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12月28日在《證券日報》高峰論壇上的發言）
論壇舉辦方出的這一選題，我覺得是特別切合實際的——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突破方向，可能各位朋友都在自己心中有所考慮。我比較直率地談談自己的感受。
我們在不久前看到中央舉行隆重的大會，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在中國面臨能否避免鄧小平所說的“死路一條”這種歷史性考驗面前，在如何真正走上現代化之路這樣最重大的問題上，終於在大方向上做了正確的選擇，使中國經過40年，發生了日新月異、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我們當下，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看到有這麼多成就的同時，實話實說，我們又有另外一些憂慮，以及看到改革攻堅克難在實際生活中間面臨嚴峻挑戰、近乎食不甘味的這種感受。
我們已有這麼多的發展，但是往前看，中國的現代化在十九大進一步勾畫的“新的兩步走”的願景向前實現的過程中，當下最直接的挑戰，就是不期而至的外部衝擊和我們內部的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一種不確定性。我接觸到很多地方政府層面工作的同志，還有企業界的，也包括我們金融資本市場這方面的不少朋友，大家都有這種不確定性的感受。從市場預期來看，我們也不必諱言，當下預期方面不良的氛圍，已經使中央明確提出我們必須要在“穩預期”這方面掌握好相關要領。實質性的問題，就是既然有不確定性，而且從外部衝擊來說，引發的不確定性是我們處於被動一方，我們自己並不能左右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而由對方給我們施加的壓力，他們到底怎麼樣在後面的博弈中展開他們的動作，懸念很多。我們自己能夠選擇的是什麼？在討論中，很多人都說到要把握好我們應該選擇、應該做好的“自己的事情”。我理解，自己能夠選擇、自己要努力做好的事情，就是我們的確定性。中國經濟還有相當可觀的發展縱深與空間，我們的工業化就全國而言，我自己的認識是不能簡單照搬國內外一些學者形成的人均國民收入接近一萬美元就可以認為是工業化後期這樣一些判斷。其實我們沿海地區有工業化中後期的特徵，中部和西部應該講，總體上還是工業化初期、中期，合在一起，整個中國工業化是從中期向後期的轉變過程，後面的縱深，還對應了中國有將近14億人這樣一個世界上最大人口規模的經濟體，和工業化相伴隨著的城鎮化所形成的成長空間。中國的真實城鎮化率，特別要看的是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才有42%出頭，拿常住人口有欠賬的58%出頭的城鎮化率來中和一下，我們充其量也只有50%的真實城鎮化水平。國際經驗表明後面還至少有城鎮化高速發展期的20個百分點的空間。每年上一個點，我們這個城鎮化的高速發展還有20年。一輪一輪的建成區的擴大，一輪一輪基礎設施升級換代的建設，一輪一輪產業互動和產業升級，一輪一輪人力資本的培育，就是中央所說的我們中國所具有的韌性、空間、迴旋餘地，這個我們中國自己的發展空間是確定的，無論怎麼樣風雲變幻，我們自己要知道，只要按照改革開放這個現代化的道路，堅定不移地在改革方面攻堅克難，堅定不移地按照擴大開放做全球的多邊博弈，我們自己可選擇的空間一定有，而且我們自己完全應當、也完全可以把握好確定性，如果處理得好，一定能支撐我們在新的挑戰和考驗面前，維繫中國作為最大人口規模經濟體6%左右的超常規發展。
如果按照這個理解，從當下的這種不確定性，說到我們要把握的確定性，就要落到最關鍵的、中央領導反覆強調的改革是現代化的“關鍵一招”。這個最關鍵的改革問題，也是我們能夠爭取的最大紅利之所在——總書記說了多次這是關鍵一招，克強總理也說了多次我們的最大紅利在於改革創新。實際生活中，我想比較直率地說到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說改革在進展中有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以“60條”文件為代表的通盤部署的話，那麼我們是不是要注意，中央那時要求的時間表——事關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的牢牢把握，進度上是2020年改革應該“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個時間表的要求，實際上就是到了改革的深水區，我們必須攻堅克難——包括金融，包括資本市場，有取得的成績，又有新的不斷表現出來的困難，尤其是改革深化遇到的的一些困惑和阻力。