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順義仁和派出所辦公樓。
這件事過去快10天了。湖北女孩徐暢回憶那段難忘的經歷時，仍然掩飾不住吐槽的急切。她始終不忘誇獎順義區仁和派出所的警官，稱他是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
“這才是北京人本來的樣子！”多年“北漂”求學、工作經歷，使她對北京人的包容和局氣，早就深有體會。
不過，這次確實出乎她的意料。若不是這位順義警官出手相助，徐暢印象裡的北京，也許會因這個寒夜被“顛覆”。
就在她和老公走投無路的時候，一位熱心的警官伸出援助之手，讓這一對春節後歸來的外鄉人，在寒夜裡感到一絲溫暖。
2月24日，記者向她要這位警官的電話，收到的是微信截圖——手機通訊錄內容頁面。有趣的是，電話號碼上方姓名一欄，標註為“靠譜警官”。
“為什麼要給他起這個名字？”我問徐暢。
徐暢回憶說，那天晚上，她打過無數個電話，也找過很多部門，都沒有得到任何實際幫助，甚至相互推諉扯皮。幾近絕望之時，再次撥打110求助。這位接警的仁和派出所民警，真心實意幫助自己，四處聯繫幫他們找落腳的地方。
更令她感動不已的是，明知道他們小兩口夜裡已決定去北京南站，第二天返回徐州老家，早上他還專門打電話過來問詢，仍繼續協調相關部門解決問題。
“在高鐵上跟他通完話後，我就起了‘靠譜警官’這個名字，把他的手機號碼存在通訊錄上！”她爽朗地笑著。
我聽得出，小兩口在那個淒冷的夜晚，這位“靠譜警官”讓他們相信，人世間總有對沖冷漠的力量。
25日上午，按照徐暢提供的號碼，我打電話給這位民警，無人接聽。我想，或許是值夜班休息，也可能正在出警，暫時無暇接聽而已，便等他回覆了。
誰知，下午再打就關機了。這麼熱心的人怎麼會不接陌生電話？“靠譜警官”怎麼能聯繫不上？
長年一線採訪調研的職業敏感，促使我決定直接去順義仁和派出所，採訪這位徐暢心目中的“大英雄”，為何如此與眾不同。
下午四點鐘左右，記者來到仁和派出所，尋找這位“靠譜警官”。除了電話號碼，再沒有其他信息，打聽起來難免要多費口舌。
進入四層樓高的仁和派出所，一樓大廳內設有電子門禁。樓層索引指示牌邊上的值班室窗口，立著一塊報警處的桌牌，但當時沒見到值班的人。
辦公樓上不去，又找不著人聯繫，我只好來到院裡辦案區旁邊的社區警務室，向一位正要出門的民警打聽情況。
他掃了一眼我提供的手機號碼，只說了一句：“不是我們所的人。”我估計當地警員使用專有號段，一目瞭然，他才這麼快下結論。
“這種時候，大老遠來一趟不容易，您再幫我看看！”記者語氣懇切，口罩後面還有笑容，想來他一定能感受得到。
他抬頭打量記者一眼，邊將號碼輸入手機，邊說：“我們這一百多號人，誰都不止一個電話，哪兒能誰的號都記得呀。”
果然，手機通訊錄沒有這個號碼。他直接撥過去了，結果，還是關機。為了儘快找到“靠譜警官”，我向他表明自己的記者身份，並將這位民警幫助徐暢的事，簡明扼要地複述了一遍，請他幫忙聯繫所裡值班領導。
“宣傳我們幹警是好事！”說完，他轉身進屋打電話去了。幾分鐘後，又出來跟我說，宣傳幹警的事由分局外宣辦統一接待，讓記者直接找分局聯繫。
這時，我才一下子反應過來，為自己過早說出採訪來由後悔不迭——“老司機不該輕易按喇叭”，搞不好這事兒要複雜。
多年來的職業經歷，早已讓我發現一個現象：不少大大小小掌握點實權的部門，包括那些大公司，動輒都得要求記者寫個採訪提綱，還有各種繁瑣複雜的流程。往往，還沒等你採訪，對方先把你採訪完了。即使這樣，還不一定安排接受採訪。
