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较长，建议收藏观看
南方能源观察
微信号：energyobserver
4F上海态度还好
那年去上海已是金秋十月，浙江书记、省长也到了上海，是分别谈的。
项怀诚部长的回忆说：
我跟朱总理去上海，住在虹桥宾馆。那时邦国同志是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知道我们这个代表团来的目的，他当时派了3个女将对付我一个人，这3个女将有一个是当时上海财政局副局长陈静萍，后来当了计委副主任。还有一个是当时的预算处处长，现在就在财政部当部长助理，叫刘红薇。第三位叫周杏英，后来当了上海市第一任国税局局长。这三个女将一个比一个厉害，说起话来像打机关枪一样。我们到的当天下午，吴邦国同志到我的房间来跟我聊天，实际上他是来摸底的，吴邦国同志当时的表态很漂亮。我送走他以后，就到朱镕基副总理房间我说：上海的姿态很高。朱镕基总理说：你不要太天真。他还说：吴邦国也做不了主。他们水平都是非常高的。朱总理有一天专门请上海市的老领导 向他汇报。包括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吃饭，高规格、高水平，高度艺术而又诚恳地介绍中央的意图，希望他们体谅中央的困难。上海当时提出的要求不多，但含金量比较高，朱镕基同志表态，作了必要的让步。
对这一轮谈判我的体会是：这样大的改革，如果不照顾地方的利益，如果不作出必要的妥协，这个改革是推不开的，改革是进行不下去的。
在上海，项怀诚与上海的同志，就上海的财政收支情况、分税制方案以及相关的政策进行了座谈，他们一起对了账以后，共同确认了1992年上海市财政支出和各项基础数据，对1993年财政收入的预测也基本一致，对上海市上缴中央财政的计算口径，以及分税制方案和相关政策中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项怀诚说：“对账是在充分理解、互相信任、彼此体谅的融洽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基本的共同点在于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来贯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意图。对中央实行分税制，逐步增加中央的财力，以便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这个精神，或者中央有了力量以后可以更好地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这个战略意图，上海同志给予充分的理解。”他认为：上海市长期以来对国家财政做出了重大贡献，上海市上缴中央的收入居全国第一，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来自上海的收入仍然居全国第一，所以上海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
朱镕基对身边的人说，那几天他“不干活了”，因为他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他只是听听汇报，找人谈谈话，不参与具体意见。即将离开上海时，他在大会上表扬了上海同志水平高。他说，吴邦国、黄菊既充分代表了上海发展的利益，又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维护大局这个原则把握得好。他说：“上海同志们最后都是‘讲的北京话’，讲得很好。”
5F西部的意外
在推行分税制中，中央原本只担心沿海发达地区不买账，因为这些地方经济发达，在包干制财政体制下，他们拿大头，现在要换制度，中央要拿大头，你想人家能愿意吗。对于中西部地区，除去财政体制改革要达到的集中中央财力的目标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缩小东西部财力差距。江泽民同志在西北地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说到过这个问题。当时，发达省份的不同意见比较强烈。在全国财政会议上一宣布分税改革方案时，提出异议的都是富裕省区，而给予中央最大支持的恰恰是那些边远、贫困的省区，他们希望中央富起来，“大河有水小河满”。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出现了一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情况，就是中西部地区对实行分税制也有意见，强烈要求增加增值税、消费税的分成比例。
从广东回到北京后，9月25日朱镕基副总理一行再启“谈判”之旅，来到新疆阿勒泰。在新疆，朱镕基说：
分税制改革对贫困地区是有利的，你们应该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也不能太焦急，不可能一下子就得益很多，分税制之后，中央财力可集中一些，对民族地区的支持也可增加，但是目前还不行。税制改革，全国必须统一，你们提出的要求增加增值税、消费税的分成比例，这些要求一概不能接受。税制必须统一，没有哪个地区可以摘特殊。
1993年下半年与各省市的对账、交换意见，总体上比较顺利，偶尔也有意外。1993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广州召开中南、西南两个大区各省区的书记省长座谈会，西部的一位省长有些疑虑，提出了一些问题。江泽民同志让曾庆红同志通知项怀诚赶去做一些解释工作。项怀诚接到曾庆红的电话，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立即赶往北京机场乘最后一班飞机，赶到会议地点。
项怀诚回忆了这段历史：
1993年9月下旬，泽民同志在广州的珠岛宾馆开中南大区和西南大区10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座谈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国务委员兼体改委主任李铁映、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这个会议开始我没有参加。那个时期我非常忙，我在财政部的办公室整天门庭若市。各个省的副省长带队到北京来“对账”，他们得弄清楚自己省里怎么分税啊。有一天，大概是26号下午，曾庆红给我来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老项，首长让你马上就来，今天晚上到广州。今天赶不来，提头来见。他接着说，你的飞机票，我已经让中办安排了。我就拿起我的公文包，直奔机场，连换洗衣服都没带。我那时的秘书送我到飞机场，然后我就按照中办的安排上了飞机。晚上我到了广州，那时家宝同志已经睡下了，我没让叫他。我住下后先到了曾庆红同志的房间，那时已经10点多了。第二天，我到泽民同志那里报了到，就参加会议了。在参加会议之前，我先找贵州省的副省长交换了意见，他说，现在思想都通了，不用再跟我解释。就这样我参加了那次会议。
刘克崮回忆说：
我们本以为它们作为改革的最大的受益者，会拥护这项政策，但贵州等几个西部省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后来了解主要是它们没有把改革方案完全搞明白，如占当地收入比重较大的烟酒的消费税划分为中央税了。我们向他们解释道，第，以前的消费税已经含在返还基数里了；第二，这个返还每年是增长的；第三，中央是拿走集中了一部分，但主要是从发达地区集中的，再以转移支付形式主要用于支持西部地区。经过说明，它们很快就理解支持了。
最后一站是河北。朱镕基对河北省委及财政厅的同志说：“这种改革是非常温和的改革，地方既得利益没有损害，而且退回去的不是‘死面’，而是一块发面’。”
转战南北，17个省跑完了，取得了一个个胜利，分税制得以在全国实施了。
由此可以看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一方面是非常坚决的，定下来就得干，开弓没有回头箭；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谨慎的，中央高度重视。
6F“你们的功绩将载入史册”
参加这次谈判的人员，受到了朱镕基副总理的高度评价。他曾经动情地说：“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的功绩将载入史册。”
