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劉克崮，1947年5月出生，籍貫山東萊西，金融學博士。1968年至1973年，在黑龍江農墾總局853農場務農教學。1977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1982年至1986年，歷任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交處幹事、經濟處副處長、城建處處長。1986年至1990年，任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副經理。1990年至1996年，任國家財政部財稅體制改革司副司長、首任財政部稅政司司長。1996年，任遼寧省省長助理、副省長。2002年至2008年，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2008年至2013年，第十一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
71歲的劉克崮，頂著滿頭倔強直立的華髮，抱著一摞書走進會客室。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劉克崮仍然醉心於研究戰略規劃和基本制度，積極建言獻策。從公交公司的副經理到主管錢糧的“戶部”大員，從主政一方的省級幹部到國開行副行長，劉克崮自稱是中國改革的“積極分子”。回首中國40年的改革歷程，劉克崮並沒有太多感慨，反而激情澎湃，眼中時時閃現著光芒。這也許正是改革者身上的特徵之一。
“改革開放40年，變革的力量來自人民。”劉克崮說，“改革依然需要猛志，但切勿忘本。”
下鄉黑龍江鍛鍊身心
1947年5月16日，解放軍在山東孟良崮全殲國民黨王牌部隊整編74師。傍晚，一個嬰孩降生，年輕時就已參加革命的父親為他起名為克崮。
1968年，21歲的劉克崮也隨著時代的潮流，成為上千萬知青中的一員。劉克崮下鄉的地方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853農場72連。在3年多務農、1年多教書的知青生涯中，北大荒給劉克崮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
冬天，他在冰天雪地的山上拉鋸伐木，哈氣成霜卻滿頭冒著熱氣，喊著號子步伐一致地抬起木槓，運木下山；夏天，他打著赤腳，為割麥的戰友們送水送飯；秋天，他滿手泥巴一臉汗地脫土坯，卻只能任由蚊子小咬團團圍住，熱情“親吻”。
“除了苦，也有美呢！北大荒的天美、水美、人也美。”劉克崮彷彿回到了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我見過被雲彩反射呈現的兩個太陽，夜裡聽到過玉米啪啪的拔節聲，秋天的山林，每天都會變幻五彩繽紛的色彩，像萬花筒一樣。你知道嗎？初夏在河裡游泳，只能在水面上遊，如果直起身子，你的腿會凍抽筋。因為凍土層還沒化透呢。”
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那裡距離853農場只有100多公里。劉克崮擔任炮排一班班長，接應了有8架直升機的飛行大隊，“組織有力，行動迅速，相當於間接參加了一次戰鬥。”劉克崮自豪地說。
國資獨立，紅藍鉛筆繪製改革藍圖
1977年，恢復高考。劉克崮毫不遲疑地選擇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
入學後，他抓緊一切時間學習。4年的時間，劉克崮啃讀三卷《資本論》。“中國人民大學的衛興華等老師讓我進入經濟科學的殿堂，閱讀經典原著，能從中學會制定目標和掌握方法，也為如何分析、認識、判斷和解決好現實中最困難、最重要的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
1982年，劉克崮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北京市委研究室，自此站在改革的潮頭，乘風破浪。
工作不久，北京市建設衛星城的調研任務落在劉克崮的頭上，他用了1年時間在北京周邊區縣跑。為增加體驗，他放棄公交車，不惜騎行幾個小時，最終他提請的兩個方案引起了市長助理的關注。在機構改革的調研中，劉克崮意識到國有資產管理職責不明確帶來的問題。“政府兼具社會經濟的一般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的特殊管理職能，承擔著行業管理部門和企業主管部門的雙重角色，導致政府既要‘當爹’親自管一群微觀嫡系的、有血緣的兒子們，又要面對一群其他人的兒孫，這就容易互相干擾，造成稅法管理功能的混亂。”
1985年，劉克崮發表了一篇論文《論政府國有資產管理職能的獨立》，大膽地提出國有資產管理職能獨立、政資分離的想法。很快，這一觀點得到更多人的贊同。
國資局成立後，劉克崮又被時任體改委（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賀光輝推薦給新任的國資局局長湯丙午具體講解上述想法。經過一上午的解釋，湯丙午說：“我是學工的，這裡面的關係你說得很清楚，你給我畫張圖。”於是，劉克崮用鉛筆、尺子畫完後，又用紅藍鉛筆和兒子的水彩筆描了一遍，繪製了國資管理職能運行示意圖。圖中顯示，國資的產權受人大的委託，設立專門的國資管理機構行使其資產管理權。往下是運營資本的資產經營中介，再往下才是生產經營。隨後，劉克崮又給國資局（國有資產管理局）新到任的處長們講了一回。為此，賀光輝稱劉克崮是國有資產體制的“始作俑者”。國資改革也成為黨政機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1986年，市政府找到劉克崮，讓他去做實業，劉克崮被任命為北京公交總公司副經理。
細切蛋糕，參與調整利益分配