怎麼樣真正按照中央時間表的要求，把硬骨頭啃下來，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只有按照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來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我們才能如願地真正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改革的深化中，這個供給側結構化改革，也就是當年鄧小平說的改革開放之市場取向改革，在深水區加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色彩的一個表述，就是我們一直在努力推進的改革的承前啟後和繼往開來。只有把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按照中央的要求作為主線牢牢把握住，把深化改革的事情做好，才能實現2035年基本建成現代化，到2049、2050年的時點上，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這樣的一個大問題，我認為是我們在考慮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各個具體的機構和單位自己怎樣把握好本職工作和配合全局要求來深化改革的一條基本線索。我們需要把自己可能的作為，融入中國整個以改革為龍頭的現代化事業。這樣一個考慮，其實就是整個中國，在經濟社會轉軌的過程中，要在中央全局部署指導之下，衝過歷史三峽的瓶頸期，經受住決定性考驗。我們希望能夠在2020年全面小康之後，有繼續發展的後勁兒，能夠支持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一步去通過新的兩步走，實現中國夢。
如果把大的圖景做了這樣的勾畫，當下最突出的問題，是不是可以說，中央要求的“決定性成果”的取得，從不少方面來看，進程已經落後於原定的時間表。那麼我們在這個時候要進一步凝聚共識，別無選擇——比如我多年研究的財政和稅收，這個領域裡中央原來的要求是說，財稅改革重點和基本的事情，2016年要做出來，而我們現在已經到了2018年年底，財稅改革做了這麼多的努力，有這麼多的進展，但是說到重點的基本的事情，還有很多的硬骨頭。現在媒體上，我注意到有意無意在迴避時間表這樣一個概念，但我們心裡要有數，哪怕時間拖後一些，關鍵就是要鍥而不捨，一定要尋求這種決定性成果的突破。
方向上，我願意強調一點：在當下是不是首先應該進一步形成關於正確的方向感的共識，因為這是實質性推進改革中我認為有必要加以強調的。前一段時間，中央十九大已有很好的指導精神，但在這一氛圍裡，又出現了社會公眾不少的糾結和困惑，那些違背中央大政方針的消滅私有制、民營經濟離場、公私合營、改革開放不是旗幟等等錯誤思潮，動輒就可以在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而且動議者和其中的活躍人物，他們自己感覺是冠冕堂皇、非常安全的。另外一些明顯跟他們持不同意見、想與之商榷的研究者，或者在工作一線、特別是工作一線有一定責任擔當的同志，他們要想發表點不同的聲音，卻有種種顧慮，缺乏安全感。這個現象非常值得我們分析認識，因為它實際上反映的還是中國社會里的一種寧左勿右：我只要援引了《共產黨宣言》的原話，誰能跟我來做什麼樣的商榷？他不想一想，《共產黨宣言》說的“消滅私有制”後面，緊跟著的還有說共產黨人並不否定對財產的私人佔有，只是否定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路，一直髮展到他的代表作《資本論》裡，明確地說股份制帶來了資本私有制的“揚棄”，未來的理想社會我們發展的方向是要在資本主義發展成就和聯合佔有生產資料和協作也就是聯合勞動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你如果是完整把握了馬克思指引的這樣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就會意識到我們的資本市場，我們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它在發展的過程中其實已經使共產黨宣言的認識