刘克崮每想到总理对他们工作的肯定，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事后，朱镕基同志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自己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调研期间，随行涉及各项改革人员，包括央行、发改委、体改委、财税等部门人员，行程安排的非常紧张。一般每到一处，晚上8点朱镕基同志与有关部门领导碰头(我经常陪着部里领导去)，谈到10~11点。回来部长领着我们再讨论落实总理的指示，调整思路和方案 一般都要到12点。接下来工作人员再根据这些意见重新测算，一干就干到第二天凌晨4、5点。第二天早上8点将调整后的方案及测算表送给朱镕基同志，9点就与地方同志进行新一轮的沟通。在广东一站，财政部的工作班子连续三、四天通宵工作。9月16号中午，朱总理到餐厅看望地方预算司算账的同志(包括姜永华、许宏才和夏光)，得知我们没来吃饭，总理冒雨到了姜永华房间(当时在广东测算的工作室)看望。朱总理先对我们夜以继日的工作精神和卓有成效地测 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我们所做的这项工作(即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并对我们动情地说：“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的功绩将载入史册……” 我们当时深受感动，因为我们只是在总理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做了应该做的事。
7F《人民日报》打破常规全文刊登三个税法
实行分税制的道路畅通了，实施的有关法则、条例等相关的文件急需制定。而且分税制是一个新事物，领导阶层明白，但大部分的税务和财会人不太清楚，需要进行培训。一场修炼内功的战役又开始了。
起草法规草案是一件繁重的工作。项怀诚回忆：
1993年下半年，我们几乎全部精力都扑到了分税制改革，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许多是非常紧急的。因为分税制要从1994年1月I日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的基础——工商税制要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行。当时变动非常大，原先38个税种精简为18个，流转税方面实行新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正式立法，许多税制要公布。按照我们国家一般的情况，一个新的税制从中央贯彻到基层，大体要两个月，因为大家要学习，要试运算，要调查研究，要调整账表，如果紧张一点也要个把月。当时不允许，这几个税法和暂行条例是1993年12月13日签署的，但还得要公布啊，用公文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发下去肯定不行。所以很特殊，1993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三个税法或条例，一竿子插到底，这是史无前例的。
实际上，国家税务总局早已把这些税法的主要内容提前在内部释放出去了，办了很多培训班，改革的精神和具体办法已经贯彻到基层了。现在看来财税改革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执行也比较顺利。
刘克崮回忆当时的情况是：
北戴河会后，在奔赴各地宣传解释方案的同时，财税部门根据中央的决定和镕基同志的部署，集中队伍起草法规。税务总局的工作量最大，张忠诚同志带队封闭运行了几个月，创造了法规起草工作的奇迹。1993年10月31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的修正案，统一了内外个人所得税，1994年1月1日起执行。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决议》。11月25、26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六个税收暂行条例，12月13日正式发布，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至此，三项改革的“一法六条例一决定”法律法规性文件全部出台。
改革方案从通过到实施仅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从正式法规公布到实施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为保证各项改革全面有效的实施，财税部门在1993年10月份税收法规的初稿出来之时，就开始对数十万地方财税工作人员进行全面培训。在法规定稿后，再进行一轮补充培训，为改革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税收法规在公布方法上也作出了重大调整。在此次财税改革之前，所有国家税收政策都是以内部“红头文件”逐级下发。1993年改革高峰时我向刘仲藜建议，有两种人必须及时知道，一是基层征税人，二是所有纳税人，应该将税收法规公开化。重要的税收法规在《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等大报公开刊登，“一竿子插到底”。财政部实施细则也应直接见报。同时，财政部和税总联合一个月出一期《税收法规公告》，刊登最新税收法规和政策；一年出一本《中国税收制度》，将当年有法律效力的税收制度汇编，中外纳税人一翻就知道中国现行的税制。这些建议均被采纳，大大提高了财税改革的准备、实施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政务公开机制。
当时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利润监缴处工作，后任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的陆炜接受本书采访组采访时回忆：
分税制改革前，就财税体制改革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一是数据上的准备工作，二是设计税种，第三就是要介绍分税制，因为上上下下并不熟悉。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在北京龙泉宾馆主持召开了一次体制改革座谈会，当时我记得是项怀诚常务副部长，在会上他发言，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分税制。龙泉宾馆会议对统一思想非常有益，随后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1993年下半年，无论财政部还是税务总局两个办公楼晚上经常灯火通明。那时我记得在财政部体改司吴翠兰司长、陆兵副司长，刘克崮副司长进行方案计算，此时比起1983年已普遍使用计算机，大大提高了效率。税务总局在金鑫局长领导下，出了很多改革方案，还开了很多座谈会，包括纳税人的、地方政府的、专家学者的、海外一些人的。就工商税制改革听取各方面意见而言，这次可能是历史上最充分的一次了。我认为在分税制改革中当时的国家税务总局做了大量工作。
为什么要让广大税务和财会人员明白分税制及其有关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实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政策不清楚，解释不明白，就会影响分税制的运行。主持这次会议的刘仲藜部长更加知道这些情况：
方案的设计、政策措施、实施步骤等制订好了，总体方案定下来以后，就具体执行了、组织实施了。两个改革决定发布之前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培训，全国税务人员、财会人员，这是相当大的工程。1993年12月，国务院决定一发出去，1994年第一季度，财政部或直接发文、或与国税局联合发文，总计84个。就是百密一疏，再好的方案在实施当中，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及时解决，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微调。举个例子，电力部反映这水电17%税率，负担太重了，因为这个水是天上下的雨，不是买来的，没有进项可以扣除。我们一听这个反映有道理，这得给人家确定一个扣除标准，具体标准我记不准了，扣掉10%还是扣掉7%，反正就是按照7%还是10%征收的，人家马上满意了。还比如，搞IT产业、脑力劳动的，他买的材料很少，通过脑力劳动把这个东西增值了，所以说卖的时候1万元的东西，可是成本只有500元，其余9500元钱是他的，这是他的智力成果，是需要鼓励的。结果你只扣了500元的材料进项，等于是不支持知识经济、自主创新。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因为我国国情很复杂，各行各业都有其特殊性、复杂性。
