有南開大學畢業的陳省身與吳大任；陳是中規中矩入學並順利畢業，而吳的經歷更顯曲折。他考上後，因家貧向清華申請保留學籍一年，自己南下到中山大學數學天文系任助教。1931年秋，吳大任回到清華，再度與陳省身同窗。1932年秋，吳應恩師姜立夫之邀回南開任助教，從此再未回清華就讀。1933年夏，他順利通過首屆中英庚款公費留學考試，赴英攻讀博士，日後成為知名的數學家。楊絳從東吳大學轉學到清華，1932年本科畢業後考入外文系攻讀研究生。此間，她與外文系本科生錢鍾書相識相戀。1933年，錢鍾書畢業赴上海任教，楊絳也未及畢業就離校。1935年夏，楊絳與錢鍾書在無錫舉行婚禮，不久二人即同赴英倫的牛津大學留學深造。
此外，清華研究院1933級的研究生吳組緗、石璞、萬家寶（曹禺）、王憲鈞、周輔成、朱慶永、徐敦瑜、許寶騄、趙九章、傅承義、胡乾善、孫增爵等，也大都未畢業。
由於當時清華相對寬鬆的制度，有不少學生前來借讀或旁聽，清華還有一個為數相當可觀的“編外學生”群體，其中有遊學生、旁聽生和臨時借讀生等，他們在清華的學業大都屬短期和非正式的性質，但清華的經歷對其往往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群體是當時的外國留學生群體。作為民國時期國際交流最活躍的高校之一，清華的外籍教師為數眾多，但該校的外國留學生卻始終不多。據不完全統計，民國時期在清華的外國留學生前後總計約有三四十人。這批學子在清華大都不甚活躍，也幾乎都未畢業，但其中的確有日後成就卓著者，其中最有名的是在清華研究院就讀過的費正清。二戰後，正是因著費正清等人的推動，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強勢崛起，壓倒了法、日等老牌的漢學研究強國，成為國外中國學研究的首席基地（巧合的是，抗戰勝利後，正是在費正清和金嶽霖的舉薦下，清華校友陳夢家和趙蘿蕤才獲得燕京學社的資助去美國訪學並取得豐碩成果的）。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環境】
真正的精英教育，必須保持“低錄取率”和“高淘汰率”。作為民國時期精英教育的典範，老清華在人才培養中就始終保持極高的淘汰率。而這也就意味著有相當一部分清華學子註定不可能成為畢業生。然而，同時也值得注意的是，老清華歷史上未畢業生的比例與時代環境密切相關，他們呈現明顯的群體特徵和代際特徵。建校的最初20年內，那些優秀的“未畢業生”們，日後以從事專業領域居多，這與當時清華的精神氣質和辦學取向非常吻合。而“九一八”事變後，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國難的加深，越來越多的清華學子因革命事業而放棄了學業，日後在黨政領域服務的校友也隨之增多。
老清華的“未畢業生”，除了大多數因學業不合格而被依規淘汰外，大致可分四種情形：一是因學歷資格原因被迫退學的，如徐鑄成、何其芳等；二是因校內學潮而被開除的，如何魯、劉永濟、吳芳吉等；三是自動退學的，如胡風、黎東方、姚錦新、唐明照等人及樓邦彥、張宗燧等研究生，其主要原因是出國需要；四是由於政治原因或革命需要而主動或被迫終止學業的，如朱理治、胡喬木、姚依林、宋平、李昌、楊學誠、熊向暉、康世恩、榮高棠、張承先等，此類離校浪潮尤其集中於1935年冬“一二·九”運動前後至1938年初長沙臨大期間（尤以臨大前後為高潮），以及抗戰後期至解放初。這批人物日後相當一部分都成為黨政各界的高級幹部，其中有的還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甚至躋身核心決策層（當然，此間在積極參加革命活動的情況下，還能堅持完成學業的學子，也大有人在）。在日後中國的政學等界，在不同領域不同時期，都曾有過一個個並不顯眼但非常重要的清華校友群。在新中國的政壇中，就曾有多位清華出身的人物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世紀80年代躋身中央高層的清華校友中，胡喬木、宋平、姚依林都同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都是抗戰前在清華開始投身革命運動歷練出來的，都是老清華的“未畢業生”（同期的胡啟立同志則曾在新清華工作過）。此外，曾在老清華就讀過的王漢斌、朱鎔基等同志，日後也成為政界的重要人物。