我擔心這樣“打草驚蛇”，會被拖入各種複雜的流程之中。心想，還得爭取在派出所直接採訪。就問他，這話是所長說的麼？對方回答說是警長。
“這事不用找所長。警長說了就算！”對我提出想找所長溝通的請求，他直接潑了冷水，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記者來到了順義區公安分局。在南門接待室，用內部電話與政治處宣教科聯繫。
不知是門衛電話簿號碼更新不及時，還是其他的原因，我溝通聯繫採訪的電話，開始在幾個部門週轉。有的說不歸我們部門，有的說我們是內宣，這事得找外宣。
幾番通話下來，半個多小時過去了。大樓裡已經有人陸續下班出來了。
終於，負責外宣的李科長給記者打來電話。她態度熱情友好，聽記者說明來意後，表示歡迎宣傳公安幹警事蹟。不過，根據他們內部規定，記者還得到市公安局外宣部門報備。
我跟她說，從市區開車過來幾十公里，就為核實民警助人為樂的事蹟，這麼一個正能量報道，沒必要搞得這樣複雜。她很為難，解釋說這是內部紀律，跟事大事小沒有關係。
對於我提出哪個單位都可以制定自己的規定，但誰都無權把黨的新聞宣傳工作與部門工作對立起來，她也沒表示反對，還將市局外宣部門的電話提供給我。
此時，已到了下班時間。我不太甘心，又通過各種方式與市局聯繫。順義分局也找到了這位“靠譜警官”，只等著市局外宣部門同意，就可以進行採訪了。
為了節省採訪時間，我又趕到仁和派出所辦公樓。這時，陸續有民警從樓上下來，雖然“靠譜警官”就在樓裡，我卻仍然不知道他姓甚名誰。
好在，採訪的事正在走流程，晚一點就晚一點吧，只要能採訪到本人就行。
我一邊自我安慰，一邊盯著一樓大廳的警務公開欄——從掛滿一面牆的民警照片中，猜想這裡面哪張面孔，是一會兒要見面的“靠譜警官”呢！
我根據自己的經驗，在心裡為他畫像：這個人不會太年輕，年輕人雖然不乏愛心，卻未必協調得動相關部門；他為人善良，做事情又這麼靠譜，至少得是個警長吧……
我也曾問過徐暢，如果讓你給這位“靠譜警官”畫像，會是一副什麼模樣。
“應該有35歲到40歲左右的樣子”，徐暢想了一下，又補充說，“就是那種表面上大大咧咧，特有人情味兒的北京男人！”
大約六點一刻，終於接到相關人員的電話。大意是：現在是疫情關鍵時期，宣傳的事情比較敏感，感謝記者對公安工作的支持。經過慎重研究，決定暫不接受媒體採訪。
我幾個小時的奔波與等待，就這樣被畫上了句號。
不能再上樓找這位“靠譜警官”了。即使真找到了，這不也讓人家為難麼？我又怎麼能難為這樣的好警察呢！
回來的路上，北京城區已是萬家燈火了。本來採訪不順的鬱悶，竟突然一下子釋然了——無數像這位“靠譜警官”一樣的北京人，不就在這千家萬戶之中麼，偌大的城市一直被你們溫暖著，這才是最大的歷史經傳。
“如果現在見到這位‘靠譜警官’，你最想跟他說什麼？”雖然採訪計劃夭折了，可我不想讓徐暢失望，就問她這樣一個問題。
“我想給他送錦旗，要單位給他漲工資，這樣實惠點兒！”她笑著說。
雖然我沒有見到這位“靠譜警官”，但他熱心助人的事實，卻得到了印證。
在派出所警務公開欄中，我拍下包括所長在內的四位民警照片——誰猜得出，哪一位李警官是徐暢想送錦旗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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