后来我们还有一个会议，提出了四项调整政策意见，这是在7月财政工作会议之前召开的。原因是财政收入1月份高速增长后，2月份增速开始递减，5月末6月初，就请了12个省市开会商量对策，到底怎么办。有的省市表态说没问题，今年还是可以的；有的省市说有点问题，于是在那次会上提出了四项调整政策报国务院，7月份又召开财政会议，朱总理亲自到会讲话统一了思想。8月份收入增长速度又开始上升了。这个文件是国务院发的，可以找得到，四项政策调整中的三项记不清了。我记得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把增值税超基数部分，各省 自己挂钩， 你不增长或少增长，我少给你； 你多增长我多给你， 这是很大的一个调整。 下半年， 从 8 月份开始增速又上来 了 ， 那年增长 了 18% 多一点， 中央没吃亏， 按照这个体制这么算账， 分 了 20 多个亿 。 就那次会议讲 了 ， 和气生财.和衷共济， 朱镕基就这样讲的 ， 共同的努力 完成， 我们请他来讲的话 ， 那是对咱鼓舞很大的 。
初步的成效及评价 (1994 年)
1994 年年初分税制实施后， 方案设计者和执行者最关心的是分税制能否实现预期的效果 。
他们回忆， 分税制实行前心里没有底， 盼望着能够成功 。 正式推开后，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如方案是否有遗漏? 方案中哪些地方还不够完善? 不可预知的情况会有哪些? 心中的石头不仅没有放下， 反而悬得更高了 。 即使在取得初步成效后， 他们也没有轻松， 一直在总结成功经验， 反思不足， 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分税制 。
1
心是悬着的
1994 年1月1日历史上范围最广、内容最多、动作最大、影响最深的三项重大的财税改革在全国全面实施。三项改革同时推出，涉及各级政府、所有企业、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由于准备时间确实太短，大家有许多担心，特别是增值税的实际操作状况和1月份的财政收入状况，心里不踏实。
刘仲藜部长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是 “新方案出台了 ， 我如履薄冰" 。
中央审时度势对财税改革的问题拍了板，各地区 、各部门的思想已经统一到了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上，下一步工作就是把中央的决策付诸实践，把文件中的方案变为现实体制，实现中央的改革意图 。完成具体组织实施的任务， 财政税务部门责无旁贷。我时任财政部长， 1994 年初又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应当说是这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让财政部长刘仲藜最担心的有三件事。 他曾忧虑地对同事说：
分税制推行出去有三件事， 如果出现其中一件事， 我这个部长就得下台 。 第一、分税制会不会推动通货膨胀？也就是设计方案的税率比原来高了，企业肯定要把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第二，如果这个税制不合理，不是刺激了生产，而是打击了生产，经济增长会往下走；第三，这种新的方法企业不懂，尽管大规模的培训已经完成，但税收征管人员懂不懂，钱是否能够收得上来还难说。
刘仲藜强调说：“从方案来说我比较有信心，从实际操作来说我非常担心担负实际操作的人不懂。因为增值税的计算和原来产品税不一样，也因为是一边设计方案，一边培训人员，所以我始终比较担心。”
为了了解实际情况，春节前的时间里，刘仲蔡经常到各地转一转，商场、企业，只要有税收的地方他都去，看看会计会不会用新方法做账。看过之后他有些放心了。但还不完全放心，为了预防意外，他想到去中央银行临时借款150亿元放在国库里，时限一个季度，他在想钱如果征不上来，国家还要开支。
当时的财政部长刘仲藜回顾了这一幕。他说这是应急之策：
方案实施的第一季度，我的心是悬着的。1994年元旦刚过，我到朱总理那去了，我说我向人民银行临时借款150亿。我是担心万一操作上有问题，尽管培训了，尽管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万一实施当中有问题，钱收不上来，这日子咋过啊，我下台也不能解决问题。我对总理说有几件事你放心，解放军、武警的钱我都已经拨出去了，头一个季度已经拨一次了，他们的一定要保证，要到连队的。政府的钱呢，一般提前一个月，就可以拨到，但是得预备点。这件事他同意了，向人民银行临时借款150亿。
1994年那个春节，大概是2月10号左右，我正好在北京市国税局进行春节慰问，国家税务总局值班室来了一个电话，说收入快报出来啦，比上一年同比增长40%，1个月多收了100多个亿！啊呀，我这一听，没问题了，运行没问题，心里就有底了。第二天，我向总理报告，接着就把借的150亿还了。
1994年第一季度的收入不担心了，但还惦记着对当时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他接着回忆说：
当时组织实施工作还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形势。虽然改革的决策是中央定的，但是方案是财政部门建议的，而且我们是具体的实施者和执行者。这些工作高层做完之后，组织实施是我们的事情。1993年，我国经济过热，通胀率达24%。国务院发了6号文件，采取了16条政策措施。当时朱镕基总理实行储蓄利率补贴，最高补到24%。由于增值税是价内税，实施当中如果推动了通货膨胀，那就罪该万死，这是其一。第二，如果由于我们设计不当，影响企业积极性了，生产下来了。第三，如果出现由于培训不到位，纳税人不懂，收税人不懂，税收不上来，日子没法过了。三项当中任何一项出现我们都得承担责任，如果三项中有两项或者三项叠加，那我就准备牺牲了，这话我在财政部党组会上说过，不知道记录下来没有，我说我准备牺牲的。金人庆同志补充了一句，你光荣牺牲，我们前仆后继。
但是当时中央也有别的措施在采取。1993年派出7个工作组，7个正部长带队到14个省进行调研，我带的队是去浙江和福建去查金融规模。后来就是这7个组汇报，产生了国务院6号文件16条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执行有效果，但是过紧了。1993年8月份就发现企业流动资金没有了。太紧了马上就放一点，很及时地进行了微调。朱镕基领着7个省省长、十几个中央部门领导到南京金陵饭店，开了一天会，听完真实情况，就解冻了几十个亿，这生产又上去了。6号文件顺利实施，通胀开始缓解。1994年24%，1995年15%多一点，1996年降到了9%以下，1997年就是基本正常了。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使形势急转直下，经济过冷了或者叫通货缩紧了，需要财政拉动了。
作为负责分税制改革的副部长项怀诚来说，他更加担心中央的税收上不来。直到1994年2月8日之前，他一直睡不着觉。据说I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报表摆放在项怀诚面前的时候，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项怀诚副部长高兴得无以言喻，疾步走进部长刘仲藜的办公室：“月份的数字上来啦，今年的情况真是太好了！”刘仲藜微微一笑，提醒道：“小时候胖不算胖，你还要看看再说。”
项怀诚回忆说：
到了1994年2月8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腊月三十，一月份税收数字上来了。一月份的财政收入收了2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6亿元，增长62%。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我高兴得不得了，一块石头落地了。按照财政部的惯例，农历大年初二、初三部党组历来是要开会的，那年的春节是2月10日，我向仲藜同志提议，1月份情况太好了，今年春节就不要开会了吧， 仲藜同志欣然同意。在不经意中是我把财政部的优良传统给破坏了。这其实是表明当时的一种心情。
