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陸軍與大陸政策》是日本專家北岡伸一（曾任日本駐聯合國大使，現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高級顧問）的著作，介紹日本從日俄戰爭後面向中國的大陸政策變遷。本文主要由南京小夥子沈治翻譯，巴山夜雨參與創作評論，並獲得授權發表。本篇為該書《序章》的後半部分）
本文主要闡述了書中的幾個概念。
首先是日本的大陸政策，被分為中國政策和滿洲經營政策。其中中國政策是籠統和整體地評價日本對中國的各種態度和手段。而滿洲經營政策，則是日本對其侵佔的橋頭堡——東北領土如何進行具體的經營和掠奪。前者是總，後者是分。
其次，是提出了日本陸軍中的不同集團對峙分歧。當然，對咱們中國人來說，他們都是侵略者。但具體在實踐過程中，這種分歧和衝突有時候影響是很大的。本部分提到了三大派系：寺內正毅、田中義一（著名的田中奏摺作者）和上原勇作。
最後說了下本書的章節劃分，大致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906-1912年，第二部分是1912-1914年，第三部分是1914-1918年。注意兩個分界點。1912年是中華民國正式建立，1914年是一戰爆發。也就是說日本入侵中國的背景在這兩個分界點發生了極大變化，那麼日本侵華的內容自然也就有不同了。
以下是正文，由沈治翻譯。
序章（下）
綜上所述，本書的基本的課題，就是以陸軍的大陸政策為核心，考察這一時期日本大陸政策的展開過程和陸軍在政治上的獨立過程。
另一方面，這一課題雖然是本書的基本視角，但本書還必須從另外兩個視角出發進行論述。
第一，本書將大陸政策分為中國政策和滿洲經營政策兩點，在注意這兩點之間關聯的同時、分別對其進行探討。中國政策毋庸贅言，是泛指包括權利的奪取、借款的供給等、對中國的政策的所有內容。但這些並不是日本在大陸發展的全部，除此之外還存在著“要如何實現從中國獲得的權利”、即所謂的殖民地經營上的問題。要描繪大陸發展的整體情況，就不得不將這一主要存在於滿洲（南滿、或者說南滿以及內蒙古東部）的問題——即所謂滿洲經營政策——包含在內。本書特意使用“大陸政策”這一稍顯通俗的用語的理由也就在這裡。
另一方面，日本的滿洲經營政策，可以從鐵道、金融和經營機關這三方面的問題予以闡明。只有從這些具體的問題出發，才能夠對各指導者和各集團的政策一目瞭然。同時，鐵道和金融這樣對殖民地經營來說最重要的政策、以及經營機關的狀況，才能反映出殖民地政策的領導權所在，這一點也同樣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應當認識到，陸軍——不管是從政策上來說還是權力上來說——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相互對立的多個集團的集合。本書的看法是，這種陸軍內部的對立關係，才是把握這一時期大陸政策與陸軍的變化之間的一系列具體的、內在的、主動的關聯的關鍵所在（5）。
在書中主要提到的集團及其領導者，是同時也作為長州藩閥全體的指導者的寺內正毅、同樣是長州人但是屬於年輕一代的田中義一、以及薩摩派的上原勇作及團結在其周圍的“上原派”。這三者間政策、權利的關係以及其推移變化，則是本書關注的焦點問題。
（寺內正毅）
同時，需要對“沒有列舉出長州藩閥的指導者山縣有朋”這一點做一些說明。一般來說，像長州藩閥這樣擔當著統合國家這一重任的政治集團，即使內部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緊張和對立關係，但其作為整體必須形成一個一定程度上統一的政策體系，而為此進行的內部調整則是不可或缺的。
本書的看法是：日俄戰爭之後的山縣有朋雖然依然是作為藩閥象徵的統治者、指導者，卻並非更具意義的、在政策和實踐上的統治者和指導者——這一角色是由桂太郎和寺內正毅來擔當的（6）。
（山縣有朋）
最後簡單的梳理一下本書的構成。
第一章是從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年初到明治四十四、四十五年；第二章是明治四十五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三章是從一戰爆發到一戰末期，也就是到大正七年（1918年）九月為止。
各章分別以各個不同時期的大陸政策和陸軍為對象進行研究（7）。各章第一節的研究對象是大陸政策中的陸軍，第二節的研究對象是陸軍的大陸政策。各章的內容，第一節的第一部分是“以中國政策為對象進行研究”，第二部分是“以滿洲經營政策為對象進行研究”。第二部分又各自分為（1）“鐵道問題”、（2）“金融問題”、（3）“經營機關問題”。
另外，只在第一章設置了序節部分。這是因為要將大陸政策在日俄戰爭後總體對外關係中的位置、與明治四十年日本帝國國防方針的成立、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第一章的序節就是作為這一整體論述的導入點而設置的（8）。
註釋
（5）陸軍“在日俄戰爭後的政治性獨立的傾向”以及“對大陸政策的積極參與”這兩點，自今井清一《大正時期軍部的政治性地位》（《思想》一九五七年九月號、十二月號）以來，便為這一時期的陸軍為對象所做的各項研究所一致承認。然而這兩點的具體意義、以及兩點間的相互關聯，卻並未得到完全的闡明。導致這一問題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學界遲遲未能闡明在“陸軍的權利和政策的一體性”這一不言自明的前提下、陸軍內部的政治過程。
（6）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山縣的影響力立即發生了減退。正如下文中所論述的，山縣無論是作為政界全體的領導者、外交方面的指導者和建議者、還是——雖然這一說法與一般觀點略為相反——作為陸軍局部利益的代言人，都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山縣作為藩閥指導者的作用，如上所述一般產生了上下之間的分化。此外作為長州藩閥以及陸軍的指導者，山縣之所以相對更加重視寺內而不是桂，除了桂在大正二年秋便已去世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桂在陸軍的影響力、在相對較早的時期便已出現了減退。
（7）本書所研究的時期始於明治三十九年一月，是因為此時日俄戰爭和北京條約（注：《滿州善後協議》）（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此時已經完全結束、而負責戰後經營的新內閣也已隨即成立（明治三十九年一月七日）。而本書所研究的時期結束於大正七年九月，則是因為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終於近在眼前（九月三十日保加利亞與協約國達成停戰協議，十月三日德國提出對美停戰）、而迎接戰後時期的新內閣也已於此時成立（九月二十九日）。
（8）原則上，本書將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排除出日本大陸政策的範圍之外。這當然不代表本書否認朝鮮政策的重要性，而是因為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對朝鮮的支配至少在列強之間基本獲得承認，相對較少成為引起國際爭議的焦點。此外，日本對於東部西伯利亞的政策，也由於在持續性上無法與日本對中國和滿州的政策相比，原則上同樣被排除在大陸政策的範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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