，進一步昇華到了新高度，一個人本主義體系之中，人們都可以通過明晰的、而且受保護的產權，在股份制的框架之下，持有對應的私有財產，而這些合在一起，卻是資本社會化，從而適應社會化大生產，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並且對接未來理想社會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其實中央已經在十九大之前，就把這個關鍵性的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的認識，寫入文件說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很遺憾，我感覺整個社會的氛圍仍然有“寧左勿右”的心理陰影，使我們在改革的重大方向上真正要去打開創新局面的時候，非常容易畏首畏尾。反而另外一些會造成軒然大波弄得人心惶惶的、完全違背中央大政方針的思潮，卻非常容易興風作浪。
所以，我的觀點，就是要根據中央領導新近一系列明確的講話、重要的指示精神，還有中辦、國辦的文件，來凝聚改革攻堅更明晰的共識，更好地把握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原理，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身後又有一百多年的發展，我們要結合著豐富的實踐，真正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的生機和活力。在這個取向之下，我們應該進一步強調樹立正氣擔當、弘揚創新的精神。配套改革中間，怎麼樣力求逼近其決定性成果？我的理解，還是中央早已經給出的概念，就是我們發展中，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就要進一步討論一下，結合著所謂突破方向，怎麼樣去解決創新方面的阻礙和困惑。
我觀察，實際生活中的創新，現在應該講氛圍方面是更加感覺到約束重重。鄧小平當年南巡的時候，說要大膽的試，大膽的闖。實際生活中我做了大量調研，一線的同志們哪個人還敢講闖字？大膽的試怎麼試？你看我，我看你，怎樣能夠保證試了以後不出什麼紕漏？被人抓住吃不了兜著走，這是普遍的心態。中央說的第一動力，如果在這樣一個實際上大家只是表態、只是貼標籤、而實際生活中舉步維艱的情況下，那麼它從何而來？決定性的成果沒有這種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顯然是不可能如願取得的。一方面我們應該儘量減少貼標籤式的吵不清楚的爭論，因為鄧小平說有些東西說得清楚嗎？你既然說不清楚，爭吵有什麼意義？他說要少爭論、不爭論，“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那個階段上就是因為避開了那種永遠誰也說服不了誰、永遠吵不出結果的很多爭論，才實質地推進了闖和試的進程。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也意識到，在當下有些爭論已是無法迴避的。像剛才我所舉的“消滅私有制”堂而皇之地擺在那兒，我們怎麼認識它？我認為就需要參加這種爭論，因為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以後，我認為可以運用商榷的這種方式。很遺憾，實話實說，我看到現在一些主流媒體，似乎都不願意進入這樣一種值得去做嚴肅爭論的領域。有些，是應該採取不爭論、少爭論的態度；有些，是應該在理論聯繫實際的情況之下鼓勵百家爭鳴式的嚴肅的學理商榷。
實際生活中，我還是覺得形勢比人強——一開始就說到了，現在有外部不期而至的壓力，我們別無選擇，可以變壓力為動力。中美關係大為緊張了，但在中國和平發展過程中並不是只有中美關係，一方面我們跟美國之間，它出招我們接招，博弈是不可迴避的，我們要在這方面儘可能掌握好鬥而不破，繼續通過雙邊博弈，在鬥而不破的過程中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爭取走出一個繼續推進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同時另一方面，我們應更開闊地發展多邊博弈，要更積極地和日本、和歐洲、和東南亞、和非洲、和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廣泛開展交流，作多邊的互動。這種堅定不移的擴大開放，實際上是會倒逼我們實質性的改革。當年入世，我印象很深刻，形勢比人強，決策者下決心，做了一定的磨合妥協之後，中國終於和美國談攏了，中國入世了。杜潤生老前輩跟著有個評論：入世“清理文件櫃”，這就是中國的變法。你清理文件櫃，原來很多法規看起來都是白紙黑字、要嚴格執行的，所謂法治社會里不可懷疑的，但一清理文件櫃，不能跟國際規則接軌的，通通取消，這就是倒逼的變法，變法就是求新，就是圖強。我們現在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過程中，已經看到中央明確地說要進一步大幅度降低關稅，要進一步擴大開放，金融領域裡要進一步放寬准入，這都會改變我們原來的法規。這種創新事項上，應該緊緊抓住擴大開放倒逼所形成的正面效應。