后来2月份，3月份，4月份一直到12月份，每个月税收都在增长，全年的税收增长了900多亿元，从此上了一个大台阶。项怀诚说：“报表一出来他们马上告诉了朱镕基副总理，他的反应和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喜形于色，所发生的切似乎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财政收入数据显示，1994年每个月的财政收入都比上年同期增加，全年财政收入增长了869亿元，比上年增加20%，是以前历史上少有的。自1994年实施财政改革以来到1997年、1998年、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每年增加将近1000个亿。从分税制实施至今，经过了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0000亿元(2003年预计数字)，到2007年，财政工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财政收入由1993年的434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1300亿元，14年平均年增3354亿元，平均年增长19.3%.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分税制是成功的。
刘克崮说，1994年是一个难忘的年份，从国务院到财政部、国税总局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一年财政经济的态势。他回忆：
1994年元旦休息一结束，1月8日财政部的同志就兵分两路直奔现场。刘仲藜亲自带队去河北廊坊，我带一队在北京就地调研。加上汇总各地的报来信息，我们很快出了个改革实施情况及问题建议的调研报告，1月12日上报国务院，朱镕基当天就有批示。请财政部、税务总局立即准备有关情况和意见，近日听汇报。1月12日，朱镕基亲自主持会议，听取了财税部门关于改革运行情况、出现问题和解决意见建议的汇报，并果断作出决定：财税部门要及时全面掌握信 息，就新制度特别是新税制运行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迅速分析研究，制定过渡性政策、办法随时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和平稳过渡。
此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密切配合，按照“边实施边完善”，“快发现快研究快解决”的思想，深入调查研究，财政部制定下发了83个过渡性政策文件，税务总局也下发了近70多个操作性文件，主要解决蔬菜、生猪等农裔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煤炭、铁矿、石油、黄金等矿产企业，以及废旧物资回收、电子、软件、残疾人福利企业等特殊行业税负增加过大的问题。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改革实施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和解决，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应该说，整个过渡期是紧张的、平稳有序的。
改革实施后全国税收收入状况能否正常、各部门最基本的支出能否保证好，是财政部领导最揪心的事。当时分管预算工作的副部长项怀诚说，他是“忧心忡忡、寐不安席”。刘仲藜部长则请朱镕基破例批准财政向央行临时借款150亿元，以备“万一”。1994年2月8日，1月份的财政收支报表出来了，1月份收入2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6亿元，增长62%，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速度！看到简报，项怀诚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刘仲藜第二天就向朱镕基报告了情况，接着就把借的150亿元还上了。财政收入数据显示，1994年每个月的财政收入都比上年同期增长，全年财政收入增加了869亿元，比超高增长的1993年还增长20%，是以前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让财政部长担心的何止这些，还有不少意想不到的事更给他们火上浇油。
第一件事：地方税收猛增慌了整个财政部。
在财政部分管预算、税政和改革的项怀诚副部长，参与了财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唯有对以1993年当年财政收入为税收返还基数这一决定，一直心存疑虑。
1993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比1992年增长39.9%。其中山东增长39%，收入达到193亿元；江苏增长45.3%，收入达220亿元；福建增长46.9%，达到110亿元；上海增长32.3%，达到232亿元；安徽增长32.8%，达到73亿元；江西增长30.8%，达到66亿元；广东增长56%，达到346亿元；四川增长42.2%，达到201亿元。浙江增长38.6%，达到166.6亿元。由于中央在9月下旬决定以1993年为基数，9月份税收增长比前一年高出60%，10月份增长80%，1l1月份90%，12月份120%。当时的顾虑现在被证实了。10-12月份的收入比去年多了600多亿元，当年的财政收入增加了900多亿元。在几个月内，地方税收一下子增长了50%~60%，财政部慌了。按照正常情况，地方每年给中央财政上缴增量200亿元左右，1993年希望超收300亿元，如果这些全部返还，中央的算盘将要落空。地方是否做了手脚?这里面有多少正常和非正常的情况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以1993年为基数，所有在1993年增收的部分，最后都要返还给地方。
当时，财政部采取的措施是组织工作组到有关省市检查1993年收入的真实性，试图通过清理虚收和过头税等途径挤干水分，压缩返还基数300亿元。实际检查结果并不理想。
为什么查不出来?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而检查的手段又十分原始。为了抬高基数，地方有许多高招。比如，一个企业原来承包了，税补缴已经减免，现在叫他缴税，把基数抬高，缴了以后在私下返还。又如，把死欠、积欠当基数。死欠就是企业已经倒闭了，从来没有缴过税，现在通过转账或者从银行借款缴税，这样把基数拾高了。还有就是寅吃卯粮，收过头税，把明年的税在今年收了，把基数抬得很高。做这件事很不容易，一要财政厅出主意，二要省长市长批准，三要银行拿钱，四要企业肯背债，只有各个关节打通才行。
朱镕基对此事非常生气。他认为，这种事情省、市长做不出来，只有财政厅长才会出这种馊主意。他在河北指着财政厅厅长说：
请你向你的部下约法三章，千万别出馊主意，别弄虚作假，大家规规矩矩，实事求是。你只要真正增收了，我一定退回去，一定给大家减免基数或者减免递增比例，能够减掉多少，要看能收多少。如果你搞过头税，把明年的税拿到今年 收了，到那时，我不但不能返还，我还要查税票，只要查出，必须撤几个人，甚至刑事处分。但是，你收死欠是可以的，把十几年欠的税都收了好呀。因为是以前的欠的，不能作为基数返还。
当时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的翁礼华回忆：
当时财政部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组织工作组到有关省市检查1993年各省收入的真实性，试图通过清理虚收过头税等途径挤干水分，压缩返还基数300亿元。工作组到浙江、云南、江苏等省检查以后，结果并不理想。对浙江省检查后，不仅没有发现虚收、反而在绍兴市发现有5亿元税收还未收上来；对云南检查后仅发现只有6500万元的税收不真实；对江苏的检查结果表明，不实税收也仅为2亿多元。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税收名义税率高，实际征收率低；再加上改革 开放以来，又长期实行减税让利政策，社会上积蓄的税源比较丰富，故只要依法征税，税收增长比例高于正常年份的水平是不足为怪的。
另外，1993年下半年，地方各级领导都在抓经济，经济上去才能保证税收，甚至出现财政给税务钱让他们]抓税收，这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件事：300亿预算缺口的出路。