1992年春天，鄧小平視察南方，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再次加快。秋天，黨的十四大召開，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並針對財稅體制改革提出要“統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理順國家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係”兩條主線，明確實行“稅利分流”和分稅制兩大財稅改革任務。1993年，有近一半的企業第二輪承包到期，劉克崮提出抓住這一時機，全面推行“稅利分流”改革。
在許多人的概念裡，1994年的財稅改革就是分稅制，但實際上是包括國家與企業分配製度改革（此前也被稱為“稅利分流”，根據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鎔基的要求，為避免與承包制形成對立，劉克崮與司裡的同志商量改為此名）和中央與地方分配關係（即狹義的分稅制）兩條主線，它包含了四項重要的改革內容。劉克崮向《經濟》記者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第一項改革內容是財務會計制度改革。1992年，財政部出臺了《企業財務通則》和《企業會計準則》，劉克崮說：“這樣在中國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的行業，統一使用同一個與國際會計管理完全接軌的會計制度。這是歷史性的進步，當時美國都沒有做到完全接軌。為理順和規範國家與企業利潤分配關係奠定了財務會計制度基礎。”
第二項是停止企業的利稅大承包，全面實行所得稅為核心的“稅利分流、稅後還貸、稅後承包”改革。劉克崮主持財改司經過兩個月的奮戰，精確算賬後，平衡了8項利益變動。領導決定所得稅稅率由55%降為33%。企業負擔與改革前比總體持平，並略有下降。
第三項是工商稅制改革，涉及7個稅種。其中，增值稅是改革後最大的稅種，稅率的定位極為重要。財政部的工作人員在黑龍江駐京辦事處連續加班半個多月，確定為18%，稅務總局和經貿委的意見定在16%，經過會商，最後確定為17%。以上三項都屬於廣義的國家與企業分配關係。
第四項分稅制改革是財稅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將中央與地方，重點為省政府之間的財政分配體制由分級包乾改為分稅制。
改革內容主要是分權、分稅、分機構，返還、掛鉤、轉移支付。前三個是改革的主體內容，後三個是輔助措施，目的是共同調動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1993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的一個晚上，在與時任財政部部長劉仲藜、副部長項懷誠、地方預算司副司長姜永華等人研究分稅制方案時，劉克崮提出了“給地方保存量的稅收返還與稅收總量的增長掛鉤控制”的方法，並在黑板上畫了一個示意圖，這一意見被採納，其後大家又討論掛鉤係數定位，最後確定為1∶0.3。朱鎔基表示，這種改革是非常溫和的改革，沒有損害地方的既得利益，而且以後退回去的不是“死麵”，而是一塊“發麵”。
1993年8月30日的國務院會議和9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改革內容先後討論通過。
制定方案難，實施這個方案更難。為此，從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的74天裡，朱鎔基親自帶領財稅等部門60多人，先後分10站，由遠及近走了17個省區市。調研期間，劉克崮等人跟隨朱鎔基日夜兼程，有時工作通宵達旦，每日只能休息三五個小時。事後，朱鎔基曾半開玩笑地說過，自己那段日子“東奔西走，南征北戰，苦口婆心，有時忍氣吞聲，有時軟硬兼施”。朱鎔基看到大家夜以繼日地工作，曾經動情地說：“你們為財稅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歷史是不會忘記你們的！”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中央對原定的分稅制方案雖然做出一些調整、妥協和讓步，但全國統一實行分稅制改革的大原則，始終沒有動搖。
1994年年初，為了防止收不上來稅，時任財政部部長劉仲藜還向朱鎔基申請了央行的120億元資金，以備不時之需。同時，針對實施中出現的問題，財政部密集出臺了80多項微調措施文件。春節前，稅務總局傳來消息，1月稅收比上年同期增長61%。此後根據稅收情況又做出了一些調整，例如返還係數提高到1∶0.6等。1994年的財稅改革（實際上也包含1993年的集中準備和當年出臺的各項改革），為後來中央財政帶來每年千億元以上的稅收增長。
劉克崮還積極參與了1995年準備、1996年實施的“國民待遇”與關稅、進出口稅和出口退稅制度的改革，在全國實現了內外資企業和中外居民的“國民待遇原則”。這次財稅改革是我國40年改革歷史上，範圍最大、內容最多、影響深刻的改革，也是一次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經濟和政治體制變革。其間的艱難險阻、爭取與讓步，也是對改革者智慧、勇氣和能力的多重考驗。時任總理溫家寶曾評價道：“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
遼寧改革，探索建立社會保障和就業工作體系
1996年10月，劉克崮站到了另一條人生跑道上——就任遼寧省政府省長助理、副省長，分管財稅、金融和社保工作。與面對制定全國稅制改革規則不同，新賽場的規則更加具體而細微，情況相當複雜，劉克崮這個改革的猛將又面臨著新的挑戰。