此外，我認為還有另一個角度：我們自己處理國內矛盾凸顯以後的糾結，要特別注重各個方面相對容易形成共識的事情——就是加強管理。比如財稅領域，中央現在強調全面績效管理，這個要求，實際生活中離不開預算的透明度提高、公眾參與。“60條”之後政治局首先審批通過財稅配套改革方案，是第一個關於部門的文件，其他各個部門的文件跟著來，那麼預算改革第一條是什麼？就是要進一步透明、公開，以利加強管理，優化全社會的監督。從中央開始，再到地方，政府除了像國防、外交極少數需要保密部門的信息之外，其他的部門預算信息統統掛在網絡上，接受全社會的監督，這叫加強管理吧？它實際上，給出的是公眾對政府履職相關信息的知情權，知情權後面跟著的，就是質詢權、建議權、監督權，這樣從加強管理切入的制度建設，實際上也就是要解決中國現在難以正面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融合問題。這些事情，我認為就是要抓住不放、要做好的實事，這種擴大開放的倒逼和我們加強管理角度上切入的、容易形成共識的制度建設，對潛移默化的配套改革是推進。此外，也還要匹配上繼續鼓勵必要的基層創新試錯。
我記得今年年初，大家在展望改革開放40週年如何紀念的時候，就注意到，習總書記主持的深改組會議，給出明確的主題：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再抓實。要從思想解放到改革的深化、攻堅克難，落到抓實上。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中央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前後的一些明確的指導精神，一定要落到抓實上。我感覺在抓實的這個方面，要援引前一階段中央文件裡再次強調的一個精神，就是允許改革有失誤，但不允許不改革。我在實際調研中，也跟很多同志探討這個事情，中央早有這個明確的態度，也有不少的地方，珠三角、長三角的領導同志，反覆強調過這個意思，也寫入過很多地方和部門的文件。實際生活中，怎麼貫徹這個精神？我們現在無庸諱言，存在一種偏差，就是大家都在講創新，但不講如何創新，特別是不講在我們自己的轄區、我們自己的行業、我們特定的領域裡，怎麼允許試錯。當下形式主義的一大表現，就是隻表態不動作，這樣最安全，一旦有動作，一個人如果說他改革意識比較強，願意做這種創新實驗的話，他實際的壓力就是一個人做事情，N個人監督。合規不合規？在合規過得去的情況下，實際生活中間那麼多錯綜複雜的矛盾，他的一舉一動哪個地方有偏差，會不會被人抓住小辮子，會不會抓住一個吃不了兜著走？現實問題都跟著來了。所以，很多一線同志的感覺，就是不敢動，動輒得咎。有這麼多的監督審計、巡視督察，成了一線同志說的實際工作局面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動作是最安全的，一動作就有不安全感。這決不是一箇中央所要求的氛圍，不是我們現在面對著中國經濟主要問題尋找突破方向時應該形成的一個社會環境。
所以，我結束髮言前比較概括地試著做一個小結。我自己的認識，是要在總體上把握規範性、注重合規的同時，掌握好創新必須給出的試錯的彈性空間。要在上下左右、方方面面更多凝聚改革共識的過程中，落實到怎麼樣貫徹中央所說的允許改革有失誤，但不允許不改革的精神，真正成為我們實際工作中推動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的一種動力，一種配套條件。資本市場、證券行業這方面，我注意到前面我們的會長髮言裡，非常清晰鮮明地體現了中央所要求的鼓勵創新、鼓勵在創新中去化解矛盾開創新局面的精神。我願意以上面這樣一個發言和可能還不夠成熟的看法，來和各位交流，來與大家共勉：為改革創新鼓與呼！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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