如何解决1994年中央财政约300亿元预算缺口的问題成为分税制第一年的最大问题。300亿元是什么?财政部经过测算，发现1993年财政新增的900多亿元收入中，中央要返还地方的基数所占比例过大，中央净得收入的比重达不到预定要求，如果都返还给地方，1994年的财政预算将有300亿元的窟窿。初步估计要调减约300亿元对地方的返还基数，约占增收总额的1/3左右。只有通过检查核实认定才能确定。但是，大检查组从年初到4月底陆续回来，都未能发现有虚增，300亿元成了1994年预算执行中令人头疼的事。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财政部先后拿出三套解决300亿元的方案：一是税收增长与各地方GDP增长率挂钩；二是把300亿元按照各省的基数增长率进行相应的抵扣；三是向前看，承认地方上报的1993年基数在此基础上增长16%。
1994年7月13-15日，财政部在北京刚刚建好的德宝饭店召开了京、沪、浙、苏、辽、鄂、粤、滇、黑、陕和大连11个省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长座谈会。在会上刘仲藜部长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提出了解决返还基数过大的难题，也就是说，这300亿元窟窿该怎么办?他请大家集思广益，研究解决办法。
据当时财政部地方司司长姜永华回忆，根据缺口数和1993年的两税增长率，财政部地方司在反复商讨研究后曾经形成了一个增16%的方案，在1993年的基础上增16%，两税可增长320亿元，这样既可以补300亿元的缺口，还可以有20多亿元解决地方困难问题。在德宝会议前，姜永华将增16%的方案征求包括翁礼华、黄可华等在内的一些财政厅局长的意见，他们认为此方案是解决300亿元缺口的中央与地方双赢的好办法。姜永华特请翁礼华、黄可华等带头发言。翁礼华在会上首先发了言，表明了地方拥护增16%的方案。时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的翁礼华在会上的发言得到了上海、广东、江苏、山东省等代表的认同。
当时曾参加德宝会议的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翁礼华回忆：
1994年7月13~15日，财政部在北京德宝饭店召开了北京、上海、浙江、江苏、辽宁、湖北、广东、云南、黑龙江、陕西等11个省(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长座谈会，并要求不准带助手入场。新任常务副部长金人庆主持会议，会上刘仲藜部长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提出了解决返还基数过大的难题，请大家集思广益，研究解决办法。会上，刘仲藜部长首先指定我发言。我在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中以“同心同德向前看”为主题，以共赢为目标，提出了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不损害各省市利益且能圆满解决问题的两个建议：一是财政部对各省市实施扣减基数的办法似乎缺乏依据，建议通过对各省市下达中央“两税”增收指标来解决，没有达到部定指标的省市愿意如数赔补；二是上划“两税”比1993年基数增加的部分以1：0.3返还各省，不要与全国平均增长百分比挂钩，要与本省的增长比例挂钩，以调动省市本身增收的积极性。这两项建议除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曹广亮开始对第二项有所保留(主要黑龙江企业经营收入不佳，“两税”增长困难，与本省挂钩将会影响本省1：0.3返还)外，获得了上海、广东等10个与会厅局长的一致赞成。嗣后，经过深思熟虑的黑龙江省财政厅曹广亮厅长在会议中间审时度势地宣布，在1：0.3返还与本省挂钩问题上也愿意与其他10个省市(单列市)厅局长保持一致，但要求财政部在考虑困难补助时给予适当照顾。接下来，会议便围绕如何下达中央“两税”增长指标问题展开了讨论。当时有两 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与各省国内生产总值(GDP)挂钩增长比例挂钩；另一种是与各省1993年“两税”增长幅度挂钩。第一种意见，由于国内生产总值本身有水分，如挂钩，则GDP的绝对额将会出现“缩水”问题，可能会在国外产生我国国民经济搞不上去的感觉，其副作用太大，特别是与邓小平同志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大相径庭，财政部门自身政治风险实在太大。第二种意见大家认为较为合理，1993年得益多的省市增幅相对高一点，应该多承担把财政收入“蛋糕”做大的任务，对中央多贡献一点。会议期间，财政部刘仲墓部长、金人庆副部长 等部领导和主持国税总局工作的项怀诚同志将座谈会的要求向朱镕基同志作了汇报，朱镕基同志原则同意了大家的意见。经过1994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以及10月广东中山召开的全国预算座谈会和1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的不断充实和调整，形成了四条意见。这四条意见是：(1)全国以1993年当年“两税”增幅的1/3即16%为目标，各省以本省上年增幅的1/3为目标；(2)完不成“两税”增收任务的省市以地方收入赔补，完不成上年基数的要扣减返还基数；(3)凡完成“两税”增长目标的地区，中央对其税收返还基数按当年本地区 两税”增长率的1：0.3返还。凡“两税”收入超过增长目标的地区，其超过部分给予一次性奖励，返还系数由1：0.3提高到1：0.6；(4)“1：0.3返还系数”不再与全国平均“两税”增长水平挂钩，而与本省上划“两税”增长挂钩。为了突出德宝会议的同心同德精神，1994年8月4日，《中国财经报》头版头条以《同心同德，确保财税改革成功和预算任务完成》为标题，强调了财政部长刘仲藜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当年真的动手挤于水分，削减各省返还基数300亿元，那么各省财政又走向“做小”的老路，不可能有1994-1997年每年1000多亿元的税收增长，中国财政乃至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将是另一副面孔。
2
成功之原因
对于分税制成功的原因，现在学术界有了很多总结，但我们还是来听听当时的亲历者的总结吧。
时任财政部长的刘仲藜总结说：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成功推进，与朱镕基总理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亲自带领财政部、税务局等有关部门跑了17个省，首先去海南，之后直奔广东，这是两个最开放的特区；然后再去上海，第四站到江苏，第五站到浙江。发达地区做完工作后再到贫困地区，对贫困地区说你们有好处没有坏处，然后方案就顺利地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朱总理亲自做工作，我们财政部不能贪功，方案是我们建议的，决定是中央做的，真正说服地方是中央出面的。
注重实地调查研究无疑是分税制顺利推行的重要原因。刘仲藜部长说：“财税体制改革实施前后，我非常注意深入基层和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目的是了解实际情况，掌握工作主动权；发现新问题不断完善改革方案；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总结经验和规律指导面上的工作。”由于当时身兼两职，工作繁忙，很难抽身远出调研，刘部长说当时焦虑的心情至今难以忘怀：“在没有办法远行的情况下，我采取了‘短、平、快’的调研方式，经常带两三名同志，利用周末到北京所属各县(现改称区)及附近的保定、涿州、武清等地转一转，往往是早上七点不到就出去，很晚才回来。”
在调查研究中，让刘仲藜部长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