改革開放後，遼寧傳統工業一直處在破產的邊緣，在崗職工有218萬人，離崗職工119萬人，離退休人員271萬人。參保者與退休者之比為2.5∶1，並且老齡化已經明顯。失業、貧困、疾病正困擾著遼寧的產業工人。
試點改革自2001年7月啟動，劉克崮積極開展遼寧省國企改革，化解了一批突出的金融機構風險，參與社保試點方案的制定，主持試點工作的推行。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獨立於企事業單位之外的社會保障體系。重點內容是兩項，一是職工養老由企業發放改為由社會統一徵收和發放，企業繳費20%部分全部納入社會統籌基金，個人賬戶規模由本人繳費工資的11%調整為8%，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徹底分開。二是國有企業原則上不再建立新的再就業服務中心，企業與下崗職工解除勞動關係並支付補償金，實現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轉軌。
此舉堪稱中國養老金保險制度的一次革命。但補足拖欠職工工資的老窟窿以及個人賬戶帶來的新窟窿並非易事。為此，中央和地方按3∶1比例出資給予了大力支持，劉克崮與各級領導探索籌集和科學發放程序。堅持規範實施、典型示範、逐步推廣。實現了200多萬（離）退休人員按月到銀行領取養老金，參保人員增加了3倍。同時，劉克崮實地調研，瞭解百姓疾苦，下大力氣解決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引導他們進入新的一二三產業，到2002年底，遼寧以人均8157元的合理成本，實現了百萬人並軌，累計實現170萬人就業，其中再就業實現50多萬人。此外，除企業養老和失業保險，還實施了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兼顧了職工利益、政府和企業的承受能力，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遼寧社保改革試點的成功為全國推行社會保障制度開了一個好頭。
進入國開行，為草根階層提供金融服務
2002年-2008年，劉克崮就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他將精力更多地傾注到為中小微企業、個體經營者、普通農戶、家庭困難的大學生等弱勢群體的金融服務上來。
而這一情結由來以久。
為解決遼寧省下崗職工再就業，劉克崮下基層調研時就發現了這條好路子。“當時建一個蔬菜大棚要8000元，我們採用了‘銀行貸款5000元，財政補貼一兩千元，下崗人員自己再湊一兩千元’的方法，生活就有了保證。小額貸款雖然金額不大，但對家庭和社會的意義重大。”
中國基層的民眾信用並不比歐美人差，但中小企業、小微貸款的需求總量卻大得多，有很大發展空間。劉克崮的這一想法得到了時任國開行行長陳元的支持，並迅速付諸行動。
在開展工作時，劉克崮通過考察借鑑了德國開發銀行小微業務“批發+零售”的成熟模式，引進德國IPC（個人信用微貸技術公司），由國開行對城鄉中小商業銀行批發式供應資金和技術，再由這些銀行放貸給草根經濟體。每筆貸款平均僅5萬-7萬元，支持對象包括下崗工人、農民工、農戶和個體創業者等。按常規操作，這些人根本達不到銀行貸款的條件。2005年至2008年累計放貸57億元，不良率為0.27%。
在扶貧領域，劉克崮於2006年起支持了由國開行為中國扶貧基金會所屬小貸公司提供批發性資金，再由其向貧困縣、貧困農民發放小額貸款的試點。多家銀行跟進，目前已經累計為百萬貧困地區低收入農戶放貸229萬筆、349億元，貸款餘額79億元，在貸客戶36萬，戶均2萬元，不良率0.9%。他還牽頭建立起中國小額貸款機構聯席會和普惠金融促進會。針對微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推動了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統計局四部門於2011年7月聯合發文，建立起中國微企業劃型統計體系，引導全社會對微企業融資難給予關注和幫助。在學習孟加拉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的草根金融發展後，劉克崮提出完整的草根金融體系理論，推動中國的草根金融發展。
大學生助學貸款由於機制不健全，曾出現很多問題。劉克崮推動國開行與央、省兩級教委、財政合作，開創了對貧困家庭大學生高校和生源地（雙線）助學貸款的多級聯動機制，在村鎮和高校直對個人實施貸款；財政部門支持，教育部門派出專人在各縣的支教辦公室工作，協助落實貸款。至2017年，大學生助學貸款已覆蓋26個省（市），350萬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共得到超過240億元的助學貸款。
從國開行退任後，劉克崮轉任政協委員，仍不遺餘力地提出各項改革建議。他建設性地提出以石油開發作為風險防控保障，向委內瑞拉提供大額貸款，並將中國企業引入該國參加建設，成效顯著。其模式擴展到巴西、厄瓜多爾、俄羅斯、中亞、東南亞等眾多國家和地區。如今，已過古稀之年的劉克崮仍舊勤耕不輟，每日工作十幾個小時，為“趴在地皮”上的小微金融及社保、住房等民生事業鼓與呼。
“我們要牢記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也是執政者和民族生存的根基所在。制度的優勢就是讓所有人都找到發揮自己作用的方式。當我們的體制機制嚴重不適應大眾發展需求時，它會有所顯示，讓你意識到。我們在改革的方向、原則、措施和效果上一定要充分體現人民的利益，否則小錯吃小虧，大錯吃大虧，整體犯錯就會整體吃虧。”劉克崮說。
（本刊實習生馬漪嫻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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