一般而論，學生是否能順利完成學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因此，如有個別學生不能正常畢業，恐不足為奇；但名校學子在特定時期有如此高的“未畢業率”，的確可以反映出某些深層次的問題。這至少可以表明以下幾個事實：
第一，當時如此高的“未畢業率”的確是與當時的清華所力行的精英教育的高淘汰率有密切關係——當然，那些因為學業不佳而被淘汰的學子，基本不在討論的範圍之內。
第二，當時的社會環境動盪不安，這是造成許多優秀學子未能順利完成學業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這與當時的學術環境及整體的社會環境有關。那時教育尚未大眾化，高等教育尤屬精英教育，教育與就業掛鉤不甚緊密。學子們即便享受了高等教育，大學畢業後，也常常“畢業即失業”，所以許多人並不特別在乎文憑。總體上，當時社會風氣急功近利的傾向尚不明顯，社會風氣和用人機關比較認可真才實學。同時，當時的教育學術體制（包括學位制度）亦較寬鬆和靈活，而國內的學術共同體也較為包容，流動性強；高校教職對文憑、證書等形式性的東西並無太多剛性、刻板的要求；甚至許多知名學府在選聘教師時，也對那些無顯赫學銜而有過人才華的人網開一面。在此環境下，學人和學子們也很少迷信文憑、學銜，他們更在乎的不是形式和名頭，而是實力和實績；他們更注重自己的興趣和抱負，不會為眼前某些世俗因素所惑所擾。
如著名學者朱謙之在蔡元培時期就讀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在那學風活躍、人才輩出的環境下，他讀書期間極為刻苦，博覽群書，並發表了若干高水平作品。但他認為，自己讀書是為求學問，不是為文憑，他不願參加考試，並在北大第一次貼出大字報，要求廢除考試製度等。對此，北大校方的表態是：北大尊重學生的自由選擇，允許學生不參加考試；但北大為了檢測自身教學成效，不能取消考試；如果學生不參加學校考試併成績合格的話，學校將沒有理由對學生授予學位。朱氏對此並不上心。此後，他本人果然未正式畢業就離開北大，此後往返遊學於各地。1923年廈門大學聘其為講師，此後黃埔軍校又聘其為政治教官。1929年，他獲中央研究院資助赴日本進修兩年；1932年回國後，即長期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並曾長期兼任哲學系主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歷史學部主任等要職。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中，朱謙之重返北大，任哲學系教授。
應該說，類似現象，在那個時代絕非個別。清華國學院的幾位導師中，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都沒有正式學位。華羅庚更是典型，他通過自學成才而受到獎掖，成為世界級學者。在北大，錢穆、沈從文等也沒有可觀學歷而同樣獲聘，併成為名重一時的教授。
“將相本無種”“英雄不問出身”，人才的成長道路，總是多種多樣的。而且越是在健康、包容和有活力的社會中，人的成才之路就越寬鬆、越多樣。學校的平臺和培養固然重要，但個人天資、努力以及機緣都同樣不可忽視。這些清華學子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未能畢業，但經過自身的奮鬥還是取得了突出成績。
當然，學科差異在這一問題上仍然是存在的。對於人文社科領域的學子來說，是否畢業，對於他們能否順利進入學術界謀職的確有所影響，但對他們日後中長期的學術成就而言，影響則很有限。顯然，後學生時代的努力，才是其成名成功的決定性因素。而對理工科學子來說，一旦離開學校，若無機會出國深造，基本上已不可能在原有專業領域內有大成就。至於從事社會政治運動的青年，他們主要需要在社會大舞臺上歷練和成長，清華作為一個教育學術機構，對他們的職業生涯的成長，意義就更有限了。
在回顧清華歷史的時候，“未畢業生”這個龐大的群體及其所蘊含的歷史意義，是不可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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