分税制办法规定，将75%增值税和全部消费税等收入上划中央，同时中央对地方实行税收返还。税收返还制度使财政资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大量流动。为了保证地方正常用款需要，避免资金无效流动，财政部制定了各地区的资金留用比例。地方财政每日按中央核定的资金留用比例从应缴税收中预留一部分，作为“预抵中央税收返还收入”划入地方金库，用于地方财政日常支出，年底中央与地方之间再统一结算。我在河北调研时，涿州提出富裕地区执行中央的办法没有问题，但困难地区留用比例偏低，资金在途时间长，不能及时保证基层运转的需要。他们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想其他困难地方会不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回京后我请财政部地方预算司的同志马上了解面上的情况，并要求他们根据各地区实际收入重新进行测算，合理确定地方留用比例。地方预算司的同志非 常努力，几天后就将文件发了出去。至1994年底，全国初步建立了新的财政资金调度机制。现在看来，当时通过调查研究确定的调配资金的比例是有效的。它确保了分税制体制的顺利运行。
刘仲藜部长指出：“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凝聚了财税部门、专家学者的智慧心血，体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组织实施财税改革过程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时对地方提出的各种要求给予了函复，对某些特殊行业的财税政策进行了明确和细化，对某些不准确的理解和做法予以了解释、澄清和纠正，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方案个别地方进行微调和完善，仅仅1994年第一季度就发出了80多个文件。这些操作性文件，保证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税改革的战略意图，实现了财税改革的效果。”
刘仲藜部长感叹：“我亲身参与了十几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财税体制改革，回忆起其中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确有不少经验和教训。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条件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个行业千差万别，改革除了要制定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方案，还应当把组织实施过程放在重要位置。否则，及时改革方案搞得四言八句，花团锦簇，也会变成一纸空文。有些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很多时候是组织实施工作没有到位造成的，恰恰是方案没有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了方案，职能部门在改革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组织实施。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把中央改革方略层层分解为实施策略、计划和任务，并且艰苦细致地去工作；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并完善改革方案，处理好好整体与个别、普遍和与特殊的关系，实现文件与实际的结合；将长远目标和当前情况有效结合起来；必要实采取渐进性和过渡性措施，确保改革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项怀诚，对分税制实施的成功经验也做了一番总结：
分税制的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推开，能够平稳地运行了十四五年，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领导重视。这个地方讲的领导，不是指一般的领导，而是最高层的领导。首先是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支持；当时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非常支持。他讲，调整分配关系，中央要得大头。他不仅口头上支持，而且亲自带队，给全国各个大区的省委书记、省长先后开会，做工作。这个改革有领导关心、支持，要是没有泽民同志一个省一个省地谈，镕基同志一个省一个省地交换意见，只靠我们是不行的。所以第一点是领导重视。
第二个原因，是将士用命。朱镕基对当时财政部实行分税制这套东西是很欣赏的。分税制对大家来说是个新事物，很多人不懂，他在那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分税制你们要是不清楚，就去找财政部项怀诚。我这个人“臭名远扬”就是被他“扬”出来的。结果，我一下子就成了“香饽饽”，一个省一个省地请我去做报告。另外，对分税制的改革，朱傛基在2002年12月下旬，曾经有过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对分税制的改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分税制改革)设计最完美，推进最顺利，意义最重大，……总之用了很多“最”来评价。最后，镕基总理又幽默了一下，他说：不能再讲了，再讲项怀诚就要翘尾巴了。
第三个原因是地方理解。这次改革总体上比较顺利，历时14年而不衰。发达地区拥护，欠发达地区也拥护。我非常感谢地方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时任财政改革司副司长的刘克崮，对成功的原因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他说：
1.正确的决策
一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这一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大会代表审议通过，体现了全党的意志。二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明确，那就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理顺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的十四大报告阐述的非常清晰。三是理顺两大关系的主要方式明确，那就是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改革、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这是党的十四大立论，十四届三中全会阐述，党中央集体决定的。
2.强有力的领导
改革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总书记多次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改革方案汇报，就改革方向、思路、制度和政策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在改革方案酝酿形成的关键时刻，亲自主持会议，直接而广泛地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对话洶通，统一认识，听取意见，改进方案。李鹏总理在1993年的全国人代会和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强调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常委、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同志是财税改革的前线总指挥，亲临一线，与财税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起调查研究、设计方案、组织实施，面对面地与地方、部门的负责同志沟通商讨；能够抓住改革的主要矛盾，以让财政体制基数来换取地方支持分税制改革，以暂时放弃税后利润上缴换取企业支持，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改革，关键时刘果断拍板，强力推进，使得改革得以全面推出，并顺利实施。
3.好的改革方案
在中央领导的直接指导下，财税部门提交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三个高质量的改革方案。方案既借鉴了国际经验，符合基本经济理论，也适合中国的国情实际；体系完整科学，依据充分准确，操作简便可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财政部组织的全国企业财务税收普查资料支持了三项重大改革方案的测算。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两步“利改税”，发展于“税利分流”改革试点，包括全国全部6.6万多户国有工业和商业企业、1400万企业财务报表数据，5.5万多户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7.7万多个产品的税收资料，2.1万户城镇集体工业企业和1000多户抽样的乡镇工业企业的财务税收资料。其税收占全国的80%，利润占全国的95%以上。财政部财税体改司开发了专用的分析测算信息系统。可以将数百万的基础数据掰开了，操作了，按照要求，进行各种组合、测算和分析。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改革各项措施的综合利益，所得税33%、增值税17%的税率，以及分税制中央和各个地方的利益关系，都是用这套资料测算的。世界银行的财税专家在听到我们的测算所依据的基础数据的规模和质量时，深表惊讶和敬意。
4.各方理解支持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案是经过江泽民和朱镕基同志与地方对话、沟通确定下来的。各省市，特别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广东、上海、新疆、贵州等省、市、自治区，都对方案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修改建议，支持和拥护中央决策。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改革以及工商税制改革，得到了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等有关部门，以及地方的理解、配合和支持。
5.精心操作，平稳过渡
这次财税改革方案从确定到实施，时间非常短暂，财税部门创新工作方式，把税收法规、实施细则等直接登报捅到基层；财税部门一边制定税法、条例和实施细则，一边对数十万千部进行培训，大大提高了法规政策宣传、实施效果。先后印发100多个过渡性、补充性政策文件和近百个征管操作文件，保证了新老体利实施。我们的动作之快，让外来投资者不太适应。1994年初我到浦东新区调 制、税制的平稳过渡。这一切超常的运作带来了1994年1月1日各项改革的顺研时，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对我说：“你们改革的动作也太快了，税法刚公布十几天就实行了”。一批外商对我说：“我们回家就过了个圣诞节(12月25日)，回来一看怎么税法都变了。”
改革本来就是利益的重新布局和调整，尤其是这次财税改革涉及的利益主体广，环节和层次多，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高超的协调应对能力，取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从与地方部门沟通意见.分税制改革基数确定、与部门商议方案到实施后发布那些补充文件，都是为了维护改革大局.加快改革步伐、推动顺利实施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是改革筹划、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从1994年实施财政改革到2007年，中国财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分税制实施的结果，对此如何评价?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主流意见是持肯定态度的。今天，让我们听一听亲历者是怎样评价的。
刘仲藜认为，当时五大改革就财政改革是成功的。他的回忆中有这么段话：
说财税改革，如果只是关注在分税制上，这是有局限性的。分税制改革确实是一个大事，但整个改革的背景和脉络也需要了解。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三十年，其实还是有其他很多东西可以总结回顾。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提出来以后，国务院提出要搞五项重大改革：财税、投资、金融、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五个方面的改革情况各有不同。改革部署一年以后，当时体改委的一些同志，包括楼继伟、李剑阁等对于这五项改革进行了评价，他们曾经对朱镕基说：“五大改革就财政改革是成功的，真改了，剩下的几个没动静了”要我说，国务院部署之后的5年内，真正动起来的第一是财税，第二是外汇，第三是外贸，第四是金融，投资体制改革是最差的，到现在没改好。金融体制改革到1997年才开了个会，具体效果大家都知道，咱们就不去说了。外汇改革主要是价格并轨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原来官方是两种价格，一个叫市场价，一个内部结算价，实际上还有一种价格是黑市价，1994年并轨成一个价格以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把收购制改成代理制，同时允许各个方面都可以经营外贸，不再由国有企业垄断。投资体制改革最糟糕的，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取得突破，基本上是少数人定项目，比计划还差。江苏铁本事件大家都知道，刚开始又是通报、又是撤职查办，换了个人后项目照样很快搞起来了。钢铁、电等一些行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就表明，我国投资体制的问题仍然相当大，这是关系国家中长期发展的大问题，还不仅仅是眼前的问题。
五项改革当中，分税制改革是个比较大的事情，中央也给予了肯定。2003年，我们在玉泉山讨论起草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温总理传达了中央的结论：十年的实践证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
项怀诚认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他回忆说：
短短14年里，全国财政收入从40000多亿，增加到5万多亿，你可以设想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很长时间以来苦于没有钱花。收入增加了，调控能力增强了，这是好事。钱多了总比钱少了好啊。至于现在人们普遍关心的减税的问题，我认为可以探讨，有条件，适当调低点也是可以的。但当年的改革是必要的，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毋庸置疑。这段历史是很可以大书特书的，就像朱镕基总理曾经说过的那样：对财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项怀诚在讲这番话时，难以掩饰他的兴奋。
楼继伟再次回顾了分税制改革，认为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制度建设的里程碑1992年着手设计、1993年方案出台、1994年正式推开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其根本出发点是要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相适应的体制性框架，以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和政策变动的问题。通过这次涉及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外贸、投资等多个领域的整体性改革，我们基本建立起了市场配置基础上的国家宏观调控新体制，它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制度建设里程碑。
在基本形成了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税体制基础框架后，我们也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成功的利用经济手段完成的宏观调控：1993年6月中央决定通过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进行治理整顿。实质上，这次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本质来自于1994年财税改革的内在机制：改革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财政赤字没能扩大，体现了财政上的从紧控制；税制的统一，特别是增值税主体地位的确定，有效地堵住了减免税的漏洞；中央与地方税务机构分设，强化了税收征管，等等。经过3年的时间，1996年国民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6%，物价指数比上年增长6.1%，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刘克崮认为1994年前后的财政改革是30年财税改革的高峰，是分水岭，是建立制度，此次改革之前是探索，之后是补充和完善。他说：
1994年前后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建立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财税制度体系框架，形成了持续规范的财政增收机制，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地区协调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1994年前后的财税改革是30年财税改革的高峰，是分水岭，是建立新的制度体系，此次改革之前是探索，之后是补充和完善，因此是历史性的变革;它暂时放弃了一些局部和细节的问题，集中解决了基础性和主干性的问题，因此又是框架性和制度性的改革。
分税制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当时的综合司副司长，现任财政部长谢旭人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一)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1994年的财税改革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税收征管、依法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我国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财政实力不断壮大。1993-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由4349亿元增加到51304亿元，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速高达19.3%；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12.3%提高到20.6%。从中央和地方看，1994~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9%，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双赢”。
(二)中央调控能力增强，促进了地区协调发展。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逐步建立了中央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为提高中央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供了必要条件。1993~2007年，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22%提高到54.1%，大大增强了中央财政财力再分配能力，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快速增长，为中央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提供了财力保障。1994~2007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由497亿元增加到13991亿元，增长了28.2倍。中央从东部地区净集中21390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分别净补助10249亿元和13891亿元。地方本级支出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比例由12.7%上升到36.7%。同时，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实施“三奖一补”政策后建立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激励约束机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共同提高县乡财政保障能力的积极性。2004~2006年，省、市、县级财政支出年均增幅分别为17.8%、20%和27.4%。2003年，全国财力不够“保工资、保运转”的困难县为791个，2007年县乡政府“保工资、保运转”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三)加强和改善了国家宏观调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过热。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将烟、酒等商品的消费税全部划归中央，将增值税的“大头”划归中央(中央75%、地方25%)，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也遵循了这一思路(中央60%、地方40%)，有利于削弱一些地方粗放发展加工业和盲目投资上项目(包括小烟厂、小酒厂)的冲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抑制投资过热。从近些年来地方经济发展情况看，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都有所调整和转变，各级政府的理财思路也发生了积极变化，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培植新的财源，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四)强化了地方财政的预算约束，增强了地方加强收支管理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和健全了分级预算制度，明确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范围，强化了地方财政的预算约東，提高了地方坚持财政平衡、注重收支管理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财政资金筹集和分配比较规范。《预算法》的实施，更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平衡意识。
分税制的决策者和推行者的评价，并不是自吹自擂，这是历史的总结。从分税制的实施结果来看，确实可以说不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这并不是说它是十全十美的，只是说它的意义重大，开创了新中国财政体制的新纪元，也带来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从现在来看，分税制虽然还存在着不足的地方，仍然需要进步完善，这是新时于期、新形势的新要求。一种制度不断完善和改进是正常的，并不会影响制度的进步性和学科性。
(本文摘编自刘克崮，贾康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亲历与回顾》一书，标题为编者拟加)
一秒找到eo君↓
閱讀更多 南方能源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